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之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她的四位大学同学一起深入讨论艺术：拉沙•托多西耶维奇（Raša Todosijević）、盖拉•乌科姆（Gera Urkom）、内沙•帕利帕维奇（Neša Paripović）、 左兰•波波维奇（Zoran Popović）。这四个人在60年代初备考美院时在同一所绘图学校里学习，那时候就认识了。后来，艾拉•米利沃耶维奇（Era Milivojević）也加入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比任何决议都具有稳固性。没有宣言，没有说明，没有刊物，甚至连个正式的名称都没有，只是在认识到聚在一起的力量之后，他们才为这个团体追溯了一个“六人小组”或“70小组”的名称。由于之前官方承诺的学生文化中心尚未兑现，他们没有聚会场所，玛丽娜的工作室便成了他们定期集会的地点。他们在那里聊到很晚，漫骂和嘲笑学院强加的死气沉沉的艺术训练。

　　官方的风格是学院派的现代主义，一种从50年代遗留下来的“老古董”，只关注于形式问题，不具有批判性，一点也不关心现实政治。玛丽娜的老师斯托扬•塞利克（Stojan Ćelić）是当时在南斯拉夫很有名气的艺术家，是这方面的模范。他用很脏的颜色画动势的几何抽象，通常是用米黄色。这种不具威胁性的学院艺术出现于1948年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时，也是南斯拉夫艺术与苏维埃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抗争时。1950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自由的艺术表达是自我管理的初级阶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年的第二次艺术家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反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社会现实主义的名义强加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毫无创造力的自然主义”。就波波维奇本身的立场来看，他意识到战后艺术家把艺术从沉重的政治责任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成就。但除此之外，学院派现代主义“太过于形式化，仅仅只是拿色彩和构成来玩”，波波维奇说。这种保守的绘画风格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代表南斯拉夫的艺术成就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而到了60年代，它就成了一种保守势力，但还是被多疑的铁托盯上了。6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来反对抽象艺术，坚持认为它“只能用于装饰”，不能成为“否定写实创作的一种绘画趋势”。

　　波波维奇、玛丽娜还有六人小组的其他人决定放弃这些陈腐的议题：究竟是形象艺术还是抽象艺术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和政治服务，或是艺术是否应该为政治服务。波波维奇提出了新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希望把爱赋予艺术，把生命赋予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同意铁托观点，认为年轻艺术家“不好好磨砺自己的写实功底而逃向抽象主义”是一种悲哀。

　　玛丽娜情感外露的个性使她极容易“把生活融入艺术”，尽管她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么做的方法。虽然她在绘画中和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害羞而忧伤的年轻人，她在美院里的朋友回忆她时，都认为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子，对她的美丽和与人沟通的天赋极为自信，极其乐观—— 就像波波维奇说过她“由于极为用心而被众人所知”。在她大学里的第一堂美术课上，教授就宣称“只有男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刚开始的时候，玛丽娜觉得这种普遍的观念给她带来很强的胁迫感，但毕业了，还有了六人小组的支持，她也有了自信和决心。她继承了母亲在社交中的能量。她不在意自己是六人小组中唯一的女性，她喜欢任何能使她获得关注的事情。

　　尽管他们一直在谈论要超越插图式绘画，玛丽娜还是以象征性的手法入画，饶有兴致地画了很多。她用的画布比她的美院同学能买得起的画布要大很多，足有5英尺见方。除了画车祸，玛丽娜对短暂性的兴趣又衍生出另一个系列：云。她画的这些“云”并不是对现实的摹写，只是一个形式化了的形状，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她画了一系列云：重复的、像甜点一样的云，从地上延伸到空中的云，云的投影，深色的云“翻腾着落下来，像炸弹一样”。在这些云画中，很多画面背景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又大又肥的笨重身体，一般都是背影。（玛丽娜多年来都用同一个胖胖的老女人当模特来画习作，但只画过一次她的肖像）最后，玛丽娜的天空终于空下来了，她只在银白色的画布中间画一片云。

　　当玛丽娜勤奋地练习学院式的作品时，托多西耶维奇正在消极地抵抗这些东西。“我在学院里的最后两年几乎没出什么作品，”他回忆说，“这是反抗学院立场的唯一方式。”这个小组的成员仍然不知道他们希望的艺术究竟看上去或在感觉上像什么。乌科姆对教授教的所有东西带有一种茫然的抵抗，终于激怒了教授，他指着空白的画布问他：“你究竟想要什么？”乌科姆平静却自信地回答：“我不知道，但知道我不想要什么。”

