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通过了贝尔格莱德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1965年开始在华丽的白色教学楼中学习。教学楼离旧的卡拉米格丹（Kalemegdan）要塞很近，可以看到萨瓦（Sara）河。绘画是这个学院的必修课，但对于玛丽娜来说再好不过。她用传统的技法画一些极端的题材。她开始对车祸感兴趣，从报纸上收集各种关于车祸的照片和文章来作为原始素材，有时也利用父亲的关系找一些严重的车祸，甚至可以到现场去做速写和拍照。玛丽娜完全被车祸的暴力性和即时性吸引，一心想描绘车祸，但很快，她就因自己无法把车祸的暴力性和即时性转化到绘画中而气馁。她在美术学院的第一年，就在贝尔格莱德工人联盟中心和青年之家（Dom Omladine）画廊展出车祸绘画。她也参加了“十月沙龙”，这是学院画家的年展，她在这里展出的是静物和风景，而不是车祸绘画。

　　玛丽娜努力进入公众生活时，韦利米尔正试图从短期的聚光灯下撤回。他从小就显露出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会描述“最先进的建设者的任务就是建设桥下的深渊”。玛丽娜很喜欢他这些像禅语一样的句子。15岁那年，他的诗集《SMEOP》就在《新文学》（NOLIT）发表了，他还为此接受了电视采访。韦利米尔讨厌因自己的天赋而被社会关注和期待，决定不再做一个公众人物。“你走在公众前面时，公众会来指挥你，”韦利米尔说，“或者你指挥公众，那时你就完全奉献给公众了，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相反的是，那段时间里，玛丽娜正在为赢得公众的承认尽最大努力，后来则为其艺术创作的公众效应而努力。他们这种互补的姐弟关系很早就确立了，并且从未改变：玛丽娜神经质般地活跃，着魔般地创作，为公众对她的承认一直努力；韦利米尔则乐于展现出相反的形象，不急不躁，沉浸在个人的思考中，知足常乐。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学校里画车祸，也画裸体和忧伤的肖像，大部分画上都大胆地签上很大的“玛丽娜”，这是她的偶像毕加索的签名方式。1965年的绘画《三个秘密》（Three Secrets）第一次表现出一种稳固的思想。几十年后，玛丽娜在表现自己成就的专著中选择它作为最早的作品，它也是专著中唯一一张绘画。这幅画描绘的是三块布（分别是红色、绿色、白色）从三件神秘的东西上垂挂下来。这件作品第一次展出是在1980年，玛丽娜把它放在一件与这幅画几乎一样的雕塑旁边。雕塑尽可能地复制了画中的情景，把画面转变成三维的：三块与画中相同颜色的布盖着三件看不到的东西。

　　1968年玛丽娜为朋友叶夫根妮娅（Evgenia Demnievski）画了一张肖像，她披着黄色的围巾，无精打采的脸极具雕塑感。她皱着眉头，眼睛没有直视我们。尽管阿布拉莫维奇在画中显示出表现主义的影响，对身体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那时她还没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表现她的魄力和力量。她和学院里的同学开始感觉到一种模糊的野心，想要创造一种新艺术，但学校不是能够实现野心的地方。1968年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事件，使学生们有自信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理念，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建立自己文化理念的平台。

　　尽管丹妮卡和瓦乔在党内都很活跃，但在玛丽娜的成长期间，他们很少把政治话题带回家说。由于父母在战争中的辉煌事迹，他们又都是享有声望的公众角色，玛丽娜在生活中没有遭遇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瓦乔被警卫队开除并且差点被送到秃岛去的事件对小玛丽娜是保密的，之后也从未提过。他有原则地反对铁托主义的虚荣和仪式，这在玛丽娜加入少年先锋队之后遇到的一件事情上得到体现。少年先锋队是东欧普遍存在的共产主义青年小组的团体。玛丽娜高兴地接受了红领巾，这象征着她成了小大人，骄傲地成为国民的一员。她把红领巾挂在床头，以便睡觉的时候也能离它很近。第二天，红领巾不见了。瓦乔把它拿走了：他把它系在头上，以便打造出他标志性的蓬松发型。玛丽娜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对共产主义穿越阻碍的决心远比对它那些复杂的意识体系感兴趣。她从报纸上剪下有趣的新闻，带着盲目的认真去阅读它们，被它们鼓舞着。她给出一个经过提炼的例子：“250位工作者在矿难中牺牲，但生产还是要继续。”

　　在美术学院中加入学生共产主义联盟，是玛丽娜追随父母的一种方式，尽管那时她没有遭受过父母亲身经历的那些遭遇。她摆脱了青春期的羞涩，精力充沛，极富魅力，当上了学校党组织的副书记。这是不凡的开端。1968年既是她对政治的兴趣达到高潮的一年，也是她对政治失去兴趣的一年。

