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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天下未定，尤其是王世充势力正盛，是摆在唐军面前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就在这个当口，突然有一个名叫吉善行的樵夫辗转向皇帝奏报，说自己在浮山县的羊角山上砍柴时，见到一位骑白马、着素衣的老人，自称是皇帝的祖先太上老君。太上老君请樵夫转告皇帝，说今年可平王世充，此战之后就可以定鼎中原、长保天下。

　　太上老君的预言当然是会成真的。于是，唐高祖李渊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改羊角山为神角山，在山上营建道观，题名兴唐观，观内塑太上老君像，还封吉善行为朝散大夫，赐御袍、束帛，让他主持宗祠祭祀。从此以后，李唐皇室自认为是老子后裔，崇道教为国教。

　　李唐皇室尊奉道教，原本不过是利用道教巩固政权而已，殊不料当道教真的勃兴起来，皇室却抵挡不住那些辟谷修仙、灵丹祛病的诱惑，以至于一代代皇帝接连被道士的金丹毒死，甚至连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也不例外。

　　及至武则天变唐为周，为了和李唐撇清关系，树立自己的威信，开始推尊佛教，贬抑道教，道教的声势这才为之一挫。但是等到李唐复兴，唐玄宗为了和武周撇清关系，再度推尊道教，贬抑佛教，甚至变本加厉地尊崇老子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称其为李姓皇族的大圣祖，再将长安的玄元皇帝庙改称太清宫，将洛阳的玄元皇帝庙改称太微宫，将地方州县的玄元皇帝庙统改称紫极宫。从此以后，“宫”从帝王居所的专用称谓，变成了道教殿宇也可以享用的名号，这个至尊无上的政治待遇是佛教始终不曾享受的。

　　唐代是佛教与道教争奇斗艳的年代，道教之所以占上风，除了政治优势之外，还因为道教比佛教更为务实。

　　佛教力图通过修行使人摆脱生死轮回之苦，但六道轮回究竟是不是真的，修行之后是否真能获得解脱，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说法至少在今生今世是无法检验的；而道教的符箓祛邪、丹砂续命、白日飞仙等，都是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士的神通法术也并不介意展现在世人面前。高明的道士从来不讲什么“信则灵”或者“先信后理解”，恰恰相反，他们任凭那些心存疑虑的人前来试探自己。

　　譬如张果，也就是八仙传说中的张果老，就是这样的一位高人。他曾被唐玄宗邀请到皇宫小住，这位唐玄宗虽然推尊道教，但绝非什么愚夫愚妇。即位之初，唐玄宗不仅认真钻研道教理论，还多方探访神仙丹药传闻的真伪，因此渐渐生出了怀疑。于是他决定趁着近水楼台之机，试探试探张果是否真的有传说中的神仙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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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宗身边有一位名叫邢和璞的占卜奇人，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他占算张果，他却茫茫然连张果的年纪都推算不出。还有一位奇人叫师夜光，善视鬼，玄宗安排他和张果坐在一起，令他检视张果，师夜光却茫然反问道：“张果安在？”玄宗听说饮奇苦堇汁而不觉苦的人才是真正的奇士，于是就以堇汁宴请张果。张果连饮三卮，醺然如醉，只说了一句“非佳酒也”就去睡了。醒来之后，张果取来镜子，看到牙齿全变成了焦黑色，便命左右取铁如意来，将牙齿尽数敲下，藏入衣带。然后，张果从怀中取出一种微红色的仙药，敷在牙龈上，等再次睡醒之后，竟然重新长出了两排牙齿，粲然洁白，玄宗这才信以为真。

　　这些事并非野史怪谈，而是被正正经经记载在官修正史《旧唐书》里。至于这究竟说明了张果真的身怀神仙之术，还是只说明了有这样一个诈骗团伙合谋诓骗玄宗，又或者同道中人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些心照不宣的关照，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玄宗开始真诚地信奉道教，而流风所及，上至皇族贵戚，下至庶民百姓，对道教的狂热一发而不可收拾。

　　表达真诚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最被世人认可的方式就是献身。

　　如果你肯为爱侣献身，说明你的爱是绝对的真爱；如果你肯为信仰献身，说明你的信仰再无半点虚假和狐疑。如果你真的信仰道教，那么出家入道就是再合情理不过的选择。如果李唐皇室真的推尊道教，那么尽管皇帝不便出家，皇室成员总该为世人做一点真诚的表率吧？

　　所以唐代常有出家入道的公主，最著名的就是唐玄宗的同母妹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玉真公主甚至曾想嫁给张果，唐玄宗也同意了这桩婚事，无奈张果执意拒绝，玄宗最终也没有逼婚。当然，玉真公主并非对张果动了任何男女之情，而是由衷地向道心切，她真诚地想把一生都奉献给道教，从青春到迟暮，无怨无悔。