　　事实上在南斯拉夫出现了很多先锋派团体，也许这些团体中有他们想要的感觉，但这些先锋派都还没有出现在贝尔格莱德。那所学院只崇尚巴黎，一点也不关心这些年来就出现在家门口的进步艺术团体，诸如Exat 51、戈耳戈（Gorgona）、OHO。OHO于60年代中期出现在克拉尼（Kranj），位于斯洛文尼亚（Slovenia）的卢布尔雅那（Ljubljana）附近。当时，普拉蒙（IG Plamen）和马可•波加尼克（Marko Pogačnik）为学生报纸开创了诗歌版。OHO是眼睛（oko）和耳朵（uho）的缩写，它宣称艺术应该基于纯粹的理解。普拉蒙和波加尼克在OHO的宣言中写道：“客体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通过接受客体的存在方式来接近客体的真实性。但客体究竟像什么？我们对客体的第一印象是客体是安静的。然而，它们能提供一些东西！”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会消除客体作为独立存在的东西而产生的内容。他们的观念和杜尚（Duchamp）的现成品一样，认为通过对生活的理解能够完成对艺术的理解。但不同于杜尚希望通过对日常物品的处理赋予它们新的内涵，普拉蒙和波加尼克希望人们只是纯粹地观看，不带有任何思想。

　　OHO对待自然物体的新模式与把艺术拉回生活的先锋思想，为玛丽娜和她的同学们在精神上提供了新的领域。OHO同样也是南斯拉夫第一批从事行为艺术的团体。1969年，小组成员大卫•奈兹（David Nez）在卢布尔雅那现代画廊表演了《宇宙哲学》（Cosmology），在这件作品中，他躺在地板上画的一个圆圈当中，他胃部的正上方悬挂着一盏点亮的灯，通过有意识的呼吸和禅定使自己的身体与宇宙达到和谐的境界。从这件作品开始，OHO开始转向先验的领域。这件作品也是他们1970年至1971年的决定性行为艺术的先声：一种退却，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称之为“上学”。他们住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乡村公社里，把吃饭、呼吸、走路等所有的行为都概念化。当生活被完全包容在冥想的感觉和美学之中的时候，生活和艺术的结合就没那么紧密了；行为之间的每个细微的差别都被认为是在实践预先安排好的计划。就连传统的静物素描绘画练习都被冠以更大的名义，像艺术那样被观看，被分析。

　　1970年，OHO在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第四届当代艺术三年展上表演。玛丽娜去听了他们在青年之家做的演讲，很是欣赏OHO的行为。“我们知道她的身世，所以觉得很有趣。”杰萨•丹里（Ješa Denegri）说，当时他是贝尔格莱德当代美术馆的馆长，后来支持玛丽娜和她的同学的创作。“她是在这个世界中绝对不流行的人的女儿。”丹里回忆，玛丽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那么坚决地拥护先锋艺术，而不是站在丹妮卡代表的官方艺术那边。六人小组从对OHO的学习开始。但当他们在“上学”的公社里把番茄和土豆种成呈圆圈状时，“我认为那是很搞笑的，”乌科姆说，“每个村民都在笑话他们。”

　　尽管六人小组兴奋地谈论终于找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绘画的艺术方式，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卡斯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 和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等上一辈艺术家（戈耳戈和OHO就对他们很感兴趣），他们还喜欢更当代一些的，就是贫困艺术（Arte Povera） 、美国的观念艺术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社会与神秘主义的关联。玛丽娜也喜欢博伊斯，更喜欢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但真正令她着迷的是佛家禅宗、布莱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 的通神论、蒂博尔•塞凯伊的人类学研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罗马尼亚宗教史，而不是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家都是从某些东西中获取灵感，”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说，“那我凭什么要从二手的东西中获得灵感？我不想从艺术家那里获得启示，而希望寻找它们的源头。”

　　1969年，玛丽娜兴奋地和朋友们谈到观念艺术，这是她第一次进入观念艺术的领域。她为青年之家做了一个把观众也卷入行为艺术的提案，名称是《和我一起洗》（Come Wash with Me）。与她之前在官方场所—— Dadov剧院门厅、南斯拉夫军人之家、塞尔维亚美术家联盟（ULUS）画廊、塞尔维亚艺术家联盟—— 展出的优雅的绘画是截然不同的。玛丽娜想把水管安装在画廊里，以此把画廊转变为洗衣店。母亲的洁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她。观众一进去就要脱下衣服交给玛丽娜，她会把那些衣服洗干净，烘干，熨平。衣服烘干熨平之后（玛丽娜的计划中没有考虑怎么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衣服弄干），观众就可以穿上离开。但这个计划被拒绝了。

