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既不发达，书籍便无法普及，人们保存书籍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抄写。抄写的份数越多，保存下来的概率也就越大。另外，政府发布的公文也需要抄写多份，分发到各个官僚机构里去。所以，只要你的书法过关，对薪资的期待够低，在唐朝可以轻松谋到一份抄写文书的工作。

　　唐朝立国伊始，唐太宗便命令魏徵主持抄写四部群书，在这个类似清代《四库全书》的工程的班底里，有二十名校对员和一百名抄写员。直到唐高宗即位，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依然看不到完工的希望。于是在唐高宗显庆年间，实行了一次精简机构的改革，遣散了校对员和抄写员，不让这些人占用政府编制，以雇佣的方式招募民间人士来做抄写和校对，计值酬佣，也就是按照工作量的多寡来支付报酬。

　　从此之后，唐代社会上以抄书和抄写公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多了起来。工作虽然辛苦，待遇虽然微薄，但是，对于那些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却未曾取得功名，又不甘心做工或种田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简直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了。

　　守丧结束时，李商隐已是十二三岁的光景。满腹诗书与风月的他，自然不会选择做工和种田，顺理成章地找了一份抄写员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谋了一份兼职：贩舂，具体来说就是买进带壳的谷物，舂成细粮之后再转手卖掉。李商隐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说那时候“佣书贩舂，日就月将，渐立门构”，贩舂一天天磨炼他的体格与意志，佣书则可在谋生之余扩大阅读，在抄书中读书，在读书中成长。

　　但是，仅仅靠这样不成体系的自学，将来注定无法博取功名。若不能博取功名，便不能改变命运。不知道此时的李商隐是否对未来怀有什么美好的理想。也许摆脱现状的渴望要大于经邦济民的宏图吧？他需要一位老师，一位虽不失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也懂得现实的老师。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

　　但幸或不幸的是，在这位老师的身上，只有清高，没有一丝半点的现实。

　　在成长的关键年龄段里，李商隐幸或不幸地被这样一位老师认认真真地言传身教着。

　　8

　　士君子居家不仕者称为处士。

　　甘愿以处士身份终老一生的人一般都是些耿介孤高的人，很为人们敬服。

　　但朝廷不喜欢处士，因为在孔子的教导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处士是一个刺眼的标志，社会上的处士越多，就说明天下越是无道，这让皇帝很是难堪。

　　如果甘做处士的人太多，相形之下，那些达官显贵岂不正应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处士的存在，也会让那些名利场上的成功者难堪。

　　所以朝廷总是喜欢延揽处士，不管是不是真有合适他们施展才能的职位，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总之，只要能将他们通通纳入官僚体制，使他们由“天下无道”的标志变为“天下有道”的标志，不给统治阶层制造不和谐的声音，那就够了。如果处士最终放下清高姿态，穿朝衣、领朝俸，那么朝廷的形象就会得到提升。

　　于是，对于狡黠者来说，做处士竟然可以成为做官的捷径。只要你肯把自己打扮成处士，伪装一种清高，仔细地经营一下自己的名声，吸引中央政府或藩镇的延揽，做官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在唐中宗朝累居要职的名人卢藏用就是一个典范，他为了求官，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以各种手段为自己散播名声，终于得偿所愿。后来他有一次送别道士司马承祯，指着终南山缅怀自己的处士生活，说“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不客气地答道：“在我看来，这座山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卢藏用大有惭色，而这段对话为后人留下了“终南捷径”这个极具讽刺色彩的成语。

　　世事就是这般反讽，人们以清高对抗庸俗，清高却反过来变成了达至庸俗的工具，所以庄子早就睿智地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借重圣人本是为了治理天下，反而是大盗得益最多。制造斗斛来量，却连斗斛也窃取了；制造权衡来称，却连权衡也窃取了；制造印章来取信，却连印章也窃取了；推行仁义来矫正社会，却连仁义也窃取了。”

　　在这样的世道里，纵然是一位真正耿介孤高的人，想做一名真正的处士也不容易。所以，当武宁军节度使、以统管骄兵悍将名闻天下的王智兴礼聘荥阳李处士出山入幕的时候，并未料到自己会遭受对方拒绝；他更未料到的是，这拒绝居然很带羞辱性。

　　9

　　荥阳李处士，后世不传其名。他是荥阳当地的一位传奇人物，十八岁便通晓儒家五经，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还进入太学读书深造。这个时候，父亲忽然患病，李处士便放弃学业，回老家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而父亲这一病就是二十多年。

　　父亲去世之后，李处士绝意功名，只是在家治学，钻研儒家五经。而愈见离奇的是，在写成著作之后，李处士不肯拿给任何人看，仅仅选出其中一些浅显的内容来教育李氏宗族的子弟。著述与教育之暇，李处士也会像大多数文人一样撰文写诗，只是他的文章与诗歌莫不是词古义奥，与时下流行的雕琢辞藻、讲究对偶的骈文与今体诗绝不相合。对于时人来说，李处士是一位被误植入当下时空里的活生生的古人。

　　李处士书法极佳，但是，正如他不愿意自己的著作流传于世一样，他也不喜欢让世人见到他的书法。就连写信，他都会口授内容，请别人代笔。有一次他为父亲祈求冥福，抄写佛经，请人镌于石板。后来摹写的人太多，他不耐烦起来，便将石板运入佛寺，移入古代的碑林里，无人再能辨识。

　　当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慕名礼聘李处士时，后者的回答是“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然后长揖不拜，拂衣而归。

