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子学贯东西，多才多艺，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不仅是一位音乐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篆刻大师。从1937年至1947年的10年间，他从未间断过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书法篆刻作品的创作。有血有肉的生活是其创作灵感的来源。如他集古诗词写的甲骨文联：“两地长恨西东，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时多少豪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通过篆刻的刀尖，将其积压在心头的忧愤哀怨抒发得淋漓尽致。“杨子落南穷卖琴，竭来石上吐心音”出自他的至亲好友、著名的文学家胡小石教授，这句诗真实刻画出杨仲子当时穷困的境况与心志。

　　他以“漂泊西南”、“漫将顽石写深悲”为内容主线，不停地刻印，集成《漂泊西南印集》，抒发了他那一腔爱国的情怀。1939年5月上旬，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连日不断地对重庆大肆狂轰滥炸。街道上到处尸首横陈，建筑物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此情此景，杨仲子义愤填膺，挥刀刻下了“饮马长城窟，披发颍水阿”印一方，借以表达自己心中欲驱除日本侵略者的悲壮豪气。杨仲子还集古人诗文中有“哀”字的句子，刻成印文，集成《哀哀集》印谱。如“哀故都之日归”、“哀鸿遍野”、“哀江南”等，寄托了他对惨遭日寇蹂躏摧残的中华民族和祖国的情思。

　　徐悲鸿先生曾说：“朋辈中负才艺最广博者莫过于仲子。仲子以化学工程师而专攻音乐，更及西洋文学、中国词章，至于绘事金石乃其最晚出之绪，而精谙亦历史上之第一流。漂泊之际，终日坎坷如此，但此中乐趣固天所最勒予人者。”并说，“仲子又为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尤妙在以刊词句，如‘黄华依旧’、‘十日九风雨’等，皆此中杰作，未见可与方比者。因其中有极妙之和声，非常人所能解悟摹拟也。”徐悲鸿先生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

　　在杨仲子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期间，有三个学生因从事抗日组织活动，被当时的中统局派人抓捕入狱。消息传来，杨仲子怒气填胸，从学校直奔教育局，厉声质问陈立夫：“我的学生在哪？”

　　陈立夫说：“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管。”

　　杨仲子义正词严地说：“我是院长，我的学生被你们抓走了，我为什么不要管，为什么不能看？”

　　在教育部，杨仲子和陈立夫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并要求立即释放学生返回学校。陈立夫借故撤销了杨仲子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的职务，由自己来兼任，把他调回音乐教育委会任主任，这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职。不久，又将杨仲子调入国立礼乐馆兼编纂职务。杨仲子说：“这下好了，把我弄到礼乐馆‘管’起来了！”

　　杨仲子还真被“管”起来了。他不得不离开自己所热爱的音乐教育界。一回到南京，他就收到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发出的聘书，邀请他参与学校的建设。他提议在戏剧学校里创办一个乐剧学系（即相当于歌剧系），开创歌剧音乐教育。这一提议具有划时代意义，但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困难，他的计划未能实现。虽然未能如愿，却表露出了一个音乐教育家忠诚于音乐教育事业始终不渝的进取和追求。没想到这竟然是他在音乐教育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奋起。

　　南京解放后，杨仲子满怀喜悦地投向了新中国的怀抱。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操劳大半辈子的他，壮心不已，希望能重拾音乐之教鞭。但这时的他已经是年逾花甲、体弱多病。党和政府出于对其身体考虑，并根据他的特长，安排他在江苏省文史研究馆进行力所能及的文史工作。虽改行做文史工作，他的内心对音乐的挚爱没有减退，密切关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操心一辈子的杨仲子，晚年却无法为自己的音乐梦想继续贡献力量，这大概是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一个忠于中华民族的艺术家就这样怀着惋惜之情走向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