　　1970年，玛丽娜准备她的毕业展时，让自己的工作室成为与贝尔格莱德国际戏剧节相关的行为艺术平台。玛丽娜看见一个学生表演在裸女身边打破鸡蛋。这个表演被克罗地亚结构主义电影制作人、行为艺术家托米斯拉夫•戈托瓦茨（Tomislav Gotovac）拍摄成电影。威尼斯行动主义和伊夫•克莱因影响到了贝尔格莱德，但这些行为仍然被人们放在戏剧的领域中来理解，而不是作为视觉艺术来接受。表演期间，后台的摄影机拍下了玛丽娜的样子，她在这种猥亵的场面中显得有些窘迫，有些不知所措。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她五年学生时代最辉煌的作品：巨大的裸体堆在画面上躺着或直立着，显现出内在的结构，像花生一样的小云朵围绕着它们。现在有一具真实的裸体就摆在玛丽娜面前，当时“我没能理解它。对于我来说，它还是很乏味的”，她说。又过了近一年，这种革命才算是完成了，玛丽娜也才使自己从绘画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直接的、无媒介的客体、场景和经验。但在录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困惑不安。“谁他妈的需要绘画？”戈托瓦茨第一次见到玛丽娜的时候就说，“现在都只用阴道和阳物画画。”她立刻就喜欢上他了。

　　戈托瓦茨是1967年萨格勒布第一个偶发事件的主角。这次的偶发事件比他们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前辈更喧嚣，在精神上更接近于激动的达达。据后来的报道，这次的偶发事件名为《我们的幸运》（Our Hap），包括戈托瓦茨和他的同事赫尔沃耶•塞卡（Hrvoje Šercar）、伊沃•卢卡斯（Ivo Lukas），“喝牛奶，吃面包，在台阶上把橱柜砸烂，玩一些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乐器，把纸球和活鸡扔向观众”。戈托瓦茨的精力充沛，对幽默有着歪曲的理解，这些都在他早期的行为艺术中显露出来。1962年，他做了一件名为 《展示Elle杂志》 （Showing Elle Magazine）的行为艺术作品，它只是为了拍摄一张相片，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表演。戈托瓦茨半裸着站在森林中的雪地里发抖，手上拿着一张展开的Elle杂志的复印页，页面上有一个女人只穿着精致的内衣。戈托瓦茨充满睿智地将现实的共产主义冬天转换成了媒体消费主义神话，在这个过程中，他扮演的是一抹微笑的角色。他在这种荒谬的环境中感觉很舒服似的，得意洋洋地展现着自己的身体。他的很多录影也有着同样狂热的途径和冷幽默：唯一有主题的事件 《蓝骑士》（Blue Rider），创作于1964年，表现的是萨格勒布的餐厅和咖啡馆里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被戈托瓦茨的镜头捕捉到之后的笨拙的反应。

　　戈托瓦茨认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时候，正在贝尔格莱德的戏剧艺术学院学习（韦利米尔稍后也在这所学院的电影系学习），他经常带她去马其顿街转角的那家电影院，给她讲电影史。“他知道每个场景和每个人物，”玛丽娜说，“他知道每个演员的名字，甚至包括业余演员。”戈托瓦茨给玛丽娜讲场景结构和作品技术。“他给了我一种观看的视角。” 玛丽娜说。他培养了玛丽娜对形式和生动性的直觉，使她不必在毫无生气的画面中挣扎，想要找到一种表达方式。

　　玛丽娜的确对绘画越来越泄气：她没法通过绘画清晰地表达出她的思想和情绪。她开始考虑做一个展览，使她对车祸的兴趣帮助她脱离插图的领域。她希望在画廊正前方表现出两场巨大的车祸，车前灯的光线直射到天空中去。她将会清空那个画廊，正如伊夫•克莱因在1958年为了《空无》（Le Vide）而对巴黎伊利斯•克莱尔画廊所做的那样，这是玛丽娜非常熟悉的事件。“巨大的敌人似的卡车和轰鸣的马达，还有马达运行时产生的油烟充斥着整个空间，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来创造这种想象中的场景。”她回忆说。但没有画廊愿意这么做。玛丽娜在艺术界的导师并不多，克莱因算是一个，因为他神秘主义的感觉中夹杂着对幽默的颠覆性的认识。她特别喜欢他宣称他的绘画是他的艺术中的灰烬而已—— 也许这使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想起了她的绘画课程。

