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告诉玛丽娜关于月经的事。她当时穿的是玫红色的法兰绒内衣，她母亲每年都会送她这样的生日礼物。她注意到衣服上有一块潮湿的褐色斑点，就用手去擦，结果发现是血，这使她非常惊慌。她曾被误诊为血友病，阿布拉莫维奇家族的偏执使她对血一直有种异常的恐惧。这种毫无理由且不停的流血使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流血现象每个月都要持续10天，在她快成年的时候才稳定下来，而她的恐惧也一直持续下来。

　　向玛丽娜解释月经的人是家里的保姆，而不是丹妮卡。那个丰满且多嘴的玛拉（Mara）把玛丽娜抱在怀里告诉她这种生命现象，玛丽娜突然产生了吻她的冲动。刚进入青春期，玛丽娜开始手淫，尽管每次都伴随着羞涩感，但还是越来越频繁。进入青春期的过程中，玛丽娜童年的孤独也上升到尴尬和痛苦的新层次。身体成为她自己的了，但她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

　　青春期给玛丽娜带来的还有从母亲那里遗传的偏头痛。丹妮卡每周都有两天因为严重的头痛而回来很早，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卧室里。尽管疼得很厉害，丹妮卡从未抱怨过。米莉卡会切一片薄薄的冷肉、土豆或黄瓜贴在女儿的额头上。玛丽娜记得“总有一些什么东西在她头上”，公寓里还禁止弄出任何一丁点的声音。玛丽娜每周也会犯一次偏头痛，她疼起来的时候，却得不到母亲的任何照顾或同情，因为母亲也正忙于应付自己的疼痛。至少24个小时，玛丽娜都只能躺在床上，偶尔冲到卫生间去呕吐。她时常因呕吐得厉害而大小便失禁，这种上吐下泻的状况持续到她的身体完全清空。无法控制的呕吐和紧张加剧了她的头痛。一吐完她就蹒跚着回到床上，以各种方式来研究她的痛苦。她努力练习在疼的时候不要翻滚喘气，而是以某种姿态静止地躺在那里，有时候是把手放在额头上，或者把腿完全伸直，或者把头偏一点点。在这种不稳定的疼痛中，任何一丝活动都意味着又一袭更要命的疼痛，会让她觉得自己将要死亡。对于玛丽娜而言，偏头痛使她发现了创伤性的存在主义：这表明她的身体不过是疼痛的媒介，而裸体也只是一种惩罚。她接受这种状况的时候，终于能够放弃挣扎，然后入睡。

　　第二天，她在狂喜中醒来。“偏头痛之后的感觉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就好像绝对的幸福，”玛丽娜说，“每件东西都放在正确的地方，都是那么安静，那么完美。你找不到更好的感觉了。”思想的清晰、世界的光彩，还有救赎的喜悦，每次都像是重获新生。尤为重要的是有一种战胜痛苦的喜悦。

　　月经、手淫、偏头痛：玛丽娜的个人世界在不断发展，产生出新的让她着迷的复杂性。玛丽娜一直因为母亲从来不对她表示关爱和家庭生活的无趣而感到悲伤和遗憾，现在她又有了新的理由龟缩在卧室里。她周五下午回到家，径直走到床上看书。整个周末除了吃饭就是待在床上看书，读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卡夫卡（Kafka）、普鲁斯特（Proust）、纪德（Gide）。绘画也是让她着迷的事情。她第一张绘画是肖像和静物，更多的是从外在的宇宙到地心的图解。晚上她会和朋友一起去附近的国家剧院，溜到后台去偷舞台背景用的帆布回来画画。其中有一块太长了，她的工作室装不下，只能伸到窗子外面去。也许正是在这张帆布上，玛丽娜试图画下当时最具有想象力的画：“那是一个圆圈，像宇宙一样，然后有一个胚胎，发展成一个人，然后回到旋涡的中间。”她身上散发着松节油的气味。由于手上沾满了几乎洗不掉的廉价涂料，她不得不戴着手套上学。

