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首倡以古文对抗骈文，理由是骈文容易使人对文章的形式美倾注过多的精力，以至于牺牲内容以迎合形式。譬如，你想写一首七言律诗来抒情，某句话你必须用八个字才能说清，但严格的形式使你无论如何都要删掉一个字才行，意思就被损害了；再譬如，你明明写到迤逦的绿水已觉意尽，已觉恰到好处，但对仗的规矩要求你必须连带着把峻峭的青山也写了，意思同样也被损害了。

　　少年李商隐沉迷于《左传》和《庄子》之中，同时深爱韩愈的文章，而他的老师李处士恰恰又是古文运动的忠实拥趸，毕生只写古文，不沾骈体。自然而然地，李商隐爱古文远甚于爱骈文。文学天赋极高的他，仅用几年时间，便写得一手出色的古文。多年之后，他在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时回忆少年往事，还喜滋滋地说起自己在十六岁那年就写成了《才论》和《圣论》，以古文造诣受到长辈们的赏识。

　　《才论》和《圣论》今已不传，李商隐的古文才华我们如今只能在极有限的几篇文章里领略一二。《柳枝诗序》就是其中之一，记述了诗人年轻时和洛阳少女柳枝传奇般相遇而又痛失的故事，文字颇有几分韩愈的神髓。

　　遗憾的是，朴拙大气的古文在李商隐一生的写作中只如昙花之一现、惊鸿之一瞥，如今我们在厚厚几大册的李商隐文集里只看到连篇累牍的骈文。成年之后的他，必须背弃自己早年的教育与喜好，改弦更张写骈文以谋求生存，一如浑金璞玉被雕琢、被打磨，被世俗的铅华肆意沾染。

　　他毕竟天资过人，从古文天才蜕变为骈文名家，这之间并不曾花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当我们今天读着他的文集，那骈文写得越好，越发感到那蜕变背后的隐隐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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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华采和质实，是一对相反的概念。要做一个合格的君子，就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就文章而论，形式之美不可以压过内容之美，反之亦然。这就像一个人的穿衣打扮，既不可以不修边幅，也不可以让衣服压过人——很多人都在这两类偏颇中非此即彼，后者的情形显然比前者要多。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整个唐代，不仅华美的骈文压倒了质朴的古文，华美的今体诗同样压倒了质朴的古体诗。

　　所谓今体诗，顾名思义就是新诗，对唐人而言的新诗。在诗歌史上，唐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捩点，汉魏时代的那种粗手大脚的诗歌形式被格律谨严、对仗工巧、音色经过细腻雕琢的新的诗歌形式彻底压倒。这个转变是从初唐便开始的，所谓“初唐四杰”的诗歌成就，并不在于他们真的把诗歌写得多好，而在于今体诗是在他们手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使有唐一代的诗歌大势从他们所打开的门径里一泻千里。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所写的“当时体”一度遭受过轻薄之讥，杜甫之所以会为他们鸣不平，是因为杜甫本人就是写今体诗的大师，对今体诗的初期遭遇特别理解和同情。

　　而在唐诗的两大宗师巨擘里，李白一生都在写古体诗，只是偶尔才写一下今体诗。正是两位大诗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脾气造就了彼此的不同选择：写古体诗不受什么束缚，所以才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只要兴之所至，诗句就可以信手拈来，一泻千里；写今体诗正如闻一多所谓是“戴着镣铐跳舞”，所以杜甫写诗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句是慢慢打磨、锤炼出来的。

　　古体诗偏于“质”（内容），今体诗偏于“文”（形式）。古体诗虽然音律不够铿锵，辞采不够华美，但独有一种古朴浑拙之美，与上古风格也最接近。所以在古代文人眼里，单以诗歌风格的高下而论，总觉得古体诗毕竟胜今体诗一筹。我们看《唐诗三百首》的编辑体例，古体诗就是排在今体诗之前的。

　　所以，即便在唐代，即便在今体诗最流行的时期，也有一些人顽固地守卫着古体诗的世界，追求遗世独立的高古之风。不难想见，李处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仅在文章上只写古文而不写骈文，写诗也是只写古体而拒绝今体。因此，李商隐最早接触到的诗歌教育，亦是以高古之风为贵的。

　　在所有的古体诗里，李商隐最爱鬼才李贺的作品。李贺的诗写得光怪陆离，带着三分仙气、七分鬼气，就是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李商隐早年的诗里，譬如本书楔子里介绍过的《燕台四首》，就很有一点李贺的味道。但是，李商隐毕竟是一个渴望入世亦必须入世的人，而为了入世，他就必须改变自我以迎合主流的社会风尚。他必须忘记古体诗，必须投身于今体诗的世界里，用流行的腔调和他必须去交往的人相交往。

