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一生的关键，就在于“出” “处”二字的分寸。出，即踏入仕途，安邦定国；处，即躬耕林下，洁身自好。孔子为士人定下的出处纲领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就意味着士人在清白的时代里应当勇于进取，以天下为己任；在污浊的时代里应当勇于退却，严守最后一寸道德底线，绝对不可以为了私利而同流合污。孔子还有教诲说：在清白的时代里，贫贱的人是可耻的；在污浊的时代里，富贵的人是可耻的。

　　是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淘汰机制，或者淘汰卑劣无耻的人，或者淘汰清廉正直的人。君子不该随着时代风气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尤其在污浊的时代里。你可以不求或无力改变社会，但至少不能让社会改变你自己。

　　商山四皓正是对出处分寸拿捏得极好的人，而李嗣也正是以此期待李商隐的。但李嗣不会知道，李商隐在成人之后的生涯里将会时时处处受着出处抉择的困扰，将会在入仕与退隐的矛盾里纠结，在朝廷与藩镇的矛盾里纠结，在藩镇与藩镇的矛盾里纠结，在家庭与党派的矛盾里纠结。李商隐在每一个抉择关头都不肯辜负自己的名字，不肯辜负父亲的期许，于是在时人的眼里，乃至在今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他的悲剧生涯分明是咎由自取。

　　如果李嗣能够预见儿子的一生，不知道是否会后悔给他取商隐这个名字。如果孩子的一生只可以在清高的悲凉和苟且的丰裕中选择其一，父母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譬如杜甫，他感叹自己的生活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为人父母者，究竟会希望儿女成为衣轻裘、乘肥马却庸俗可鄙的富儿呢，还是坚贞高洁却一生困顿偃蹇的杜甫呢？

　　4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彼时已过而立之年、备尝人世艰辛的李商隐从江南返回洛阳，途中经过商山脚下的四皓庙，不禁百感交集。《商於》一诗记载了他当时的心境，其中有两句：“割地张仪诈，谋身绮季长。”

　　两句诗涉及商山背后的两则历史掌故。后一则掌故正是商山四皓的故事，绮季即绮里季，四皓之一，诗人以之代称四皓。前一则是说战国末年，张仪在秦国为相，为了破坏楚国和齐国的同盟关系，张仪向楚王提出条件：只要楚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割让商山一带的六百里土地作为酬答。楚王见利心喜，派人出使齐国，在朝堂上痛骂齐王，提出绝交之意。齐王大怒，果然与楚国绝交。然而，当楚王的信使去秦国索要土地的时候，六百里却变成了六里。

　　人世间尔虞我诈，人们以智力、勇力、势力相角逐，只论成败而不论是非，只有张仪那样的人才能左右逢源，才能痛快淋漓地展现自我，并且乐在其中。然而那些正直、良善的人，在这样的世道里除了处处碰壁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也许唯一的归宿就是退出竞争，在山林田园里过甘于清贫而与世无争的日子。所以商山四皓是明智的，他们看得清世界，也看得清自己。他们很明白世界是属于张仪之辈的，自己不该进取而求功，只当退守而避害。

　　此时，李商隐颇动了一些商山隐逸之念，但他毕竟还记挂着商山四皓的定国之功，他在诗里继续犹疑而纠结着：“清渠州外月，黄叶庙前霜。今日看云意，依依入帝乡。”四皓庙沉浸在清冷的月光里，伴着清渠、黄叶和秋霜，而云朵在头顶上缓缓摇扬，看那势头，应该是向着京城长安飘去的吧？

　　所谓云意，其实只是诗人自己的心意罢了，功名之念终归占了上风。他以不符合年龄的天真执拗地期待着，想在这个让张仪之辈如鱼得水的浮华世界里觅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但是，不知道到底在哪一年，当他再次经过四皓庙的时候，感触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首诗直接题为《四皓庙》：“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

　　这首诗用典奇巧：秦始皇封禅泰山时，半途遇到暴雨，匆忙中到一棵大松树下躲避，事后赐予这棵松树五大夫之爵。紫芝则是山中的菌类，商山四皓隐居时采摘紫芝以果腹，作《紫芝歌》以明志。而四皓庙前的山路上，只有供隐者食用的紫芝，却无被封为五大夫的青松，正如商山四皓建下定国之功，却在事后被帝王弃置不问一般。