　　所以，玉真公主要离开富丽堂皇的帝王宫殿，到山中寻觅一处可以潜心修道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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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的修为不像佛教那么虚无缥缈，而是人们在今生今世就有机会目睹之、检验之。灵丹妙药的确治好了一些疑难杂症，符箓咒水的确也起到过扶正祛邪之功。当然，这一切也许只是今天所谓的安慰剂效应，但古人真的相信。然而像白日飞升这样的奇迹，道教修行的终极目标，难道也被人证实过吗？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节度使韦皋上奏朝廷，说自己治下有女道士谢自然白日飞升，成仙而去。后来朝廷下诏褒奖，封谢自然为东极真人。

　　这件奇事在当时传布极广，韩愈写诗述其事，说那一天谢自然“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就这么冉冉升仙而去，引起万人惊叹。韩愈一生以捍卫儒学、排斥佛老而闻名，但就连这样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也只是批评谢自然“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也就是说她不肯好好做人，偏要变为异物），却一点都没有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

　　谢自然能够白日飞升，唐人觉得并不稀奇，因为名师出高徒，谢自然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承祯。

　　有唐一代，最耀眼的道士无疑是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乃茅山宗第四代传人，风头之劲无人能及，连李白都是他的再传弟子，毕生都以年轻时受过师公的奖掖为荣。唐玄宗对司马承祯备极恩宠，许他到王屋山自选形胜之地筑坛定居。司马承祯的定居之所后来被道教称为小有清虚之天，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后来玉真公主追随司马承祯，将自己的清修之地选在了王屋山的支脉玉阳山上。

　　王屋山和玉阳山相隔甚近，两山和东都洛阳的距离也不很远，兼之司马承祯和玉真公主地位尊崇，所以两山虽是清修之地，但仍然可以对朝廷发生一些影响。譬如李白，他真的入过道籍，之所以能够进入翰林院，就是因为走了玉真公主的关系。所以，对于热衷功名的士子来说，修道不失为一种铺设人脉的手段，至少在尊崇道教的唐代，有一段修道经历可以使自己的简历光鲜动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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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物的一举一动总会牵连广远，公主修道当然不会只是她一个人的事情。

　　公主修道，是举国震动的大事件，除了要大兴土木营建宫观之外，更要有大批宫女随侍左右，而这些宫女无论情愿与否，都无力拒绝追随公主入道的殊荣。当玉真公主以高龄仙去之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有一次经过她留下的道观影殿，写诗记录当时的场景说：“夕照临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几十年前在皇宫里轻歌曼舞的女子们，就在这清修之地消磨掉大好青春，不知道诵经炼丹的生活是否让她们彻底丧失了对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渴望，亦不知她们当中究竟有谁终于修成了神仙？

　　诗人张籍有一次也从玉真公主的道观外走过，他似乎对观内的女冠们产生了某种兴趣，但最终感慨说：“院中仙女修香火，不许闲人入看花。”其实，这只是诗人的矜持与自制，女冠们的心中未必真的不许。

　　有唐一代不断有公主入道，而随着公主进入道观的，有菱花镜、鸳鸯锦，有螺子黛、苏合香，有双蝶发钗、白玉梳背，还有飞扬的青春与生活热情。道观渐渐成为奢华而风雅的场所，清规戒律终归敌不过青春的躁动。于是，从盛唐至晚唐，道冠和女冠的形象在世人心中渐渐地复杂、暧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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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士子为了温习举业，总喜欢去寻某个与世隔绝、清净平和的所在，道观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走进道观的目的也不尽是温习举业，有时也会诵经修仙——或者出于真诚，或者仅仅为了打通某种人脉。

　　少年李商隐一边佣书贩舂，一边跟随李处士学习五经，转眼间已经有几个年头了。经过多年努力，此时，他有了一些积蓄，可以暂时甩开生计，专心准备应举了。

　　这大概是太和初年的事情，不知道究竟怀着怎样的打算，已是十六七岁的李商隐只身走进了玉阳山，觅一处道观住了下来，半是温书，半是修仙。玉阳山的道观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当年为玉真公主所建。此时，男道士与女道士分馆而居，各自修炼神仙秘术，在诵经之余偷偷地渴慕着墙外的彼此。禁欲色彩和浪漫色彩就这么半明半暗地混搭在一起，给整座玉阳山笼上了一种怪诞的气氛。

　　很多人猜测，李商隐在玉阳山上发生过某种无法避免的爱情故事。为了证实这些故事，他们不辞辛苦地在李商隐女冠题材的诗歌里搜索着蛛丝马迹。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条线索可以向我们证明李商隐和女冠的爱情，所有绘声绘色的传说都只是不负责任的猜测罢了。但是，李商隐在玉阳山那段为时不短的生活，确实不失为他一生中极重要的、燃烧着梦幻华彩的一环。

