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对安禄山的处置上，朝廷上会有多少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呢？如此重大的人事变迁又将牵涉多少朝臣的切身利益呢？谁才是最可靠的人，谁才可以无党无派、无偏无私地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许多帝王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宦官。

　　在帝王看来，宦官只是自己的家奴，知根知底，和朝廷大员们也无甚瓜葛；宦官也没有子女，不致为了家庭而藏有私心；宦官整日服侍在自己的身边，百依百顺，不像朝臣们有直言顶撞的，有阳奉阴违的，总之都不让自己省心，更不让自己舒心。

　　于是，唐玄宗委派了亲信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探听虚实。辅璆琳回报说，安禄山没有任何谋反迹象，对朝廷除了耿耿忠心之外再无其他，唐玄宗因此彻底放下心来。而到了翌年初春，门下省给事中裴士淹奉使河北慰问军民时，安禄山却称病不起，连带着也收起了所谓拳拳赤胆与耿耿忠心，给了这位朝廷使者以十足的冷遇。

　　裴士淹不是第一次出使河北了，早在十几年前，他还是一名郎官的时候，就曾在这条官道上往来，回程中经过汾州众香寺，带回了寺中的白牡丹，引发了整个大唐帝国的牡丹狂潮。而这一次他的出使，带回的是另外一种席卷全国的狂潮，惊醒了唐人的牡丹梦和霓裳曲。

　　几个月后，随着中央政府和安禄山矛盾的激化，辅璆琳被查出在出使时，接受了安禄山的巨额贿赂。于是，安禄山到底会不会反这个问题再一次令唐玄宗困扰不已。他下令处死了辅璆琳，但他依然信用宦官，也许是觉得一两个害群之马不足以损害纯洁忠诚的宦官队伍吧。然而，就是在这一年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6

　　儒家呼吁孝道，认为孝道即治道。

　　在孝道的传统里，有两个很要紧的原则。第一是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所以不要说肢体伤残，就连头发也不可以剃掉。古人讲“理发”的时候，意思是说梳理头发，而不是剪发、剃发。第二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三种最严重的不孝行为，一是家长作恶的时候，儿子非但不加以劝阻，反而曲意逢迎；二是家里贫困，父母老迈，儿子却不肯工作赚钱；而第三种情形是最恶劣的，也就是生不出后嗣，使祖先断了香火，再也享受不到后代子孙的祭祀。

　　儒家还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这里的刑特指伤残肢体的肉刑。庶民犯罪，可以用肉刑来惩罚他们，或者削掉鼻子，或者砍掉双脚，在他们的身体上留下陪伴一生的屈辱记号，让大家都晓得要规避这些恶人。士大夫阶层若是犯罪，可杀而不可辱，绝对不可以处以肉刑。儒家认为，如果对犯罪的士大夫处以肉刑，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庶民百姓心中的威严感势必受到减损，后者会觉得前者无非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不高人一等。而如果庶民百姓有了这样的想法，统治秩序也就不再稳固了。

　　所以，身体被刑法伤残的人，断绝了祖宗香火的人，在儒家社会里都会受到严重的歧视，而宦官恰恰以一身兼具了这两种被歧视的理由。因此，和宦官同列或同乘一车，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都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

　　所以，宦官干政，在任何时代都被看作政治乱象的标志。但宦官明明也是人，和士大夫一样的人，也许净身手术会使他们的性情变得古怪一点，他们一般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修养，但除此之外，他们和士大夫还有什么不同呢？宦官为什么就不能具备勇敢、忠诚、智慧、清廉这些美好的素质呢？

　　很多时候，宦官看上去的确比朝官可靠。在安史之乱中，宦官曹日昇曾经奉命到南阳宣慰士卒。当时叛军名将田承嗣正在围攻南阳，城内弹尽粮绝，饿殍遍地，一只老鼠可以卖到数百钱，眼看城池就要失守。曹日昇只带着十名骑兵，硬是闯过了叛军的重围，进入南阳宣读皇命，极大地鼓舞了守军的士气。随即曹日昇又冲出重围，到襄阳筹集粮草运进南阳。这一进一出，叛军无人可撄其锋。

