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乔和丹妮卡在二战中相遇的故事在阿布拉莫维奇家族里代代流传，也成为二战游击队题材电影创作的素材。战后约三十年，有一大批歌颂南斯拉夫战士的怀旧电影涌现，以确保战后成长起来一代永远记住他们父母的成就。如斯切普•德里奇（Stipe Delić）的《苏捷斯卡战役》 （The Battle of Sutjeska，1973），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在其中扮演铁托。这种盛气凌人的表述方式早已渗入玛丽娜的骨髓中，融入她个人的创作神话里。

　　战前，丹妮卡才刚刚开始学习医药，但在那种情况下，仅仅几个月的学习也足够了。于是，1941年纳粹入侵的时候，她作为一名护士加入游击队。那一年，她才19岁。游击队发展很快，因为纳粹采取了这样一种极端措施：每一名纳粹士兵受伤，就枪杀50位平民；若是死了，就枪杀100位平民。面对如此兽行，彻底的反抗比在纳粹的报复行为中被杀更实在。从她的家乡普列夫利亚开始战斗，到1941年12月1日的蒙特尼哥罗北部战争，丹妮卡参与了全部的七次游击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神话。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游击队未能成功地将那个城市从意大利侵略者手中夺回，反倒死了300多位战士，伤员人数更是两三倍之多。作为护士，丹妮卡必须照顾他们。

　　1914年9月29日，瓦乔出生于蒙特尼哥罗采蒂涅（Cetinje）的一个贫穷家庭，在科索沃（Kosovo）的佩奇（Peć）长大。30年代晚期，他加入共产党，试图到西班牙去参加对抗佛朗哥的内战。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在南斯拉夫还是个非法组织，他在途中就被捕，押送回蒙特尼哥罗，被判了几个月的监禁。父亲乔尔杰耶 （Djordje）为他辩解，说他受了共产党欺骗，才使他得以释放。1941年，他参与了党内第一次无产阶级划分，成为一名情报官员。任职期间，他不止一次使用计谋夺回德占村庄：他骑着一匹显眼的白马，到村里去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以使他的同志们从另一个方向进入村庄。然后他用刀挖出身体里的子弹，再把烟草搓碎了捂在伤口上止痛。这个故事估计是瓦乔自己编造的，他擅长渲染战时的艰苦和英雄主义。20世纪90年代，瓦乔回忆对波斯尼亚（Bosnia）中部伊格曼（Igman）山的一次远征时说：

　　当时是零下34度，天气极其恶劣。但我们第一大队的蒙特尼哥罗人很幸运，我们的指挥官佩罗（Pero Cvjetković）是一个山地警察，他知道在这种严寒中怎么做。但第三大队的指挥官拉乔（Rajo Nedeljković）是个律师，没有一点主意。他那一队的很多人都失去了腿和胳膊。他们的手指和脚趾都冻掉了，身上其他部分也有被冻伤冻掉的。但我们的佩罗不是那样。他往我鼻子上擦雪的时候，我真想一枪崩了他，那感觉像在地狱里一样苦一样痛：“我会在你们变白（被冻死）之前枪毙你们。”—— 他知道要么就白雪揉搓，要么就会变白，其实是先变红，然后变白，当变成蓝色时就没救了，就会冻掉。那些不听话的人一脱掉鞋袜就跑去烤火，他们的皮脱落下来，只剩下肉、骨头和血，非常无助，甚至有一些选择自杀……但铁托进门巡视的时候，他只听到我们在唱国际歌。他站在那里，热泪盈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42年，瓦乔在战争中受伤，失血过多，被送到丹妮卡工作的战地医院。在玛丽娜和克塞尼娅的故事版本中，当时没有足够的血，丹妮卡把自己的血输给了瓦乔。韦利米尔则对此表示置疑，说瓦乔的血是AB型阴性血，是稀有血型，而丹妮卡是O型阳性血，这两种血型不相溶。但韦利米尔也认为是那次丹妮卡照顾濒死的瓦乔之时，两人产生了感情。