　　6

　　大道谅无外，会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己莫问邻。

　　蒨璨玉琳华，翱翔九真君。戏掷万里火，聊召六甲旬。

　　瑶简被灵诰，持符开七门。金铃摄群魔，绛节何兟兟。

　　吟弄东海若，笑倚扶桑春。三山诚迥视，九州扬一尘。

　　我本玄元胄，禀华由上津。中迷鬼道乐，沉为下土民。

　　托质属太阴，炼形复为人。誓将覆宫泽，安此真与神。

　　龟山有慰荐，南真为弥纶。玉管会玄圃，火枣承天姻。

　　科车遏故气，侍香传灵氛。飘飖被青霓，婀娜佩紫纹。

　　林洞何其微，下仙不与群。丹泥因未控，万劫犹逡巡。

　　荆芜既以薙，舟壑永无湮。相期保妙命，腾景侍帝宸。

　　——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

　　这首诗题为《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无论是诗题还是内容，普通人都是完全看不懂的。不只是今天的普通人，即便是唐代精熟举业的士子们，能看懂这首诗的人也不是很多。原因无他，这首诗如同一篇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只有业内同行才能欣赏。这些业内同行，也就是诗题中所谓的同志，即玉阳山上志同道合的修道伙伴。

　　道教将正月初七、七月初七、十月初五这三天称为三会日，每当其日，道观里的三大长老要对观内的所有修道者考核功过，修道者则要行斋戒、受符箓，还要入静朝礼。如果三会日恰逢道教忌讳的戊辰、戊戌、戊寅，那么朝礼的仪式就会免去。

　　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三会日遇到了戊辰日，所以只入静而不朝礼。李商隐在入静结束之后神清气爽，恍惚中颇有登仙之想，所以写了这首诗与同道共勉，这便是诗题中“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一语的来由。

　　这首诗通篇充满了道典掌故和道教修真的专业术语，说明李商隐对修道确实下过一番不小的功夫。而真诚的修道者一定会讥讽李商隐买椟还珠，因为他在通晓了无数的道教要典之后，竟然仅仅汲取了其中的传奇、辞章与浪漫奇幻的文学风骨，打造出专属于他的凄迷梦幻的诗风，却在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泯灭了对炼丹和修仙的信仰和信心。

　　这也难怪，李商隐毕竟不是一个修道的坯子。修道的人必须忘情，而李商隐偏偏最是深情。《世说新语》有一则著名的掌故，是说“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恰逢丧子，悲痛到了无法自制的地步。山简见状出言安慰道：“不过死个小孩子，何至于伤心成这样！”王戎说：“圣人能够忘情，下等人没有感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认为这话很在理，便也跟着悲伤起来。

　　山简试图成为忘情的圣人，但被王戎一番话说动，便甘心做回了被情感左右的凡人。然而修道总该忘情，正如《列子》里一则故事讲的：魏国有一个叫东门吴的人，儿子死了却不难过。相国非常不解：“您对儿子的爱堪称天下第一，如今儿子死了，您却一点都不难过，这是为什么呢？”东门吴说：“以前我没有儿子的时候没觉得难过，如今儿子死了，岂不是和当初没儿子的时候一样吗，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如果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么，人的生死岂不也是一样的吗？《庄子》讲，人在降生之前既无生机，亦无形体，死后则生机消亡、形体毁散，不就是像春去秋来、季节更替一样吗？不就是回到未生之前的那个状态吗？这样一想，人又何必留恋生命、畏惧死亡呢？

　　李商隐后来在为岳父大人撰写的一篇祭文里就提到过《庄子》的这番哲理：哪怕是春去秋来、季节更替，人也会伤春悲秋、感慨莫名，何况是一个人永诀于尘世呢？如果人真的可以达观到忘情的地步，又怎么配成为万物之灵呢？

　　李商隐是一个天生敏感细腻、情感异常充沛的人，看鱼觉得鱼在微笑，听风觉得风在吟咏，即便只与顽石瓦片相处，亦能生出无限感动；若是遇着春花秋月，简直就要写下连篇情书来……这样的人，不愿忘情，也无法忘情。在玉阳山的那段日子里，他从那个本该忘情而无情的世界里偏偏看到了无限的多情。

　　中国古代，男人感情丰富常被视作没有出息。《世说新语》将某些夫妻恩爱情意笃深的故事归到“惑溺”一门中，便是这种观点的明证。

　　而曹雪芹却在《红楼梦》中塑造了古代中国最多情的人物贾宝玉，并由警幻仙子之口，为多情者做了一次振聋发聩的辩护：“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