嵇康是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美男子。
《广陵散》原是东汉末年流行于广陵地区(即今安徽寿县境内)的民间乐曲,曾用琴、筝、笙、筑等乐器演奏,现仅存古琴曲。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操。乐曲来源的另一种解释则是根据聂政刺韩王的民间传说。据《琴操》中所载: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为韩王铸剑误期而被杀。为报父仇,聂政上泰山刻苦学琴十年。之后易容返韩,在王宫附近弹琴,高超的琴艺能使行人止步、牛马停蹄。韩王得悉后,十分好奇,就把他召进宫内演奏。聂政趁其不备,从琴腹抽出匕首刺死韩王。由上述两则故事看来,《广陵散》一曲的确渊源甚久。东汉末至三国时,《广陵散》已在流行。《广陵散》的主体旋律显得激昂、愤慨,全曲气魄深沉雄大,有粗犷、质朴之美,它以磅礴的气势、独特的风格、庞大的结构,表现了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受到人们的推崇。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广陵散》是和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此人就是“竹林七贤”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嵇康。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人。据说,嵇康的祖先姓奚,居于会稽上虞,为了躲避仇家,迁到了铚县,在铚县嵇山附近居住,取山名为姓氏。他是三国时曹魏文学家,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嵇康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美男子。《晋书》称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在文学、玄学、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对老庄之学特别有研究。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
嵇康是曹魏宗室姻亲,自然反对司马昭的篡权图谋。而正是这一根本立场,导致了司马氏集团对嵇康的忌恨和迫害。司马昭为了拉拢嵇康,打算让嵇康做官,就派自己的心腹干将钟会去拜访他。这个钟会出身贵族,能言善辩,但为人一般,嵇康很看不起他。当钟会来访时,嵇康正与自己的朋友向秀(“竹林七贤”之一)一起在大树下打铁,根本不理睬钟会。钟会站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无趣,就转身准备离开。这时,嵇康开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愤愤地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并从此与嵇康结下仇隙。回去以后,钟会向司马昭报告说:“嵇康是卧龙,千万不可起用。先生不必忧虑天下,好好考虑一下嵇康吧,这才是您要担心的。”这种评价最后置嵇康于死地。
不久,嵇康的好朋友吕安被陷害入狱。嵇康听说以后十分气愤,就到官府里慷慨陈词,试图证明吕安是无罪的。钟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就进谗言说:“昔日齐国杀了华士,鲁国杀了少正卯,都是因为这些人对当时的社会有害,所以圣贤的人消灭了他们。现在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不羁,攻击诋毁法典尊严,君王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存在的。所以,应该借着这个理由除掉他们,以使风俗教化更加淳朴。”
在嵇康要被斩首的消息传出之后,引起巨大的震动。很多人惋惜于嵇康的才华,想尽一切办法解救他。“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但这三千人的请愿也没有打动那些关注权势的贵族,没有被批准。在临刑的时候,嵇康神情自若,谈笑风生。让人取来他的琴,为前来给他送行的人弹奏一曲《广陵散》,并感叹说:“《广陵散》于今绝矣!”曲终弦断,嵇康慷慨赴死,面不改色,时年仅40岁。
嵇康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占一半以上。鲁迅先生对嵇康十分敬佩,在整理嵇康作品方面也下过很多功夫,曾于1924年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卷中。
从哲学传统上来说,嵇康继承了王弼以来的玄学传统,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念,认为“那被称为君子的,是内心不废弃是非,且行为不违背道义的人”。在此基础上,嵇康提出:“骄矜自大不存在于心里,所以能够超越伦理纲常,顺其自然、随心所欲;情感志趣不由欲望决定,所以能够审度贵贱并通晓事物的情理。”这种“发乎本心”的观念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声无哀乐”的观念主要集中在嵇康的文章《声无哀乐论》中。他从音乐鉴赏的角度,将“心”从“声”的制约与统奴中解放出来,从而在音乐鉴赏中获得主导地位。嵇康认为,听音乐的人心中原本就怀有或哀或乐的情感,人心中先有了哀乐,音声本身并无情感,它只起诱导和媒介的作用,使之表现出来。对于作曲者来讲,是心中先有了“哀乐”,然后将自己的这种情感融入到创作当中,通过音乐的创作手法,如:旋律、节奏、和声、音色等的运用向人们传递着其对自然界、对内心情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等的感受。而对于听者来讲则是由于听到音乐之后而产生了“哀乐”之情。这一见解是富有新意的。
智慧感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歌以咏志”一直是表达丰富感情的重要方式。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载歌载舞”也是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按照这些表现来看,“声”是寄托我们感情的重要媒介和依托,自然是有“哀乐”在的。
但仔细想想,嵇康的观点的确也不无道理。高兴也罢,悲伤也罢,都是那些“歌者”本身的感受。这种感受通过“鼓盆而歌”之类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的,只是这种感受,与那些音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音符就那么几种,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感受进行排列组合,才有了“大江东去”与“小桥流水”。仰天长啸的,可能是“来自北方的狼”,也可能是“穷途之哭”。“歌舞升平”,并不是音符的罪过。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感受,归因于音符本身,就好像一个国家的灭亡,不能归咎于靡靡之音本身一样。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喜怒哀乐爱恶欲,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反求诸己”,是我们解决很多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