　　玛丽娜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去大学里听匈牙利探险家蒂博尔•塞凯伊（Tibor Sekelj）每年一度的系列演讲。“他就像一扇门，通向我想探索的那个未知的地方。”玛丽娜说。塞凯伊讲南美洲部落、尼泊尔探险队、印度尼西亚的像故事一样的仪式，燃起了玛丽娜逃离母亲的严苛而走向世界的愿望。正是因为对塞凯伊的讲座充满了激情，玛丽娜十几岁时就能在没有父母鼓励与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走进大学，这是她从未想过的事。“我们在南斯拉夫成长的感觉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玛丽娜说，“就好像你从来就不曾是个小孩。”

　　学校里唯一有趣的事就是艺术课。玛丽娜有一种病态的害羞，即使是走在大街上也觉得紧张，动作僵硬笨拙。刚进入青春期时她不是很好看，还获得了“长颈鹿”的绰号。她也不愿承认她的视力差到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以至于成绩不是很好。尽管她一直很不喜欢，最终还是戴上了眼镜。她的虚荣心很强，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它们，也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戴眼镜。玛丽娜非常喜欢散光和近视带给她的独特视野，形象都显得模糊，而且被拉长，就像在17世纪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画中那样。格列柯是玛丽娜喜欢的画家，自从丹妮卡说她喊出的第一个词是他的名字后，玛丽娜就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特别的联系。

　　玛丽娜是一个勤奋而忧郁的学生。每当玛丽娜在学校里获得了好成绩，丹妮卡都会问老师是谁批的分，要他们更严厉一些。玛丽娜在学校里最得意的是在西洋棋社里担任队长的职务，但这很快成为她的耻辱。一次学校集会上，她不得不走上讲台领取厚厚一叠西洋棋盘。这是西洋棋锦标赛的奖品，队里每人一份。当时她穿着一双矫正扁平足的外科矫形鞋，那个鞋有马掌般的铁底，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叮当的响声。她还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也没剪好”。不出所料，她离开讲台的时候绊倒了，棋盘洒了一地，每个人都肆无忌惮地笑。大会结束后，玛丽娜把自己关在房里好几天，然后退出了西洋棋协会。

　　14岁时，玛丽娜找父亲要点油画颜料。父亲给了她颜料，还请来了他的朋友前游击队员费罗•菲利普维奇（Filo Filipović）给她上绘画课，他也是著名的非具象画家。他带着自己的画，还有一箱子明显不是用来绘画的材料，来到玛丽娜的工作室。玛丽娜说想画夕阳。菲利普维奇剪下一块粗糙的不规则形的画布，在上面涂上胶水和沥青，把一些沙倒在混合物上，又加了些黄色、红色、白色的颜料，然后把松节油和汽油倒在上面，点燃了它们，宣布“这就是夕阳”。他在此处利用了萨格勒布（Zagreb）画家伊沃•加廷（Ivo Gattin）在50年代晚期提出的一种非形象性绘画技术。几个小时后，火熄灭了，画面也冷下来，变硬了，玛丽娜把这个烧焦的破碎东西钉在墙上，直接暴露在阳光下，然后和家人一起度假去了。

　　玛丽娜小时候的假期很长，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幽闭恐惧症。绝大多数时间瓦乔是不在的，丹妮卡会去米莉卡或克塞尼娅家。她们那里都是令人压抑的女性家长的家庭。60年代早期，她母亲在普拉市（Premantura）买了一套住宅，位于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拉（Istria）半岛南端，正好和丹妮卡的朋友米兰娜•科斯蒂奇（Mirjana Krstinić）是邻居。她是克罗地亚教育和文化部长。丹妮卡的哥哥德约科 （Djoko）也有一套住宅在附近。丹妮卡对克罗地亚的印象很好，它沿海，比塞尔维亚要干净许多。这个暑假的计划是把整个家族的人都召集到这个空气清新干净的天堂，包括她那位优雅的朋友。由于某些原因，这一家人没有同时到来。对于玛丽娜而言，这不像传说中那个有教养的田园诗般的好地方。玛丽娜讨厌去海里游泳，因为对鲨鱼有一种无法抵御的自恋式的恐惧：她相信鲨鱼知道她要在这里游泳，会过来吃掉她。韦利米尔倒是不害怕，但更多的是忘记了危险而不是满不在乎。这个矮胖的小孩是从来不会自觉参加运动的，他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伴随一生的绰号 —— 胖子。