　　李处士这个简洁的答复实是对王智兴不留情面的讥刺。王智兴行伍出身，本在节度使崔群帐下听用，后来借一次率兵平叛之机收买军心、屠戮异己，成功地逐走了老上级崔群。朝廷对此无能为力，只好认可了这个既成事实，将原属崔群的职位转授王智兴。这段史事，正是孔子最为切齿的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乱象。李处士的言下之意是：你王智兴居然想要我侍奉你，请你回想一下，你当初是怎么侍奉崔群的？我们不难想象王智兴听闻此言的愤怒与难堪，更不难想象李处士的拒绝需要多大的勇气。

　　曾有友人读至这段故实，之后大生感慨，说李处士不明智，若实在不愿出仕，只轻轻推辞便罢，何必得罪如此显贵？即使冒死直言又如何，难道王智兴还能在聆听直言之后改过自新吗？对友人的感慨我不以为然。是，当时当地李处士的耿介并未带来一丝效用，但我相信，正是这些“无用”的正直，延缓了虚伪、谎言、谄媚、卑鄙的蔓延；我相信，一直正直下去，总能唤醒某些沉睡的良知，总能感动一个什么人，让他也学会正直。

　　人们都说言传身教，身教的意义远远大于言传。少年李商隐就拜在这位同族叔父李处士的门下学习，学习儒家经典与诗歌文章，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老师的忠直、朴实与理想主义。

　　少年时期正是塑造一个人一生性格的关键时期，于是，少年李商隐跟着这位同族叔父，养成了一副不肯苟全的兀傲性格，学成了一身不合时宜的诗文本领。

　　10

　　每一个王朝都会追求意识形态的统一，任何统治者都不爱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明代的八股取士，清代的文字狱以及编修《四库全书》，并非什么标新立异的做法，只不过是把这种亘古相传的政治理念贯彻到极致罢了。

　　大唐王朝也在统一意识形态：一方面官修《五经正义》，为儒家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为科举考试确立标准的儒学教材；另一方面不许百姓擅立私学，在家自学的儒生需要获得州郡的保荐才能进京参加科考。

　　知晓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会懂得为什么李处士在家钻研儒学五经，明明有心得、有著述，却偏偏秘不示人，这不仅因为他刻意远避名利，实在也是出于自保的考虑不得已而为之。若自己的著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难免会招来祸事，所以把著述藏起来更安全。

　　李处士是一位标准的民间学者，治学仅仅出于个人兴趣，并不在意自己的见解与官方的标准阐释是否相悖。他拿自己的学术来教育宗族子弟，宗族子弟却未必与老师一样只为了兴趣而读书。

　　至少李商隐读书不是为了兴趣，至少不仅仅是为了兴趣。

　　因为父亲的早逝，他的家庭骤然由中产沦为赤贫，而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如果自己读书无成，将来通不过科举考试，非但自己一辈子只能做佣书贩舂的贱役，家庭的累世书香与士人清誉也将彻底断送在自己手里。

　　于是，少年李商隐怀着一颗不得不功利的心跟着这位与功利彻底绝缘的老师潜心学习。那时候，他尚无力辨别，老师所传授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内容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异。对李商隐的成人生涯尤其重要的是：当“苟且”成为这个社会里位列第一的生存技能时，老师偏偏教会了他耿介和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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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儒学考试的科目是九部儒家经典，按照重要性的不同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考生至少要精通一门大经和一门小经，此外还要兼通《论语》和《孝经》。

　　另外，唐朝皇帝自神其姓，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人，于是尊崇老子，以道教为国教，还把《老子》《庄子》也列入了科举考试的范畴。《红楼梦》写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之后，宝钗有一次见宝玉读《庄子》读得出神，不禁心头烦闷，责怪他不肯用功准备科举，两人狠狠地拌了一次嘴。设若宝玉生活在唐朝，兴趣和功名之间或许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差了。

　　在唐朝的科举用书里，《左传》是儒学重镇，《庄子》是道学重镇。这两部书虽然卷帙最繁，但论起情节之跌宕、文采之斑斓、哲理之通透，均远在诸经之上。所以资质驽钝的人往往会硬啃《礼记》《仪礼》之类虽然枯燥至极却相对易于掌握的典籍，聪慧而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则会不自觉地被《左传》和《庄子》迷住。李商隐就是后一类学生，在他后来的诗歌文章里，《左传》和《庄子》的典故用得真可谓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为了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士子们一方面要精通《左传》和《庄子》，一方面又要努力使自己不太受这两部书的行文风格的影响。

　　在唐朝人看来，《左传》和《庄子》的文风属于“古文”，是一种完全散文化的文章，古奥朴拙，松散恣意；而当时流行的文章是骈文，行文就像写格律诗一样，每一句都有固定的字数要求，相邻的两句还要构成精致的对仗。

　　骈文是从六朝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因为辞藻华美、音律铿锵，很受时人的喜爱，以至于就连政府文书、法律判决也要用骈文来写。原本枯燥干瘪的公文，在六朝及唐代却是字字珠玑，美学价值比实用价值还高。闭目遥想，彼时政府的文档里，皆是类似“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锦水丹鳞，素书稀远；玉山青鸟，仙使难通”之类流光溢彩的句子，多么美丽。

　　今天的古文教育里已经很少有骈文的身影了，而在唐代，几乎清一色都是骈文的天下，古文鲜有用武之地。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开创的古文运动就是逆潮流而动，提倡古文而反对骈文的。而所谓“唐宋八大家”，并不是指唐宋两代中文章最好的八个人，而是指当时写古文写得最好的八个人，而古文在唐代其实属于“小众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