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革命行吗？”的呼号声犹在耳。好的，让我们大家都来革命吧。更困难的问题摆在历史面前：怎么革命？如果革命失败了，尤其是如果革命胜利了，底下的事情怎么办？革完了命就能万事大吉吗？庄严地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不断回顾革命的伟大、悲壮、艰苦卓绝，增加革命党人的自信，增加老百姓对于胜利者的崇敬信服，对于结束乱局、写出新篇章可能是必要的与有益的，显然又是远远不够的，太不够哩。

　　让我们先从旧中国的覆亡说起。

　　1949年的胜利，超出了一切人的预计，这里有七大定理：

　　一是胜利者的增光定理，胜利的燎原定理，胜利者如有天助定理。越是胜利越会延伸与扩张其胜势，攻陷几个据点会变成长驱直入，敌方的一人起义会带动一千人一万人投诚。歌声会激起笑声，欢呼会收获雷鸣般的回响，英雄主义会传播英雄主义，信赖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革命的几个浪头会掀起真正翻天覆地的地震与海啸。列宁在创建《火星报》时的题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壮哉，危殆哉！

　　二是霉头定理，或曰兵败如山倒定理、大势已去谁也没辙定理，或曰落井下石定理。蒋与他的伙计们，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关键是他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提不出什么设计乃至说法来。难矣哉，你手握大权，还要讲得响亮，想得超前，做得漂亮，拿出两手好活，说到做到，令人信服。此时蒋方面之不争气、无能令人咋舌。在气势恢弘的共产党人面前，国民党干脆失语了。共产党的说法是和平、民主、联合政府、土地改革、反帝反封建，是成龙配套的崭新的意识形态。而国民党讲的是剿匪，恰恰是自高自大、高高在上、蛮横粗糙的剿匪之说，不打自招地承担了发动内战的责任，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国民党的理念部分，也都是陈词滥调，空洞无物，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智仁勇之类，哪里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突破旧的生产关系，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对手！被革命反革命的集团是有气无力、踯躅嗫嚅的晚期病号姿态。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热烈、激昂、新锐，我要说，是充满着青春气息，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性、勇猛性、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大喊大叫的强势成为鲜明的对比。国民党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霉头已经触定了。

　　顺便说一下，落井下石不见得仅仅是人性弱点的一种表现。落井下石，其实是历史的性格、政治的铁律、群众的必然趋势；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一个证明。你老蒋不是倒霉了吗，干脆请你完蛋。一人一口吐沫，你最肮脏；一人一锹黄土，你被活埋深深。一个政权穷途末路，尤其是一个阶级一个圈子病入膏肓，你不干脆将它彻底火葬，难道还让它半死不活地苟延残喘？那不是只能延长历史的阵痛？只能延长外科手术给国土与人民造成的伤害？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我们能说大自然的丛林法则是不道德的吗？当然，这要看是春秋大义还是一时的浮沉。在春秋大义的问题上，没有人有权利质疑傅作义将军的起义，也未必可以嘲笑杜聿明将军的被俘或某某某的被击毙。而如果你是在“反右”或者“文革”中，针对某个个人的一时处境搞落井下石，你必然会成为人人不齿的人渣。

　　第三个定理是人心稀里哗啦定理与人心变实力、实力变人心定理。还可以称之为人心骤变定理、人心与实力互变定理。卡扎菲可以充当利比亚独裁者四十多年，也可以在几个月或几天内、几小时内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最后也都变成了人和。项羽与刘邦打，项羽似乎一直占先，而刘邦却能积败为胜，搞成个四面楚歌。人心人心，宛如神意——天意。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半段是人心变实力，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包括意识形态都增加了革命的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苏联与各国共产党人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全世界左翼思潮飘红。长期处于压制与匮乏，人民急切、愤懑，充满着对翻天覆地的变革的期盼的中国，只能选择大勇大斗，准备对旧中国下猛药、动大手术的共产党。只消看一个东西，左翼文艺的声势大大超过了非左翼的声势。老解放区的歌唱家特别骄傲于他们的唱“红歌”（那时候的红歌是界限分明、含义明朗的）对于聚拢人心、激发革命意志的贡献。而蒋方面，几乎无歌可唱。到了一定程度，例如1947年、1948年，战争进入了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实力已经不弱于蒋方面，实力反过来又争夺了民心，解放军的每个胜仗都为自己争取了拥护者。这叫做出现了咸与革命的局面。实力一旦进入占优势的民心，民心就稀里哗啦地变成祖国山河一片红了。然后噼里啪啦，国民党政权呈现出分崩离析，人民革命的前进变成了摧枯拉朽的新局面。解放前夕，国统区的报纸在报道战场上的胜败的时候，常说解放军方面采取的是人海战术，好啊，共产党早就说过，靠的是群众，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蒋方面为什么不想一想，人海硬是冒着枪林弹雨往共产党方面靠拢，为共产党效命，这是为什么？

　　派生出来的第四个定理是亿万百姓的起初的旁观角色与角色的可塑性定理。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人与左翼人士是真心诚意地宣传革命方面的主张，但他们并不占人口中的多数。人口中的多数是什么情况呢？甚至包括蒋方面的大量公务人员、军警人员，直到中上层人员与“党国要人”，多数摆出的是旁观——最好也不过是——当差、奉命的架势。在旧中国，不咒骂政府的百姓已经是大大的“良民”了。蒋方面的大权在握、重兵在握、美援在握、金条在握，反而使他们脱离了民心，失去了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理念的发言权。旧中国的国家机器队伍，最多最“好”也是只有听喝，只有有令不得不行，根本没有自己的是非与立场，更不要说自己的可以以生命殉之的理想与原则了。

　　于是，第五个定理是量变变成了质变、小胜变成了所向披靡、小败变成了一朝瓦解的规律。1949年对于人民来说，乃至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大大提前了的胜利，是克服了停滞的惯性的飞奔，是大家使历史变成了狂欢，胜利变成了凯歌秀，足球赛变成了二十八比零的破天荒大捷：多数百姓其实是不上场的看客，能不热泪盈眶，能不欢呼胜队？能不向失败者扔香蕉皮与易拉罐？能不向胜利者山呼万岁？

　　第六个定理是理想主义帮助革命、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常常是在革命者在无权者方面定理。很简单，你掌了权，人民要的是政绩，你的政绩纪录堪称千疮百孔。人民要的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一个掌权的大佬，最容易犯下的失误就是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好做得没有那么好。掌权者反而较易丧失威严与公信力。革命者们呢，你没有权，人民要的是你的主张，你的主张美轮美奂，你的决心比天高，你的艰苦朴素的榜样当然不是执政者能够望其项背的，尤其是你的牺牲精神与烈士纪录从而产生的悲情与壮烈的形象，大大帮助了你去获得民心。

　　第七个定理：批判者的意识形态调门越高，就越能给执政者以打击。而执政者的调门越高，往往越是给自己将军。例如，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要地到处写着“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北京市张自忠路上就有这样的口号，我多次从那个牌子下经过。报刊上却全是对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的腐败事迹报道，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让人感到国民党当真是人所不齿。还有武汉，在一次有美军军官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参加的舞会上，突然停电，美国人趁机猥亵直到强奸与会要人的妻女。看完这样的“新闻”，再看看宪兵队大门口的正气呀完人呀等说法，你能不气破肚皮笑破肠腹吗？

　　……新中国的缔造者与拓荒者和他们的接班者们啊，我是爱你们的，咱们可要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中汲取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