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节度使们一方面建立亲兵体系，也就是要训练一支由自己直接统率的、战斗力极强的近卫部队。他们还会把亲信收为义子，以父子关系维系统治，例如在朝廷委派元老颜真卿招降反叛的节度使李希烈时，后者竟然安排了一千多名义子围着颜真卿威胁谩骂。另一方面，节度使还要注意分割军权，绝不专任一人，使诸将势均力敌，想联合作乱则人多难以齐心，想独自作乱则兵少力微，构不成实质性威胁。

　　割据一方的节度使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他们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在自己的小王朝里努力经营着。

　　譬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临终时任命侄儿田悦为留后，开藩镇世袭之先例。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田悦大败于政府军，只收拾残兵一千余人逃往魏州大本营，阵亡士兵亲属们的哭号之声遍布大街小巷。田悦将残兵和百姓召集到衙门外，流着泪向大家谢罪，甘愿一死，而将士们争相上前劝慰田悦：“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辈世代蒙受田家的恩情，愿意追随您再去决一死战！”由此可见，田家对军队的统治是极为成功的，而辖内的百姓也是只认节度使，不问远在天边的皇帝。

　　所以，精明的节度使非但不会以暴虐施政，反而会在保持军队战斗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自己的辖区尽可能长久的繁荣安宁。因为这些地盘对于自己而言，再不是中央朝廷的产业，再不是自己在刮尽民脂民膏之后就可以袖手而去的地方，而是属于自己一辈子的产业，并且还要传给子孙后代。割据的时间一长，本地百姓也就相习而安了，士兵们也都在当地成家立业，在历次战争中多少也会生出些保卫家园的勇气。

　　于是，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拖愈久，而唐王朝恢复一统的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

　　3

　　君王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战国大儒荀子的著名观点，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标榜而广为人知。真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不，精明的帝王深知，民心可以被轻易操纵，所以要提防的不是百姓本身，而是那些有能力蛊惑人心的野心家；精明的帝王同样深知，纵然再不得民心，只要军心在自己一边，也足以维护帝国的安宁。

　　但军队总是令帝王们既爱又怕。军队和百姓最本质的区别并非前者掌握着弓马和铠甲，不，这并不重要，在冷兵器时代，锄头的杀伤力究竟比长枪大戟少几分呢？最重要的是，军队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内部具有严格的科层体系，将军指挥士兵可以如臂使指。如果军队起了谋逆之心，那可完全不是所谓农民起义可以与之相比的。

　　所以，军队的组织化既要保持，也要拆散。保持，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拆散，是为了降低军队叛变的可能性以及叛变之后的杀伤力。要在这两个看似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王朝处心积虑地设计了全国范围里的府兵制度。所谓府兵制，是在各个军事要地设置军区，称为折冲府，总数在六百到八百之间，每个折冲府都招募殷实人家的壮丁当兵，称为府兵。府兵之家自己有田有地，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农时生产劳作，农闲时在折冲府长官折冲都尉的带领下操练军事技能。府兵全兵皆农，自给自足，并不需要政府有任何军费开支。府兵的武器装备全属自备，一来因为家境殷实，二来因为这是保命与立功的关键之资，所以府兵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

　　折冲都尉虽然是每个折冲府的最高长官，却只负责练兵，不负责统兵打仗。统兵打仗有专门的军官负责，这些军官全部集中在京城长安，隶属于中央直辖的十六卫。每逢战事，折冲府出兵，十六卫出将，待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兵是无将之兵，将是无兵之将，李唐皇族因此可以高枕无忧。

　　但再好的制度，若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也会在人事中凋残瓦解，府兵制也不例外。就在卫将与府兵们功勋最显著的时候，府兵制度却崩溃了。

　　4

　　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领域里建功立业，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才干的皇帝，最显赫的功业莫过于开疆拓土。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而当诗人杜甫写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时候，其实是以汉喻唐，以汉武帝影射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这位缔造了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以其雄才伟略坚定地执行着令人生畏的扩张政策，帝国府兵在长年的戍边与远征中将青春消磨为白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谁还愿意把身家性命交托给这样的政府呢？在府兵们整装待发的时候，“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府兵中老实些的在边疆或战死，或老死，无论生死都没机会回返故乡了，土地抛荒，人丁绝后；而那些机灵些的，在本府就先自逃亡。虽然皇帝和朝臣们把边疆的捷报、帝国的荣誉看得比府兵们的生命及妻儿老小重要，无奈府兵们自己不这样想。

　　折冲府渐渐无兵可征，名存实亡。但唐帝国财大气粗，用高薪大举招募职业军人。军队里迅速胡汉相杂，外族士兵占到了极大比重。从此之后，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亦兵亦农、自给自足的府兵一变而为需要军费开支、领取固定军饷的职业军人。

　　在开疆拓土的浩大战事里，边境的节度使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便宜行事之权，以至于有处置军政、民政、财政、人事任免的全权，这就如同拿到了一把传说中的尚方宝剑，而这把宝剑一旦拿到手里，就再也不肯交回去了。至此，军队与军政大权过度集中在边境的几大节度使手中，大唐帝国已在不经意中演变成了内轻外重的结构，边境军队一旦反叛，一旦入侵内地，内地将毫无还手之力。

　　安禄山、史思明，北境的这两位大员，正是在这样的局面里慢慢蓄养了自己的羽翼与爪牙。他们手中握持的军事力量，已使帝国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而失衡的局面注定不可能持续多久，除非安禄山、史思明甘愿放弃自己已拥有的权力，否则冲突在所难免，只是看谁先动手而已。双方所缺的，不过是一条导火索。

　　5

　　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中晚唐漫长的衰微期里几乎所有的政治乱象都可以看作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是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那年。长安朝廷里，宰相杨国忠等人向唐玄宗提出建议，希望能召安禄山入朝，以宰相的高位来安置他，然后把他统辖的军队分割成几部分，由汉族将领分别节制，以削弱外族势力并剥夺安禄山的实权。

　　唐玄宗对宰相们的建议颇有些犹豫，他搞不清究竟是安禄山真有谋反之心，还是宰相们在怀着私心排斥异己。唐玄宗最后决定派人到安禄山的驻节之地亲自观察一下，自己需要依据更加可靠的信息做出决策。那么，派谁去呢？

　　谁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帝王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既紧要又难解的问题。宫廷向来都是阴谋家的舞台，善男信女能爬上高位的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属凤毛麟角。唐玄宗本人就是靠搞阴谋才登上了帝位，他深知什么叫翻云覆雨，什么叫两面三刀；他深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什么父子夫妇之亲，什么君臣师友之义，全都脆弱得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