　　1970年，玛丽娜有了另一个提案，也是为青年之家准备的，是一个不合理的大胆的行为艺术。如果这个提案被批准了，它会成为她的第一件行为艺术，也许也会成为她的最后一件行为艺术：玛丽娜想穿着通常穿的衣服站在观众面前，然后慢慢换成母亲老是为她买的那种：一件寒酸的衬衣长到小腿，重重的人造革矫形鞋，白底红点的棉裤。看上去就像她穿着自己的紧身衣一样。然后她将手枪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扳机。“这个表演有两种可能性。”玛丽娜写道。很难相信她真的希望拿自己的生命冒这种险，也许她知道这个计划一定会被拒绝。但这个计划同样揭露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母亲的矛盾。“我做梦都想杀了她。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我甚至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站到希特勒那边去与整个家族作对，那时候我就会感觉很开心地醒来。”她说，“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错的。经常都是这种紧张的惩戒的气氛。我想逃离这些。我想把我的命运全部展现出来。”这要么是丹妮卡对她和死亡的看法，要么是玛丽娜对自己和生命的看法 —— 尽管是缩减过的。

　　玛丽娜逐渐建立起无害而又迷人的青年学院艺术家的公众形象，而她极端的野心也随着这种公众形象的建立不断膨胀。她在青年之家上没有表演俄罗斯轮盘，而是展出了她的云画。开幕式也是特别传统的，观众客气地啜饮葡萄酒的时候还有古典吉他手在一旁伴奏，她自己穿得干净整洁，还戴了一顶假发盖住又厚又长的头发。

　　在这段时间里，丹妮卡被任命为贝尔格莱德革命博物馆的主管。国家领导人造访南斯拉夫的时候都会来看看这个博物馆，而丹妮卡则负责安排向导。（几年之后，她为铁托本人安排了一次导游，在一堆照片前面）她同时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ESCO）的南斯拉夫代表，经常前往他们的巴黎总部。尽管丹妮卡扮演了一个吓人的角色，但六人小组并不理解玛丽娜和她相处时遇到的困难。他们总认为是玛丽娜过分夸张了丹妮卡的坏脾气，他们极少看见玛丽娜像她说的那么忧郁。乌科姆回忆这段时间里，有一天晚上，六人小组像往常一样在玛丽娜的工作室里聊天，丹妮卡突然出现了，倒不是来责罚他们，而是给他们送来了烤薄饼。

　　那些行为艺术提案具有不断增长的挑衅意味，但在这种挑衅意味的背后，还有着旺盛的精力。正是由于这样旺盛的精力，玛丽娜的挫败感 —— 对她的母亲，对艺术环境，对贝尔格莱德的狭隘—— 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性有关的。她还是个处女，并不是因为缺乏性方面的兴趣。“我在失去童贞之前就经常手淫，因为精力太充沛了，在这些充满了限制的条条框框中，我找不到可以发泄的方式。”她回忆说。尽管玛丽娜已经二十多岁，丹妮卡还是坚持晚上10点钟的宵禁时间，丽娜没法参加那些经常产生暧昧关系的聚会。她决定精心策划一次活动来结束自己的童贞，就像以前的行为艺术提案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计划得以实施了。玛丽娜看见很多朋友被初恋伤了心：“于是我总在想：好吧，我绝对不要把第一次给一个我爱的人。我要把它做得像一件事那样。”她找到学校里最有名的一个花花公子，提出要去他家里“听录音”。当然可以，他说，什么时候？周日早上10点，玛丽娜建议。虽然她已经二十多岁，但一般这时候她都在电影院看动画片，丹妮卡不会猜疑她的去处。玛丽娜到了那个男人的公寓，煮了咖啡，兑上自己带来的阿尔巴尼亚廉价白兰地。疼痛和窘迫是意料之中的事。那个男人很快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这使情形变得更糟糕。“他把我丢到一边说‘你以为我是谁’。”后来“我几乎一整年都不想关于性的事，太可怕了，整个过程都太可怕了”。但这件事在某一方面是成功的：玛丽娜把情绪从身体中分离的试验成功了，至少在她自己要求这样的那一刻，她做到了。

　　玛丽娜在学院的最后一年，与同学即六人小组的成员内沙•帕利帕维奇恋爱了。他是一个安静的、喜欢冥想的男人，反衬着玛丽娜过度的精力与焦虑。他不帅，看上去比真实年龄 （30多岁） 要老一些。也许是因为他能够安慰玛丽娜，而不是吸引她；他对她的吸引力也许在于他从来不与她争夺公众的关注，这对她来说同氧气一样重要。他们的关系在一开始并不是很热烈，而玛丽娜在学院组织去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教堂观光的时候还与他们共同的朋友艾拉•米利沃耶维奇有过一段恋情。