　　此时，李商隐已经见惯了政坛的人事沉浮，见过了自己素来最为钦敬的名相李德裕是如何被罗织罪名，最终贬死在穷乡僻壤的，于是难免生出这样的疑惑：这样一个薄情寡义的朝廷，究竟值不值得为之付出？在这个无道的天下，自己是否应该追随着商山四皓的足迹，在滔滔浊流里死守灵明的清白？

　　5

　　这些皆是后话，元和年间的李商隐还只同一般孩童一样，天真烂漫，懵懂无知。彼时小商隐的眼里、心里，只有邻家小子藏起来的九连环，昨儿才买的蟋蟀金鱼，桥边糕饼店永不令人失望的时令点心，以及桃花笑春风、江水绿如蓝。他还不知晓，“商隐”这两个字，将会像谶语与符咒一般地作用于自己的成年世界。

　　从元和九年到长庆元年，李商隐跟随父母在江南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烟波边读书，碧柳下习字，不自觉地沾染了江南的灵秀之气。

　　父亲全心全意教导李商隐，从他五岁起，就开始领他背诵儒家典籍。小小的商隐拿笔还不稳，就那样认真地跟着父亲，用稚嫩的口吻大声朗诵“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或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类。有些句子太艰涩，习读好多遍仍记不牢，父亲不责怪，小商隐也不慌乱。

　　江南的孩子会念书是有道理的：学得烦了倦了，抬眼即湖光山色，这湖光山色不是冷的，不是青灰的，它染有草木之香与和煦的阳光，是令人胸怀暖畅的。学童放开笔，略一伸手，扑簌簌碰下许多粉的白的花瓣，直将书页铺满……再多浮躁亦被这怡人光景抚平。就在这光景里，一个字一个字，一遍又一遍，父亲耐心地教授，直至把君子之道通通植入儿子的头脑和血脉中。

　　李商隐童年的回忆，是父亲慈爱的语气，是握不稳的毛笔，是江南的和风细雨，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是风轻帘幕燕争飞，是那些温良恭俭让的道理。

　　这样的生活如果可以无风无浪地延续下去，应该也不会和幸福偏离太远吧？

　　但李嗣过早地辞世了，不能再庇护他挚爱的幼儿与妻子。而失去支持的孤儿寡母，显然无力在物价高昂的江南立足，年仅十岁的李商隐只能随母亲一路北上还乡，每日每夜里护送着父亲的灵柩，每一步都在远离江南这个美丽而熟悉的异乡，接近那个早已记忆模糊的陌生故土。

　　别了，江南。别了，莲蓬、桂花、莼菜、蛙声。别了，乌溜溜的小船、怎么走也走不完的石板桥和如水般流泻的阳光。未来的生活突然变得不可预期。

　　而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被命运突然从熟悉抛到陌生，从按部就班的轨迹里抛到吉凶未卜的混沌里，在他小小的心里，惶惑不安的种子会枝枝蔓蔓地攀缘到所有感官的最深处吗？

　　古人极重丧葬，凡客死异乡者必须归葬祖茔，无论艰险，不计资费。诗人李白年轻时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地，吴指南意外死于洞庭湖，李白先将挚友暂时葬在湖滨。几年之后李白重来此地，在洞庭湖冷冽的波光间，他亲手执刀，剔去挚友尸体的筋肉，收纳骸骨，徒步携负，最终将挚友营葬于鄂城之东。

　　一场丧葬，有时候可以彻底拖垮一个中产之家。在李嗣去世的二十余年后，李商隐在给堂姐撰写的祭文里回忆起这件绝不愉快的童年往事，说当时自己陪着母亲，“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当父亲的灵柩终于安葬在荥阳祖茔之后，孤儿寡母已经衣食无着，形同难民了。正是“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父亲的死亡不但耗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亦使这个稍见起色的士人家庭陡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

