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之后，孟子对儒学的贡献最为显著。后人将他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将儒学称为“孔孟之道”。

　　在谈到环境对人的作用、对子女的教育等话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提起一个典故——孟母三迁。

　　战国时期的一天，一位母亲正在织布，她的儿子从外面跑进来，对着她就下跪，嘴里还振振有词地念叨着什么。她大吃一惊，就问儿子跟谁学的。“他们！”孩子指着门外的一群人说。外面，一群出丧的人正在经过。母亲叹了口气，说：“孩子，咱们还是搬家吧。”于是她就带着孩子从墓地附近搬到了闹市旁边。但她的儿子开始学习起生意人的吆喝来。她伤心地说：“这里也不是好地方！”她就又一次搬家。这一次，她搬到了学宫旁边。每天听着琅琅书声，看着老师学生谦恭礼让的样子，她的儿子也礼貌了很多。这位母亲感叹道：“这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

　　关于这位杰出的母亲，除了上面的典故外，还有“子不学，断机杼”等流传千古的教育佳话。在今天的山东邹城孟子故里，仍存有“孟母断机处”、“孟母三迁祠”等古迹，以纪念这位母亲，因为她就是用这种方法为后世培养出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人称“亚圣”的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天山东省邹城市东南)人。孟子早年丧父，是在母亲的呵护和教育下长大成人的。虽然家境并不好，但他的努力和勤奋造就了他的成功。根据《史记》的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但在孔子之后，孟子对儒学的贡献最为显著。后人将孟子称为“亚圣”，将他与孔子并称“孔孟”，将儒学称为“孔孟之道”，都是对孟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肯定。孟子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

　　孟子一生志向宏远，但屡屡碰壁，历尽波折也未能实现。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所谓的“仁政”和“王道”。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要实现长远的统治，必须“发政施仁”，“如果不耽误农时，粮食就会多得吃不完；如果不把过于细密的渔网放到湖泊里捕捞，鱼鳖就会多得吃不完；如果依时令上山采伐林木，木材就会多得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多得吃不完，木材多得用不完，那么百姓对生者养家糊口、死者办理丧事就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而这正是王道的开始。”“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可以想见，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君王会采纳这样的观点。根据《史记》的记载，孟子先是游说齐宣王，被拒绝之后，又去找梁惠王。而梁惠王认为孟子的观点有些迂腐，对于治理国家其实没什么用处。就当时的时局来说，秦国任用商鞅，用他的策略实现了富国强兵；楚国和魏国采用了吴起的策略，也战胜了对手；齐威王、齐宣王则重用孙子、田忌这样的人，让诸侯臣服。天下大势，是各诸侯国都忙于“合纵”或者“连横”的策略，把攻城略地作为自己首要的选择。这些与孟子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的现实状况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他的困窘处境。因为，在诸侯纷争的时代，“仁政”和“王道”根本行不通。让君王自觉约束自己，更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孟子之所以这样说，是与他对人性的根本看法联系在一起的。孟子主张人性善，认为“人性向善也，就和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本性的要求。人性没有不善的，就和水没有不往低处流一样”。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行不善之事呢？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是仁；羞恶之心，是义；恭敬之心，是礼；是非之心，是智。仁义礼智，都不是外力塑造的结果，而是我们内心固有的东西。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正因为如此，孟子将自己的学术使命定位为“求其放心”，就是帮助人们找到那已经被扔在一边的“善”的真心。

　　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对君子的认识。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我们的欲求有超过生命的，我们的恐惧有超过死亡的，不是圣贤的人才有这样的心境，每个人都有。但只有圣贤的人才能保持，使之不丧失。”因此，他提出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做人标准，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舍生而取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后世的人们所认同和推崇。

　　智慧感言

　　生命是宝贵的，但在有些时候，在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生命却被列入弃选项。为什么？

　　这倒让我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因为我们是生命体之外，还在于我们有自我意识，有关于“物”与“我”的观念。从生命体的意义来说，人与自然界并无根本的差异。很多时候，我们脆弱的生命，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显得那么渺小。但就人有意识这一点来说，是人真正值得骄傲的地方。用马克思的话说，最蹩脚的木匠和最精巧的蜜蜂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木匠的劳动是在脑子里预先形成的那个蓝图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意识，就是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如果非要给它一个称呼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的“文化性”。

　　“文化性”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自由、正义、权利、情感、意识、意志……凡是和人的存在相关的意识的东西及其产物，都可以归为“文化性”的东西。而每个人对这种“文化性”的追求，直接反映和决定了这个人的品位。有一句调侃的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一旦失去了对“文化性”的追求，人就不再是人了，而成为“行尸走兽”。

　　舍生取义，不是要人们轻视甚至漠视生命，而是告诫人们，有一种比人的生理性存在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成为人的根本标志——人的“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