　　他成功地改变了自己。今天，在他传世的所有诗作里，最为脍炙人口的那些篇章，清一色全是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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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在今天仅仅是一种文学性语言，而在唐代，它还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语言。

　　是的，进士科的考试要考诗歌，士大夫阶层的人际交往需要诗歌酬唱，在长官安排的酒筵上也需要有诗歌来助兴，帝国出现了祥瑞更需要有诗歌来歌功颂德。尤其在人际交往的环节上，诗歌堪称最理想的婉语，诸如请托、投靠、拒绝……所有不方便直接说出口的话语都可以在诗歌的包装下变猥琐为优雅，变唐突为妥善。

　　所以，只要你有入世之心，诗歌技巧就必须好好掌握。诗歌不再是私人趣味，而成为公共语言当中的一环。诗歌既然属于公共语言，自然需要迎合公共的风尚。这，就是李商隐必须弃古体诗而改写今体诗的原因。

　　李商隐不是李白，他没有李白那种可以恃才傲物、睥睨天下的经济资本，更缺乏与之相应的脾气性格。他只能谨小慎微地，在底层世界的泥泞里踮起脚，辛苦地向上张望，希望能一点点地挤回李氏门庭曾经属于过的那个阶层。

　　他的一生，的确都在这样艰难地努力着。但是，任他如何练习妥协，任他如何了解背叛，童年与少年时养成的性格终归是骨血里的东西。正如一个人纵使一辈子都在矮檐下行走，他的脊椎与颈椎也永远不会失去挺拔的天性。对于李商隐来说，在自己还没有成长到学会选择与防御的年龄时，老师李处士那孤高耿介、遗世独立的气质，以及一生不弃的理想主义，已经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自己。

　　而李商隐将来的悲剧就在于，他必须以一个出世的灵魂，去做一个入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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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的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规矩是绝对不能松动的。因为这正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禽兽完全遵循天性行事，而人类懂得道德廉耻，懂得以礼自防。

　　所以，自由恋爱在古人看来实在是一种无耻的行径。司马相如以琴声撩拨卓文君的芳心，完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私奔之旅，这种事情只有今人会为之赞叹，并口口声声大呼浪漫；在古人看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堪称寡廉鲜耻、伤风败俗。

　　白居易曾写过一首《井底引银瓶》，流传甚广。白先生坦言写作此诗的目的就是为了“止淫奔也”，全篇以私奔女的视角写就，诗末痛心疾首道：“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翻译过来就是：家乡父母健在，亲情满满，这样温馨的家我却回不去了，因为曾经私奔，即使我现在无处可去，我又怎有颜面回家去？就因为你一时的欢情，我一辈子都给耽误了。痴情的小女子们，且谨慎些吧，不要轻易以身相许、随人私奔。这首诗充分证明，时人对自由恋爱并不那么赞许。

　　在古代，如果你深深爱上了一个女人，如果你不可救药地想要追求这个女人，你一定要征求父母的批准，然后由父母出面委派媒人，由媒人撮合你们的婚事。因为在求婚的时候，你总要讲出自己有哪些好处，但自己总不方便自夸；父母夸自己的儿子也不可取，至少对于外人来说是毫无说服力的；只有媒人，有着中立的立场，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讲你的诸般好处，这些话如果你有机会亲耳听到，一定会觉得无地自容。

　　所以，提亲之类的事情你切切不可亲自出面、亲力亲为。若你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人讥为“自媒”，顾名思义，就是自己为自己做媒。

　　孟子讲过：男人天生就需要女人，女人天生也需要男人，但如果只顾着遵循天性，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私定终身、逾墙相从，那么父母和国人都会轻贱他们。同理，古代的君子都有急切的出仕之心，但再急也会遵循正道来求仕，如果求仕却不由其道，那就和男女私定终身一样了，会被所有人看不起的。

　　所以，在传统的儒家观念里，求婚的“自媒”和求仕的“自媒”都是同样性质的事情，同样卑劣，同样有失尊严。只有当你希望能在某位老师门下学习的时候，你才可以“自媒”，即亲自拜访老师——这是一种放低姿态、自我贬损的表示，而不可以派人去请老师过来教你。《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说的就是这个规矩。

　　在婚姻和仕宦的问题上，自媒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极佳的心理素质，自尊心稍强的人就做不来这些事情。然而，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有点特殊，它虽然一般无二地秉持着儒家传统，但帝国上下总是洋溢着一股进取的力量，越是个性张扬、不惮于自我推销的人，在这个时代里越吃得开。而所谓个性张扬，所谓自我推销，归根结底都是自媒。

　　唐代的著名诗人里不乏自媒的高手。李白向韩朝宗自我推荐，吹捧对方说“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夸赞自己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在今天看来实属肉麻至极。杜甫到长安求仕，不断写诗投赠王公显贵，甚至在诗中还拜托京兆尹鲜于仲通帮自己走通巨奸杨国忠的门路，一天天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日子。