　　毕业的时候—— 她只得了9.25分，本来是有可能得10分的—— 她被授予“学院画家的头衔以及这个头衔所赋有的所有社会权利”。毕业之后，玛丽娜立即被分到萨格勒布美术学院画家克里斯托•海根杜斯奇（Krsto Hegedušić）的工作室进修。她能去那里，很可能是由于母亲的关系，因为那时非常明显的是玛丽娜在绘画方面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玛丽娜非常轻视这种隐藏的偏袒，但还是迫不及待地去了萨格勒布。因为第一次逃离母亲的约束，使她感到兴奋不已。玛丽娜离开贝尔格莱德几个月之后，帕利帕维奇在信中提出分手，此举让玛丽娜立刻回来与他结婚，婚期是1971年10月21日。在登记处，乌科姆作为内沙•帕利帕维奇的证人；维斯娜（Visna），她的学生时代的老朋友，则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证人。丹妮卡反对这次婚礼，没有出席，玛丽娜的外祖母也没有来，这让她非常伤心。瓦乔提供了戒指，带着大家在贝尔格莱德城外的一家荒凉的小餐馆里吃了午饭。

　　内沙•帕利帕维奇跟着玛丽娜去了萨格勒布，在海根杜斯奇门下学习。海根杜斯奇1945年就在那里执教，奥丹•佩列夫斯基（Ordan Petlevski）和费蒂南德•库默尔（Ferdinand Kulmer）那样传统的形式画家与和“戈耳戈”成员那样前卫的先锋艺术家都是海根杜斯奇的学生。作为老一辈画家的代表，他的作品与阿布拉莫维奇和朋友们的作品毫无关系，但他鼓励学生试验，阿布拉莫维奇特别敬佩他。“艺术家在生活中最起码要有一个好主意，”海根杜斯奇对他的学生说，“如果有两个就很幸运了。”玛丽娜仍然在寻找自己的路子，大多数都是探索一些不被理解的计划。她不再画云，而是产生了一种想法，用云画画，使用喷气飞机在空中画画。她到机场去打听怎样才能租到一架飞机（很贵）。她也画了一些图表来标示人们的感觉极限—— 最亮的光线和最深的黑暗，最大的噪音和最低沉的声音。她也提出过一个有着雄伟尺度的大地艺术/海洋艺术提案：想象与海岸线相对的一个像山一样的小岛，汽艇快速向小岛开去，在白色的水中留下痕迹，一架飞机以同样的轨迹从小岛出发向陆地飞来，用烟在空中留下痕迹，将会创造出一种错觉，产生出与小岛的水平线相交叉的垂直线。

　　她在萨格勒布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叫斯里布兰卡•耶里奇 （Srebrenka Ilić）的同学。“她精神紊乱，”玛丽娜说，“她经常说到自杀。我快被她烦死了。我说，快去自杀，让我们清静下来。”一天下午，斯里布兰卡打电话给玛丽娜，叫她过去，但外面下很大的雨，玛丽娜在读书，然后睡觉。当天晚上，斯里布兰卡自杀了，为自己的死亡做了三重保险：切腕，打开了煤气，用电线上吊。“我真是生气，”玛丽娜说，“每个人都很生气。整个葬礼都充满了怨气。我说‘得了吧，她那么漂亮，为什么做这么蠢的事？’”葬礼过后，玛丽娜回到单人公寓，躲在床下面—— 内沙•帕利帕维奇当时也不在。玛丽娜醒来时，或者她是在做梦，看见斯里布兰卡坐在她旁边，身上发着蓝光。“我简直要发狂了。” 玛丽娜说。她不得不睡在其他地方，但她回到公寓的时候，仍然觉得那个女人还在。这是玛丽娜一直以来对超自然能量的敏感，她从小就有这种感觉，当对那个东西的存在（她小时候感觉到的在她妈妈衣橱里的那个东西）感到害怕的时候，当那本神秘的关于宇宙的书出现在她床上的时候。她对斯里布兰卡自杀事件的反应暗示了更具体的东西。阿布拉莫维奇经常感到情绪上很脆弱。当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脆弱的时候，她很难被这种脆弱吸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爱。这种坚韧的、不依不饶的爱忽略或抹去了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