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三年，从1949年到1952年，我沉醉在胜利与解放的凯歌里。共产党、解放军对于我好像是把握了神杖，到处点石成金、化悲为喜的神人。1948年年底，北京城里到处是恶臭的垃圾堆，苍蝇蚊虫在污物上乱飞，穷人的孩子在垃圾堆上用一种专门的粗铁丝钩刨土找物，希望能找出一点尚非全无用处的废品，例如煤核。（按：那时的北京人家里多半烧小煤球炉。有时煤球没有完全烧透，其核心部分还可以燃烧或制造再生煤球。）这样的事情与景象是一种天然的控诉。

　　国民党的市参议会，没完没了地讨论清理垃圾的事宜，参议员的发言炮声隆隆，只见垃圾堆越来越大，越来越臭，不见丝毫减少或减小。这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解放后，过了一两周，用解放军的大卡车，三四天工夫，把全部垃圾都运走，北京变得宽敞清洁明亮。

　　（现在的某些第三世界城市，例如印度的加尔各答，城市里仍然有腐臭的巨大的垃圾堆。想想吧，什么是有效的管理呢？）

　　国民党时候的物价，我知道有多么疯狂与不可思议。租房子的合约讲的是每月缴若干袋洋面（面粉），绝对不能讲法币或者金圆券。物价一天涨好几次。而一解放，群众对货币对经济生活的信心大增，1949年夏，鸡蛋曾经落到旧币一百元（折合新币一分）一枚至两枚。这也是胜利会自行增光的一例。

　　50年代初，北京修起了好几个影剧院，交道口影院、新街口影院、首都剧场、天桥剧场等都是那个时候呼啦一下子冒出来的。此外还有什刹海游泳场、什刹海体育馆，尤其是王府井百货大楼，让我感动得落泪。怎么共产党像变戏法一样一挥手一跺脚就变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北京来！

　　我至今记得1951年“十一”前夕，我看了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影片题名出自毛主席的批示。我学会了影片的主题歌曲《淮河两岸鲜花开》：

　　淮河两岸鲜花开，

　　胜利的歌声唱起来，

　　秋风吹来稻米香，

　　肥壮的谷穗迎风摆……

　　这首歌词曲都相当一般，但是我仍然欢乐陶醉。各种让年轻的男孩子听了心烦的靡靡之音，诸如白光、李丽华、白云、顾兰君的令人空虚扫兴的歌曲给耳朵听出了茧子以后，到处是军歌战歌红旗歌颂歌凯歌礼赞之歌，就好像从一间小黑屋里一下子走到了晴空万里、骄阳如火的原野里。我乐得发傻！

　　我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全文，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政府，一年当中做了这么多好事，有这么大的成绩、这么高的效率。当真啊当真，果然啊果然！

　　而一位党内的著名老人在报纸上著文说，比较解放前后，对比如白昼之于暗夜。

　　我坚信，我雀跃，我喜从心生，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人们将历史的发展规律把握到自己的手心里，我们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相信，我的此生，将看到社会主义战胜了取代了资本主义，普•弗•尤金博士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图景将成为中华大地上的现实。50年代初期，中国干部的学习材料是尤金的《论共产主义》。

　　极少数情况下，我也稍有困惑，美好的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明快、非常省事吗？我们的文艺生活感情生活从此就是这样的分明化与简单化吗？不再有伤感，不再有怨怼，不再有依恋，不再有迷惘，不再有“深悔蹉跎”，不再有“蔷薇蔷薇处处开”，不再有“天涯海角觅知音”（以上引号内的字都是过去唱过的旧歌词）。我甚至由于一次不自觉地哼哼了“处处开”的调子受到领导的教诲，领导指出，我的流行歌曲调子像是从重庆的防空洞里吹出来的。防空洞云云，语出毛主席的整风报告。

　　斗争与胜利最能赢得欢呼了。在万里晴空下，党喜欢讲一句话：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党曾经打出一面旗帜：反恶霸。天桥那边揪出一个“南霸天”，妓院里揪出一个“西门庆”，商行里揪出一个“两头硬”，甚至小贩里也稀里糊涂地出来了一个二流子，曾经将一个特务头子拜了干爹……具体情节与称谓我已记不清晰，但是社会上总会有些强梁之士、霸道之士、奢靡纵欲之士、拔尖冒顶之士、通吃（到哪儿都吃得开）之士，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屡屡被共产党抓起来枪毙了。于是一片欢呼，比给金腰带拳击选手欢呼的分贝高得多。老子讲的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共产党讲的是你横我比你更横，共产党专拣硬的富的高阶的厉害的砸，毙有余以欢不足，为弱势贫民出了多少鸟气，于是威信大增，声名大噪。

　　后来，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0月，再进一步，掌权后的阶级斗争发展为空前绝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列为三大革命运动。镇压指标是人口的0.5%到1%，按当时的5亿人口计算，这个数字就是25万或50万人。这个数量今天看来未免吓人。但有前辈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不镇压反动派是不可能的。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讲到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都强调是由于他们没有坚决地镇压反革命。姚文元的笔记也写有“巩固政权、杀人”的字样，而林彪强调的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一面是歌舞升平，欢呼赞颂，一面是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才叫天翻地覆，这才令人镇服！

　　我当时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尚未召开过团代会，所以没有产生正式的团委，只叫工委）工作，任中学部长。我听过有关报告，报告中屡次提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说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这后半句话，即杀了（可杀可不杀的人）是犯错误，是当时刚刚召开的公安工作会议的新的精神，说明了“镇反”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已经不是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的阶段。当然，原来我也没有听说过有可杀可不杀的一律杀掉的指示。大张旗鼓，这四个字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我在团市委开会的时候，听到我的直接领导讲，除了共产党，谁能这样大喊大叫地杀人？他是赞叹，也是震惊。

　　报纸上公布了被杀的反革命的名单，只有一个人名令我的心一动：管翼贤。他是日伪时期在北平发行量极大的《小实报》的总编辑。该报很有可读性，我小小年纪也对该报上的八卦颇有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某被国民政府所逮捕，未作出司法判决，最后干脆由人民政府将他枪毙了。他的被镇压，其实是国共合作的果实。我当时心动，是觉得那只是一张小报而已。我不了解此人，也与之毫无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