　　玛丽娜和克塞尼娅为这个故事添加了一个特别的情节，认为瓦乔和丹妮卡的爱情始于苏捷斯卡战役，是在输血救命一年之后的事。这场最著名的游击战从1943年5月15日一直打到6月16日，1.8万游击队员奇迹般地从12万德军的包围中脱困。“我们，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战士，都是面临着死亡的弟兄。我们只能靠着共同的英勇与个人的牺牲才能从这场大屠杀中拯救我们自己。”司令官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写道。铁托的德国牧羊犬卢克（Luks）也在这场战役中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它为主人挡下了致命的一击。尽管吉拉斯称其为“纯属虚构”，这个传说仍然经久不衰。据这个更浪漫的版本，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丹妮卡和瓦乔再次相遇，并产生了感情。

　　玛丽娜和克塞尼娅描述说，瓦乔骑马穿越森林的时候，遇到一队伤病员将要遭遇前来搜索的德国人。在毛毯的一头，他看见了丹妮卡令人难忘的黑色长发，从马背上弯下腰来掀开毛毯，认出正是一年前救过自己性命的女人。丹妮卡当时得了伤寒，若不是瓦乔捎上她，把她送到附近村子疗养，她很可能就死了。他回报了她的救命之恩，这两个经历生死患难的人相爱了。这个浪漫得如同电影一样的故事看上去无懈可击，但韦利米尔坚持瓦乔当时救下来的不是丹妮卡，而是她的朋友，在苏捷斯卡战役中得了伤寒的玛塔•波皮多娃（Marta Popidova）。玛丽娜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关于救波皮多娃的事。对玛丽娜和克塞尼娅而言，这种细节太麻烦了，倒不如组织成一个传奇的故事，就像把外祖父兄弟的事合到一起那样。韦利米尔很反感这些家庭传奇，特别是当它带着游击队的英雄主义色彩的时候，他和同龄人对此极为反感。

　　不管怎么说，丹妮卡和瓦乔在某个时候相爱了，战争结束后就结婚了，然后有了玛丽娜。丹妮卡对给女儿取这个名字是极厌恶的：瓦乔曾与一个俄国姑娘谈恋爱，但她在瓦乔认识丹妮卡之前就牺牲了。瓦乔以她的名字来为女儿命名。也许正是这种公然的冒犯，导致玛丽娜从小在母亲那里感受冷漠。丹妮卡很少来看玛丽娜，即使来，也都是在瓦乔和铁托的警卫团一起去全国各地巡查的时候。或者只是玛丽娜自己这么觉得。1948年分裂主义时期初，瓦乔几乎要永远消失了。苏维埃的影响从南斯拉夫的生活中被完全抹去，他本人也因为有很多朋友是苏维埃的同情者而发配到秃岛坐牢。内政部长、军事情报局和政治警察的头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ar Ranković） ，以他在战时的表现来为他辩护，才使瓦乔得以逃脱如此的命运。他不用去秃岛坐牢了，而是从铁托的护卫队中退下来，到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岗位。他一直相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并压抑着被背叛的感觉。直到1968年，他终于不再抱有这种希望。再过了一些时日，他把所有和铁托在一起的相片都剪掉了。

　　瓦乔和丹妮卡童话般的婚姻开始于新南斯拉夫建立初期，很快就遇到最麻烦的现实问题。如果用他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来描述，是无法调和的阶级差异。玛丽娜回忆：当丹妮卡出席聚会、展览开幕式、歌剧院、电影院的时候，瓦乔则在家里和他在游击队里的老朋友一起，像农民一样“在厨房里烤乳猪”。丹妮卡瞧不起瓦乔做的一些庸俗的事情，瓦乔也很厌恶丹妮卡的小资情调。瓦乔尽全力来抵制妻子和国家把自己当做战争英雄而强加给自己的舒适生活。战争一结束，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德津耶（Dedinje）富人区的豪华别墅里住了一阵。铁托和绝大部分重要的党员都住在那里。瓦乔不喜欢那里，和丹妮卡一起搬到一间在纳粹清洗塞尔维亚犹太人时空下来的房子里（贝尔格莱德于1942年8月宣布清洗犹太人）。丹妮卡坚持要在家中安置华丽的家具和装饰。书房的墙上挂着装饰画，其中很多都是令人骄傲的家庭肖像。起居室里有一台钢琴，玛丽娜在那架钢琴上极不情愿地扮演着母亲期望的角色—— 一个优雅的小女孩。这个看上去整洁完美的公寓却处于一个慢慢衰亡的国家中。丹妮卡坚持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挪动、改变，  甚至翻新。这间公寓的墙从未被重新粉刷，几乎要变成灰色。有一次，瓦乔在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钉了两颗钉子，想给玛丽娜和韦利米尔做一个秋千。这对两个孩子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激动的事。但丹妮卡回到家后极为震怒，瓦乔辩解说，天花板的完好远不如孩子们的开心重要。

