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诸民族的帝国故事，由古希腊揭开序幕。我们尚在思考着如何谋生时，希腊人就已经发明了文字，他们就如同自己描述的那般，是个“全然的旅行者”。吃光奥狄修斯全体船员的独眼巨人之一的赛克罗普斯，则是野蛮人的具体化身，因为他们对航海一无所知，这个缺点使他们从未离开过居住的岛屿。如我们所知，旅行能拓宽视野。据说第一位将航海（phane）与智慧（sophia）联系在一起的人应该是索伦，他为雅典人制定法律，因此开创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性社会［1］。接下来的希腊历史中，充满了寻求知识的徘徊者。公元前5 世纪的某段时期，“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游历了希腊人所认知的世界以外的地方，到了埃及、利比亚和巴比伦等地，到了腓尼基人的海港城市泰尔，甚至到了俄罗斯南部，并且广泛记录了在那些地方的所有发现。公元前5 世纪，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从他居住的萨摩斯岛游历到埃及与克里特岛，最后定居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克罗敦。而古代时期最早的地理学家，米利都的赫克特斯，甚至在希罗多德之前就已去过埃及。

　　然而，经由旅行获取知识，几乎也成为占领属地的方法。希腊人不仅是伟大的旅行者，也是伟大的殖民地开拓者。公元前8 世纪开始，科林斯人就在今天的科孚岛建立了殖民地，到公元前580 年左右，希腊城邦已经稳定地横跨了他们所占领的整个地中海区域。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占领了当时世界中显然最令人艳羡并且是可以得到的那些领地［2］。很明显，这种规模的殖民与征服，需要技术熟练的领航员与容量相对较大的船只。但最重要的，是需要某种特定的战争技术的进展。康德相信，人类的冲突就是促使原始人类离开他们的居所、走出安适家乡的天然手段。他们或许在那里过得很快乐，但就像乳牛一样，没有任何一点渴望或积极的情绪，这并不适合于人类。康德对人类的天性有着深刻的洞察。但是，从这样或那样的方法看来，相较于让世界各民族稳定分布的任何单一因素，战争的作用更为显著。

　　然而，如果所有民族都陷入某种形式的战争，则战争本身也分为许多不同种类。发生在北美洲与南美洲、部分东非与澳大利亚各部族之间的，还有现今雨林地带留存的少数民族仍持续发生的那种冲突，常常是突如其来的，相当粗暴残忍，但这样的冲突很少，或者说不会有意造成众多持续性的灾难。如同16 世纪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西班牙观察者所描述：“这种战斗并不比我们骑马打仗或是欧洲小孩之间的游戏，带来更多的致命伤害。［3］”他们经常为了有限且象征性的利益而打斗，几乎不以征服或驯服对方为目的。他们并没有打算去改变世界。康德所思考的战争类型在某些方面是大不一样的。青铜器时代晚期，战争出现在地中海的东部沿岸与大草原地区。这种交战方式在《伊利亚特》书中被传颂，目的是要改化整个民族，有时甚至像特洛伊战争一样，是要致以终极性的灭绝。特洛伊战争不只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战争，也是所记载过的最长久的战争之一，它为人类的冲突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如此。由于特洛伊王子羞辱了斯巴达的米奈劳斯，所以米奈劳斯的兄长希腊神祗阿伽门农与一群拥有一半神祗血统的战士，一心想为米奈劳斯复仇。他们不是征服者，更不是帝国的建立者。当他们结束长达十年的争战而离开后，特洛伊城已经消逝。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结束战争，返回家乡。但在他们的身后，却留下了一个使得征服与屈从成为可能的世界。他们至少启发了一个帝国的建立，一个由于被世代传唱而可能是最伟大的帝国。罗马历史学者普鲁塔克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描述亚历山大大帝的心理状况的生动写照，他提到亚历山大大帝从未让《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抄本离开身边［4］。睡觉时，他把它们摆在一旁，同时把匕首摆在枕头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