　　曹日昇如此向世人证明：宦官纵使比朝官卑贱，但至少不比朝官还无能。宦官，在这个乱世之中，为什么不可以担负起皇帝的信任和重托呢？

　　7

　　安史之乱最终被艰难地平定了，但后遗症始终无法根除，直至唐王朝气数败尽。安史之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皇帝深感无人可以信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轻轻松松攻入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眼见着士兵们没人拼死作战，四十多天里没有人率兵勤王。而唐代宗才一逃出长安，老百姓就鼓噪着冲进皇宫，哄抢府库里的财物。这个乱象令人寒彻了心，眼见得军心、民心、士大夫之心都像旧山河一样，一经破碎便再难收拾。

　　人心越散，皇帝也就越容易信靠身边的宦官。唐代宗安排宦官出使各地、监督军务，一贯任其索贿。而最滑稽的是，如果宦官收到的贿赂少了，唐代宗还会大为不快，认为自己间接地受到了轻视。

　　唐德宗继位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亲近士大夫而疏远宦官，先后重用了精通儒学的张涉和温文尔雅的薛邕，朝廷面貌似乎为之一新。但没过多久，张涉和薛邕先后爆出贪赃丑闻，宦官讥讽说：“文官贪赃动辄巨万，反而说我辈败坏朝政！”自此以后，唐德宗疑虑重重，不知道究竟何人可以信靠。

　　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似乎是最不可靠的一群人，昨天的平叛功臣转眼就变成今天的乱臣贼子，旧患才去，新患便生。所以每逢用兵，皇帝越来越喜欢委派亲信宦官前去监军。如果必须依靠暂时还对自己效忠的藩镇去制衡那些已经叛乱或行将叛乱的藩镇，那么除了宦官监军，谁还能制衡那些或许明日就反的节度使呢？

　　建中四年（783年），曾经的平叛功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叛乱。唐德宗匆忙征发泾原各道兵马，没想到五千泾原兵才到长安便发生兵变。京城素来由神策军卫戍，但神策军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任由乱兵杀进皇宫。唐德宗仓皇出逃，在这最绝望的时刻，只有窦文场和霍仙鸣，两名在德宗当太子的时候就侍奉过他的宦官，集结了仅有百人的宦官侍从，追随、护卫在德宗身边。

　　唐德宗事后才知道，神策军的兵员早已严重短缺，颇具经营头脑的将领们在缺员之后非但不去招募新兵，反而把编制名额卖给长安的商贩。而这些名义上的新兵一边享受着政策优惠，一边继续在长安市井里经营买卖，在“从军”的全部生涯里连一次军服都没穿过。当召集神策军紧急平乱的时候，这些人没有伙同乱军趁火打劫就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经过此劫，唐德宗除了对两位功臣大加恩赏之外，终于明白了谁才是最可以信靠的人。他建立了新的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由窦文场和霍仙鸣分别统率。这是唐王朝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捩点，自此以后，宦官始终掌握着神策军的兵权，对外抑制藩镇割据，对内左右朝臣任免，甚至可以轻易地废立皇帝。

　　当宦官掌握的权力如此之大以后，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君子耻与刑余之人同车”，这些儒家道德终于泮涣冰释。是的，人情逐利，在任何时代这都是最不可逆的大势。一旦士大夫阶层升沉荣辱的枢机被宦官掌握，操守也就往往让位于实利了。而那些尊严未泯又前程心重的士子，那些在操行与实利之间挣扎、纠结的官宦，是这个大时代里最难挨的一群人。

　　在这样的时代里，节度使们彼此联姻，缔结军事同盟；朝廷大员们各结朋党，进取者以之牟利，淡泊者以之自保；只有庶民百姓无党可结，无盟可缔，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叛军的洗劫、官军的洗劫、朝官与宦官的洗劫、外族友军的洗劫，以及大唐政府的税收、专卖与役力政策的合法洗劫。

　　若你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一个对爱与美有着狂热执念的人，一个头顶着理想主义光环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究竟该怎样幸存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