　　20世纪50年代，瓦乔被铁托的近卫队开除之后，还是经常与军队一起巡游南斯拉夫。即使是难得回到贝尔格莱德，他也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总部里。“在总部”，丹妮卡已经习惯以此来回答玛丽娜想念父亲时无休无止的提问：“爸爸在哪儿啊？”周日，玛丽娜可以去部队社交俱乐部去找他，他在那里教她下西洋棋，给她安排绘画课程。一家人非常难得有团聚的日子，至少没有一次开心的聚会：瓦乔总是忙于处理事务，一旦与丹妮卡在一起，他们就会吵得很凶。丹妮卡在和瓦乔睡觉时都把枪放在床边，并且从来不关她的夜灯。她小时候在家乡老屋外好像看到了怪异的情景，从此就特别怕黑。这是她除了社会舆论之外，允许自己害怕的唯一的事情，她的恐惧渐渐极度放大。丹妮卡在生活的其他任何方面都很坚强。这个叛逆的年轻人加入了游击队，使家人都陷入危险之中，后来还带人抄了母亲的家。现在她又在自己家里实施军事主义管理。每天一早，丹妮卡给玛丽娜的房间送去一张清单，上面列着当天要做的事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包括学习一些法语单词。丹妮卡从来没有吻过她的小女儿，生怕把她宠坏了。玛丽娜强烈地渴望被爱，而母亲从来不理会这一点，这使她变得畏缩而悲伤。总是挨打让她更加觉得自己被极度忽视，她只能倔强地、无止境地寻求自由，其实这一点正是继承了她的母亲。这也是政治文化的产物，铁托主义永远都在吹嘘他们战胜纳粹党的英勇、特立独行的共产主义，以及不结盟精神—— 既不加入苏维埃联盟，也不与西方结盟（尽管铁托接受两方的示好）。

　　玛丽娜有缺铁性贫血，丹妮卡认为马肉补铁特别好，就强迫玛丽娜吃马肉。玛丽娜有时假装顺从地吃完盘子里的所有东西，却不咽下最后一大口肉，而是把它们藏在舌头底下睡觉，第二天一早再吐出来。这比直接顶撞母亲要好。尽管一如既往地任性，她还是不愿意挑战这间屋子里的很多规则，以免挨打。丹妮卡有一些不容置疑的规定和仪式，就像每天在睡觉之前，通过祷告文里的“浴室是自由的”这个短语来命令玛丽娜和韦利米尔马上去洗澡。玛丽娜如果不去洗澡或心不在焉，就会挨打。有一次挨打之后，玛丽娜被锁在壁橱里似乎有几个小时，她鼻子流血了。她不知血是否止住，也不知什么时候止住的。玛丽娜和母亲一样怕黑，再加上感觉到鼻子一直流血，壁橱就显得更加恐怖。她只要单独在某个地方，就会感觉自己被一种东西威胁。在她心里，这个东西是人看不见的，但很凶险，也是真实存在的。为了把这个东西赶走，她会和想象中的人讲话。她相信这个东西住在母亲的衣橱里，里面放着丹妮卡整齐刻板的衣服，绝大多数都是米黄色或紫色的。玛丽娜相信母亲一定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她从不关夜灯。

　　玛丽娜对打破规则的恐惧甚至影响到她的梦境。她开始做噩梦，梦见打破均衡之后的恐惧，但会带着一种潜在的愉悦。她在梦中检阅一大队穿着整齐的士兵时，从每个士兵的制服上扯下一颗扣子，在一种近乎完美的匀称的形式中创造出一种反常规的、令人不安的非对称。在这样的梦境中打破规则令她感到非常不自然和危险—— 就像“把枪从左边移到右边”，玛丽娜回忆说。