　　在这个命运的转捩点上，刚刚从童年步入少年的李商隐作为家中长子，也许从此只能辍学务农，为现在而牺牲将来。许多人会批评说这样的选择实在太过短视，怎能为了家里一时的生计，牺牲一人一生的前途？然而越是长远的打算，越是需要当下的资本。人生很多所谓错误的选择并非因为计拙，仅仅是因为无可奈何。

　　6

　　李商隐后来到节度使卢弘正的幕府谋职的时候，在给卢弘正的投书里谈及自己在老家郑州的家境：“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

　　文通就是南朝文人江淹。江淹曾经论及隐居生活，说只要有五亩之宅、半顷之田，屋檐上有鸟儿栖息，台阶下有溪水流淌，那么自己甘愿从此隐遁，再也不羡慕世间的浮华。元亮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诗人陶渊明，他在诗中写过自己清贫的田园，说自己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隐居生活被历代文人想象的过于诗情画意：闻的是“荷风送香气”，听的是“竹露滴清响”，吃的是“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可以“临风听暮蝉”，亦能“狂歌五柳前”，没有一点尘世的气息。白天吹花嚼蕊、看书弹琴，若有知音来寻，相对而坐，在藤萝下煮一壶清茗；夜深了，缓缓摇舟，缓缓吟唱，向月光与芦花深处前进……然而，从诗歌回到现实，现实生活中即便是最为简陋寒酸的隐居，至少也要有江文通所想与陶渊明所居的基本物质材料。

　　初回郑州老家的李商隐，陪着母亲——一个无力经济的妇道人家，陪着幼小的弟妹——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纵使自己甘愿躬耕劳作，愿意独立撑起家庭，又能做些什么呢？

　　雪上加霜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束缚加在他身上：按照儒家的礼教，他必须为父亲守丧三年（实际多是两年零一个月，只要时间跨到第三年就算满三年之数），守丧期间严禁任何生产性活动。

　　儒家认为家族伦理是国家伦理的根源，孝道是家族伦理的根源，而丧服制度则是孝道不可或缺的形式。所以儒家最重丧制，各种对丧服制度的礼仪规定以及相关的经典文献可谓连篇累牍，甚至丧礼可以成为专门的学问。所以，对丧礼仪式最细微的疏忽，也会被视为对儒家礼制的根本性背叛。

　　严格的丧礼仪式少不得要人付出惊人的时间、精力与经济成本，而以李商隐一家当时的处境来看，已经连普通农民的境况都不如了。儒家礼制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对庶人阶层不以礼法要求，守丧期间该种地还要种地，该做工还要做工。这个规矩实在是有些人性化的，庶民百姓谋生不易，真要在守丧期间不事生产的话，多数人家其实是无力承受的。但李商隐一家，家道虽然败落，毕竟是自祖宗传下来的书香门第，守丧的规矩就算无力遵行也必须遵行不误。

　　对这一点的坚持想必应该归功于李商隐的母亲，她不能容许李家这个曾经的名门望族摧折在自己手里。作为妻子与母亲，她的责任不仅是延续李家的香火，也一样要延续李家的诗书之道。

　　我们不知道这个坚强的女人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用她苍白细弱的双手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带着家人挨过时光中最艰苦的一段的；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李商隐确实严格地守满了三年之丧，直到完全除掉丧服之后，才开始了他跌宕的谋生之旅。

　　7

　　唐人讲究门阀，也看重所谓书香门第，这实在有一个物质上的原因。

　　今天的孩子，只要肯学，书籍无处不在，价格也极其低廉。除了专业论文需要通过专门的渠道获得，一些珍贵的历史档案需要有专业的资历才能查阅之外，其他任何资料都是不难获得的。

　　而在唐代，书籍在历代战乱中流失严重，加之印刷术还很不发达，所以就连一些很基本的经史书籍也不是普通人家可以随意置备的。若无书籍，要怎样学习？若不学习，怎能考取功名？书是宝贵的财富、进步的阶梯，此话在当时绝不为虚，因此那些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往往重视书籍的传承。得来不易的书籍，能够使自家子孙赢在起跑线上，这是平常人家远为不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