　　那年夏天，全世界都发生了学生暴动，而贝尔格莱德的学生暴动开始于6月2日。当时贝尔格莱德的青年行动小组正在学生公寓举行表演，他们在集会地点与学校官方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冲突，成为学生暴动的导火索。这样因一些琐事就产生的争执反映出人们更深层次的愤怒。这种愤怒针对的是南斯拉夫持续扩大的不公平，党内寡头政治的官僚作风和“红色资产阶级”形成，官方曾经承诺过的“自治”政体和民主改革也没有实现。玛丽娜没有因这些事情受到损失，但与其他的学生一样，由于各方面对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的非难而产生一种挫败感，并为自己将来面临的失业担忧，这种担忧在大学毕业生中格外严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体系中实施了自由主义改革，从斯大林控制的经济体系转向一种独特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地方半自治工业模式，工人可以分享盈利，可以经营自己的工厂（尽管国家仍然是最高决策者）。铁托在分裂主义时期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共产主义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他相信这种半自治模式的经济比苏维埃更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允许作为劳动者的工人自己做决定。1952年，由于受到1948年被马克思共产主义联盟开除的影响，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标志着他们试图在党和国家之间划清界限，以使政府的权力下放。最终他们对此事也不那么热心了。很多人都希望看着这个国家“消亡”。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阶层进入南斯拉夫的权力机构，这批渴望权力的官僚阶层在每个共产主义部门都有。这是米洛凡•吉拉斯的解决方法，他在战时曾是铁托忠实的同志。吉拉斯曾是南斯拉夫总理的潜在继任者，但因他在1954年发表一系列文章要求更加民主化而失去这个潜在身份。他被赶出政府后，又在1956年支持匈牙利反对苏维埃联盟，结果被判刑9年。吉拉斯在监狱里出版了那本影响极大的著作《新阶层》（The New Class），号称是关于“共产主义政治官员如何使用、享受和处理国有资产”的第一手材料，这一切都由他们原来拥护的集体买单。吉拉斯从未停止写书来攻击共产主义权力中的矛盾，他坚定的反对立场在1968年极大地鼓舞了玛丽娜和她的同学。

　　在贝尔格莱德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之后，学生们占领了大学里的一些建筑，最重要的是哲学院和社会学院。到处都散发着“抵制南斯拉夫的不平等”的传单。玛丽娜那组占领的是一所高校中的艺术系的教学楼（不是她上学的那个美术学院）。教学楼上拉出了一些标语，如“把红色资产阶级拉下水”和“告诉一个官僚他有多无能，他很快就会告诉你他能做什么”。街道上布满了防暴警察，大学校园里也被完全封锁了，只为那些在僵持中精疲力竭的学生留了一个出口。

　　瓦乔参加了一些支持学生的集会。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广场上演讲的时候，玛丽娜就在下面看着。他在人群前扔掉了党员证，以表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资产化粉碎了他的梦想。也正由于铁托政权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他才可以这么做；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他会立刻被逮捕。“我为他感到自豪，”玛丽娜说，“可我妈妈完全反对他。”尽管丹妮卡当年在政治上更加激进，她还是强烈反对玛丽娜参与抗议活动。第二天早上，瓦乔的党员证被同志们拿回来了，如果他还想领津贴，是需要这个玩意儿的。

　　在另一个通宵会议之后，学生行动联盟制订了7点计划，向共产主义联盟要求全职工作和民主改革，要求“清算我们社会中存在的特权”。关于玛丽娜和美术学院的同学们，这个计划也提出“文化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要尽可能地商业化，要创造条件使文化和创造设备对每个人都开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学的艺术学院要求将贝尔格莱德的秘密警察社交俱乐部改成学生文化中心，通常官太太们每个周日都聚在那里下西洋棋，做女红，看电影。

　　铁托发出通知，要在6月10日晚在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讲话。那天早上学生会例行集会，玛丽娜吃惊地发现，唯一的议题竟是铁托讲完话之后的聚会如何安排。“我说：‘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我们都不知道铁托今天晚上会讲些什么，怎么安排聚会啊？’”玛丽娜回忆说，“然后他们有人回答我：‘别那么天真了。不管他讲什么，都结束了。’突然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没有任何意义。不管他讲什么，都结束了。这意味着整件事不过是闹了一场笑话。我无法相信自己就这样被背叛了。”

　　原来，铁托对学生的反应是正面的，至少在战略上是这样的。他表扬了他们的政治能力，认为这是自治的结果。除了在提高每月12美金的最低工资上做出让步，他对学生提出的大多数要求没有给予任何回应。媒体随即发表声明承认自己误解了学生的信念，就报道的语气向学生道歉。于是，学生们觉得自己得到了铁托在语言上的支持，在对政府和报纸声讨中占了优势，平息了怒气，结束了对教学楼的占领，得意地在贝尔格莱德游行，炫耀胜利，就像一直计划的那样。玛丽娜像父亲前几天那样做了：她把党员证扔了，不过是扔到火里去了。尽管对抗的结局是令人失望的，但学生们还是得到了一些实在的、极为重要的东西：城市委员会同意把秘密警察的社交俱乐部改成学生文化中心。三年后，学生文化中心成立，阿布拉莫维奇利用这个平台完成了从绘画向装置艺术的转变，然后转到声音创作，再到她的第一个表演—— 她在贝尔格莱德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完成这样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