　　每个夏天，在海边度过了几个星期之后，韦利米尔和玛丽娜会跟着外祖母到波斯尼亚的山中。由于瓦乔和丹妮卡的关系，他们可以住进铁托的住宅。铁托在南斯拉夫各地建了很多住宅，但很少去住，有的从来就没住过。他对财富有着无止境的渴望：尽管他一直不来他的别墅，里面也是极其奢华的，墙上装饰着动物标本。总是有一间主人卧室是不允许租客进入的，外界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故事来猜测铁托究竟有没有在里面睡过。即便在山中，玛丽娜也觉得像在监狱里一样。隔壁没有孩子，就算有，她也会因为害羞而不跟他们一起玩。不过她会在米莉卡的严密监督下与胖子一起玩台球。

　　玛丽娜度假回来继续非具象绘画课程时，她钉在墙上的画布已经风化成一堆落在地上的灰尘。玛丽娜对这些材料的短暂性感到着迷，就像对维达•约西奇如何成为雕塑家的故事一样着迷，尽管那时候她没有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绘画毁灭过程中的嚣张感觉进入她的心灵：她开始痴迷于感性的和危险的行为。在这期间，瓦乔给了她一把枪作为成年礼物。玛丽娜觉得那枪小巧精致，可以在去歌剧院时放入她的贵妇手包里。瓦乔在贝尔格莱德的树林里教她射击时，她把枪遗失在了雪地里。但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对枪有了感觉。一天，父母出门了，玛丽娜和一个小男孩从丹妮卡的床柜里拿出枪来玩俄罗斯轮盘。“他把枪对着他的脑门，扣动扳机，没发生什么，”玛丽娜描述当时的情形，“我把枪对着我的脑门，扣动扳机，也没发生什么。然后我对着书房开了一枪，子弹直接射进了一本书里。”在这个故事的某个版本中，玛丽娜声称那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白痴》 （The Idiot）。几年之后，她计划在她的行为艺术中加入俄罗斯轮盘，但由她自己一个人玩。

　　约16岁的一天晚上，玛丽娜回家，在楼下等电梯时听到脚步声和很重的喘息。她向上看，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慢慢地走下楼梯，手放在他的裤子里。她不知道要跑开还是继续等电梯。刚好电梯来了，那个男人走到电梯门口时，电梯已经关门并上了半层楼了。玛丽娜在电梯里很安全，她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个男人，感到非常得意。“只是看着我就行了。”那个男人一边在裤子里手淫，一边对她恳求着。第二天，玛丽娜的母亲下班回来时非常慌张、激动。这种状况不太正常，通常下午2点半是丹妮卡回家且“限制出入”的时间，玛丽娜回忆。但是那天，丹妮卡叫来了警察，歇斯底里地讲着一个变态的男人。玛丽娜知道她可能也遇到了相同的事情，感到很好笑。

　　瓦乔经常与别人调情，也许是由于这种影响，丹妮卡认为那个男人不健康也不可靠。丹妮卡发完火后感到极度孤独和脆弱，卸下了在公众面前的坚强面具。但玛丽娜当时并没有同情母亲，因为嫉妒和悲痛已经扭曲了母亲的形象。玛丽娜父母之间的争吵很残酷，也很激烈。一天深夜，丹妮卡叫醒玛丽娜，将玛丽娜当做肉盾挡在自己前面，这样的话，瓦乔就没法打到自己了。另一次毁灭性的争吵发生在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尽管有保姆来洗碗，但瓦乔还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亲自做这件事，玛丽娜负责烘干。瓦乔不小心摔碎了一只香槟酒杯，丹妮卡开始尖叫，说他就像不在意那个香槟酒杯一样不在意他们的婚姻。她吼了好几分钟，瓦乔当时平静得极不正常。当她终于安静下来，瓦乔拿起剩下的11只香槟酒杯一只一只地摔碎在地上，说：“我不会再听11遍。”