　　之所以这种“斯文扫地”的事情会成为有唐一代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代干谒者不认为干谒是在谋求一己私利，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避免国家流失人才，才主动跳出来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让唐帝国发展提速，请快些重用我”的。杜甫在献给韦左丞的干谒诗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张楚的自信不输杜甫，他说“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将两位大诗人的话大致翻译成现代文，杜甫说的是“我才华出众，所以一定要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张楚说的是“我的聪明才干，必须在关键职位上发挥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让普通人去做吧”。干谒者之所以干谒，是因为他们笃定自己能为唐王朝添砖加瓦；如果他们有才干却不能身居要职，这是帝国的巨大损失。

　　所以唐才子们奔走八方，告诉许多人，自己有多么优秀；他们将自己的才华展现给那些有力量与资源的人，希求通过那些力量与资源，闻达于天下，做出一番事业。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唐代的科举考试并不以一次考试成绩来论英雄。一名士子是否能够中举，主要并不取决于当次考试的成绩，而取决于他在考试之前是否做好了行卷工作。

　　所谓行卷，就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应试的举子们精心挑选代表自己最高水准的作品，递呈给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以求这些贵人向主考官推荐自己，或者提高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实名制”，也就是说，考卷不糊名，哪张卷子属于哪个举子一目了然。主考官评阅试卷之外，自然而然还会参考举子在文坛上的名声以及其他作品，甚至说参考都不准确——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决定着考场内的胜负。而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靠行卷来提供。

　　所以，夸张一点来说，科举考试是否成功，士子是否擅长自媒实在是第一要因。而少年李商隐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与人格培养，都使他疏离于唐代的主流社会，这使他在将来的成年世界里对自媒行径充满鄙夷。

　　于是，世界对他也投以同样的鄙夷，将来他在科举中会一次次败给那些擅长自媒的竞争者——资源总是过度稀缺的，纵然你全力以赴地去争夺，也未必能得到自己的一份，更何况你甘愿被各种道德锁链缚住手脚呢。

　　不知道李商隐是否为自己的坚守或不得不坚守而后悔过。他那首著名的《常娥》似乎蕴含着非常耐人寻味的情绪：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当银河渐渐隐没，群星在又一度的曙光中又一度沉入海底的时候，在高寒的月宫里，烛光深深地在云母屏风上镌刻下嫦娥孤寂的影子。此时的她，是否懊悔当初的选择呢？抛弃繁华纷扰的人世，她获得了永生。世间沧海桑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她却拥有一张不老的脸，任它一千年一万年。但凡事皆有代价，嫦娥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凡人高不可攀的天堂，自己是自己唯一的伴，固守一片孤寒。想来多么寂寞：自己永恒的青春与笑靥，无人欣赏或钦羡。即使皮囊始终如一地光鲜，但灵魂最终凋敝，不复在凡间时的丰美鲜艳。

　　李商隐应当有过疑惑，亦有过动摇的时刻，但是，正如嫦娥一偷灵药便从此寂守广寒，他那少年的心志一旦塑成，终生都不可能改变。他并非一个拒绝妥协的人，只是不肯把底线也一并妥协出去。

　　没错，他可以弃古文而为骈文，可以弃古体诗而为今体诗，但妥协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自媒，就是他一生中无论如何都跨越不过去的障碍。

　　李商隐后来在一篇祭文里谈及自己的性情：“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坚守，使他在科举与仕途中屡屡碰壁。人生总是在权衡与取舍中度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其实只有一点：前者的权衡总是在底线以上做出来的，后者的权衡从来不问底线。

　　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就只有改变自己。

　　如果你不肯改变自己，就必须坦然承受世界对你的遗弃。

　　全部的人生哲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小考据】斐然成章的政府公文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政府公文应该总是刻板枯燥的高头讲章，如果太过讲究文采，反而令人感觉不伦不类，有失体统。然而唐代的观念恰恰相反，骈文是标准的公文文体，一定要写得对偶工整、辞采华丽、用典丰赡才行，即便是法官断案撰写判词也要用这种调调才好。流风所及，直至明清，人们认为正经的公文、判词都应该是骈文写就的才对。

　　就连话本小说里都是这样编排情节的。《初刻拍案惊奇》有一回《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吴太守主审一桩婚姻官司，亲笔写判词道：“韩子贫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声富累千箱，得才郎而自弃。只缘择婿者原乏知人之鉴，遂使图婚者爰生速讼之奸。程门旧约，两两无凭；韩氏新姻，彰彰可据。百金即为婚具，幼女准属韩生。金声、程元、赵孝，构衅无端，各行杖警。”全篇判词骈四俪六，读来朗朗上口，令人不自觉地就会摇头晃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