　　强烈的童年梦境只是回忆中的一部分，玛丽娜的回忆中充满了被命运选中的欢愉和通往宇宙的喜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天她在床上发现一本没有书页的怪书。这不是梦。玛丽娜看不出书是从哪里来的，看上去像来自于另一个维度，专门为她准备的。书籍护套非常光滑，上面有一幅描绘宇宙的图片。她从未见过如此耀眼的东西。南斯拉夫的每件东西都单调而粗糙，不可能出现这么耀眼的东西。那天，玛丽娜从学校回到家中，书的封面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了无痕迹。她问父母，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这也许是父亲送给她的神秘礼物（他以前送给玛丽娜一个盆栽，但没有告诉她真正的礼物是一双丝袜，包裹在塑料袋中被埋藏在土里），或者只是她把这事与韦利米尔几年后制作的一本没有页码的书搞混了。这件事让玛丽娜心中产生了两种感觉，她好像是被宇宙选中的人，但又感觉宇宙内部极小。她又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臆想，认为星球不过是一个丰满的宇宙女人鞋后跟上的一颗宝石。她坐在那里沉迷于这种想象，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做。当母亲进入她的房间，她感到很内疚，赶紧拿起书或玩具，看上去就像正在做什么有用的事。

　　玛丽娜丰富的内心世界填补了感到被父母忽视而产生的空白。但有一件事让她感到和母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她能和母亲一起去拜访贝尔格莱德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拜访这些艺术家的工作室，是丹妮卡作为莫萨•皮雅杰（Moša Pijade）基金负责人的职责。莫萨•皮雅杰是南斯拉夫一位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后来成为党和人民的英雄。这个基金的钱由丹妮卡支配，用来购买艺术品。玛丽娜陪着母亲一起去这些工作室，一直到长大后可以自己去拜访。

　　小玛丽娜印象最深刻的是雕塑家维达•约西奇（Vida Jocić）的工作室。她在德国北部的时候，进过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玛丽娜对纹在她胳膊上的数字和她如何成为雕塑家的故事非常着迷：约西奇的一个朋友被警卫打死了，他们把她拖走时，约西奇看到她的脸被压倒在泥土上的印记。她跪在地上，想把朋友的脸印挖出来，但它们在她手上裂成了小块。她拼命地想把泥里的那个形象重新拼出来，这就是她的第一件雕塑。［后来，阿布拉莫维奇在她1993年的系列作品《分离的镜子》（Mirror for Departure）中把人脸印在黏土上。］战后，约西奇创作消瘦的裸体形象，“像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但远没他那么好。”玛丽娜回忆说。工作室里的凌乱和灰尘，还有不停播放着的古典音乐，都营造出一个与玛丽娜家那个像博物馆似的公寓完全不同的迷人世界。她能一个人在工作室的碎石堆中和其他奇奇怪怪的收藏物中玩几个小时，这里是培养她想象力的好地方。玛丽娜在约西奇的工作室里，为著名的游击队员罗拉•里巴（Lola Ribar）做了一个雕像参加学校比赛（她的学校就是以里巴命名的）。约西奇提供给玛丽娜的黏土足够她做一尊等身大的里巴全身像，而其他学生只能做胸像。玛丽娜赢得了那次比赛。

　　丹妮卡试图为玛丽娜安排尽可能多的文化课程，她为玛丽娜请了私人教师教她法语和英语，带她去古典音乐厅、歌剧院、俄国芭蕾舞团。玛丽娜12岁的时候，就跟着母亲一起去了威尼斯双年展。她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路易斯•内维尔森（Louise Nevelson） 的作品。她对这样激进的新材料作品还是没有经验的。丹妮卡从来不谈及她们在双年展上看到的作品，对它们不做出任何反应。那些作品与她在贝尔格莱德支持的肖像艺术家和安静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完全属于不同的世界。

　　玛丽娜还是太小了，无法欣赏或理解母亲训练有素的文化修养。玛丽娜开始显露出对绘画的兴趣时，母亲对她的审美修养感到很开心，立刻从公寓里腾出一间来给她当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