　　玛丽娜十几岁时，在装脏衣服的壁柜中，在一床折好的床单里，发现了父母的离婚协议。他们事实上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分开的，在调解期，玛丽娜从未告诉父母她已经知道这一秘密。克塞尼娅一直认为，丹妮卡和瓦乔拖延离婚时间是想避免对玛丽娜造成伤害，她当时正是最敏感的年龄。1961年，玛丽娜15岁，瓦乔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半夜来到玛丽娜的房间，说他要离开了。他和薇丝娜（Vesna Vukosavljević）谈了几年的恋爱，搬到她那里之前，他会一直住在旅馆。后来，他负责照顾薇丝娜与前夫的孩子，就渐渐离开了玛丽娜和韦利米尔的生活。玛丽娜在父母离婚之后非常痛苦。她偶尔去瓦乔住的旅馆看他，也会去他教战争史的学校听他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和他一起喝咖啡。其实，所有这些等待都是希望他能给自己讲讲那个女人，他爱着那个女人并将搬去和她同住，但他从未讲过。

　　一次，玛丽娜在父亲的讲座快要结束时溜进剧院，希望父亲能够看到她，并指着她说：“这是我女儿。”所有的学生看到她时都转过来肆无忌惮地大笑—— 这是玛丽娜关于公众场合的最糟糕的噩梦。她哭着跑出剧院，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笑她。几十年之后，她终于从那天也在场的学生哥伦•乔尔杰维奇（Goran Djordjević）那里知道了原因。瓦乔在描述战争的伤害时说：“我的睾丸被手榴弹炸掉了一个。我曾经一直认为那是个灾难。但你应该看看我还是生出来那样的女儿。”正在这时，黑头发的苗条少女玛丽娜走进剧场。瓦乔的一个睾丸的故事在贝尔格莱德的年轻人中广为流传，他几乎在每次讲座上都会说。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除了玛丽娜。

　　1963年夏天，丹妮卡把玛丽娜送到巴黎，在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进行语言强化学习。她认为巴黎是一个文化和文明顶尖的城市。玛丽娜住在南斯拉夫外交官米科维奇（Miković）家中。阿布拉莫维奇家还住在马其顿街32号时，他们曾经是同一层楼的邻居。这是玛丽娜第一次独自离开家，她在信中如实地告诉母亲：

　　昨天我去了我们大使馆的欢迎会。有一些以前就在的萨格勒布的孩子，还有合唱。大家都很热情。我认识了米拉（Milla）和弗拉基米尔（Vladimir），他们是驻巴黎大使米科特•米科维奇（Miktor Miković）的孩子。今天我们可能去勒芒（Le Mans）看赛车比赛。明天我们会去很豪华的游泳池……下周我会拿到巴赫（Bach）教堂风琴音乐会的票。

　　第一次离开母亲享受到自由，16岁的玛丽娜并没有不守规矩的行为。她在巴赫走了好几天，静脉曲张更加严重了，这病竟困扰了她一生。下午她会坐在卢浮宫里的咖啡厅看法国古典文学。玛丽娜就像母亲一直希望的那样按照高雅文化的方式生活。信中没有提到她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她坐在卢森堡公园（Jardin du Luxembourg）要吃香蕉，她那有洁癖的母亲一直教她吃香蕉前要洗，因为它们都是从非洲运过来的，带着很多奇怪的细菌。她以前没有见过公厕，看到里面有个东西很像公用的脸盆，就走过去把香蕉放到里面洗，然后她看到有个男人在里面小便，一点也不卫生。但这件事对天真的玛丽娜还是有教育作用的。

　　瓦乔离开家一年之后，玛丽娜看见他和薇丝娜在大街上拥吻。尽管分明已经看见了彼此，瓦乔还是假装没看见女儿。玛丽娜跑回家，哭得天昏地暗。克塞尼娅回忆说：“当时就好像在玛丽娜的房里拉响了什么警报似的。”米莉卡喊克塞尼娅的丈夫卢卡来“救玛丽娜”，说她可能会从三楼的窗户那里跳下去。他们不得不找来医生安抚玛丽娜，使她平静下来。这事虽然极端，但很典型。玛丽娜变得日益情绪化，叛逆，抑郁。除了继续与专制的母亲作对，玛丽娜不知道还能以怎样的方式来发泄自己过剩的能量。她把工作室当成堡垒，退守于此。一天，为了从丹妮卡手中保护它，她收集了很多棕色鞋油，涂得墙上到处都是。这个脏兮兮的保护层起了作用：丹妮卡打开门，看见了女儿在工作室里做的这件事，压抑着愤怒，把门摔上，留下玛丽娜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