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者和代表人物，主要学说有“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诗词以其气势恢弘的磅礴大气赢得人们的赞誉，上面两首词都是广为流传的名篇。但你知道为什么毛泽东将中国称为“赤县”、“神州”吗？要了解这一点，就要介绍一位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邹衍。

　　邹（《史记》写作“驺”）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阴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阴阳家，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它由‘阴’、‘阳’得名。在中国思想里，阴、阳是宇宙形成论的两个主要原则。中国人相信，阴阳的结合与互相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阴阳家对于中国思想的主要贡献，就是力求对自然物、事等只用自然力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就阴阳家所处的时代而言，其科学技术水平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程度，还无法证实其假说的科学性，但这些观念对于人们思想的解放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邹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他先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他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学者们给了他一个“谈天衍”的雅号。此后，他又游学列国。根据《史记》的记载，他到大梁的时候，惠王亲自到城外迎接，“执宾主之礼”；他到赵国的时候，平原君“侧行襒席”，以示尊敬；在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还建造学宫，安排邹衍讲学。燕昭王自己也坐在学生的位置上听课。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邹衍的学说受欢迎的程度，连司马迁都说：“邹衍先生游历在诸侯列国的时候，受到如此的尊崇，怎么能和孔子在陈蔡之间面如菜色的落魄，以及孟子困于齐梁的窘境相提并论呢！”

　　邹衍之所以如此受人欢迎，主要在于他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论证方式。他从黄帝推论“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渊博的知识的雄辩的论证成为吸引听众的主要原因。邹衍的著作已经失传，但他的学说在《史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将其学说概括为“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

　　“五德终始说”是邹衍的“天学”。所谓“五德”，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关于五行最早的真正可靠的记载，见于《尚书•洪范》。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洪范》的作者说到五行的时候，所想的仍然是实际的物，如水、火等，而不是以五者为名的抽象的力，如后人所讲的五行那样。”而邹衍将五行同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结合起来，将其视为对社会和历史发展具有支配作用的力量，如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为了证明这一点，邹衍将五德与历史相配，提出黄帝和尧舜时期得到土德势力，故兴盛；大禹得到木德，故胜土而夏代兴盛；商汤金德，故胜木而殷商兴盛；周为火德，故胜金而周代兴盛。这种推论与历史的发展进程一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还进一步把这种学说推及颜色、数字等方面，构成了完整、丰富的学说体系。很多国君在听了邹衍的学说之后，也慑于五德的威力，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有所约束，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后世的人们大都将邹衍作为五行说的始作俑者，大概就是从他的“五德终始说”的深远影响来说的。

　　“大九州说”是邹衍的“地学”。按照《史记》的记载，邹衍认为天下有九州，九州之间由“大瀛海”环绕分开，此为“大九州”。“大瀛海”之外，就是天了。在“大九州”的每一个州中，由“裨海”分成九州，此为“小九州”，州与州之间“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而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叫做“赤县神州”。“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针对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邹衍提出：“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我们通常说的“九州”，就是指大禹设定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幽州、雍州。邹衍用推演的方式，提出了远比“九州”更为广阔的地域概念，对于人们开阔眼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赤县、神州都被作为中国的代名词，被广泛使用。有时，我们也用“九州”指代中国，这是指大禹设定的“九州”说，与邹衍的“大九州说”不是一回事。

　　智慧感言

　　中国，这个神圣的称呼，经过了悠远的历史，蕴含了久远的发展。

　　《诗经•大雅•民劳》中写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是“中国”的字眼在古典籍中首次亮相，但这时的“中国”与“四方”相对，主要是指帝王所在的国都。“中国”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古代华夏族居住的

　　地方。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大约是4000多年前由汉族的祖先建立的。他们自称华夏族。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具体地理位置是指现在的河南省附近地区。他们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当时世界的中央，所以称为“中国”，也称为“中华”。后来华夏族、汉族的活动范围扩大到黄河中下游一带，这里也就被称为“中国”了。后来，魏国成立，其疆域不仅统辖黄河流域各省，还向南扩张到湖北、安徽、江苏北部，北到辽宁中部，偌大的疆土就都称为“中国”了。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这个词才开始专指我们国家的全部领土。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华夏等称呼，都曾经被用作中国的代称。

　　曾几何时，我们天真地认为“天圆地方”，而我们居“国之中央”。等到列强的坚船利炮惊醒我们“天朝大国”的美梦之后，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的“中央”，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边缘”。所以，我们逐渐学得聪明起来，用自己的努力与发展，让中国的名称名副其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中国智慧”，表现的只是这些杰出思想与我们的亲近感，而不包含要“统领万方”的自我膨胀，更不是“舍我其谁”的自我感觉。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中国智慧，先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