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以神话的方式颂扬一个民族的出现。而类似的故事，也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由其他民族流传着。这些故事起着很多作用，但它们全都在称颂某个群体获得某种方式而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时刻。以地中海地区而言，这样的时刻可能是会因为坚硬耐用的金属、青铜，以及随后的铁器被发现和发明出来，而变得可能，这些金属兵器能被锻造得锋利并且一直保持锋利。就像许多当代的观察者所指出的，西班牙人不是靠他们的火器枪炮（这些武器给使用者的伤害通常比目标对象更大），甚至也不是靠他们的战马而击败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而就是他们的铁制兵器，并且这种兵器在几个世纪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与这些兵器相抗衡的，是阿兹特克人使用的黑曜石制成的斧头，他们很锋利，但只攻击一次就会变钝，而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随着战争中的新武器一起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战斗形式。《伊利亚特》里的英雄们依然是单打独斗，追寻着个人功绩，如就阿基利斯来说，他便寻求将私仇搬上战场。但在希腊的众多阶层中，那些对荷马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也存在这样的证据，表明凝聚力、组织性、追求目的的惊人意志，以及为了在某一天获胜而甘愿屈忍一时，这些是存在的。在早期游牧部落的武士身上，很难看到那些特点，就像在美洲、亚洲与澳洲的早期战士身上一样。阿兹特克人永远都无法理解这种针对他们而发动的战争。即使他们力图在墨西哥中部的广大地区维持纳贡的某种权威地位，他们更关心的还是祭品──中美洲战争的传统战利品──而不是去保护一个即将消逝的文明［5］。这是他们衰落的最终原因。总的来说，世界上其他一切落后的地方都会在几个世纪之后，因为欧洲势力的科学技术与冷酷无情而被排斥出局。

　　战争这个大机器是完全有能力将人类这个庞然大物毁灭的唯一利器，以此证明在所谓的“西方世界的胜利”里，它的决定性作用［6］。右手握着一支矛，左手拿着一块盾牌，但它不是用来保护自己，而是用来保护队友的，这样的雅典军人形象，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雅典民主的象征。实际上可能也是如此。然而，这也让人有全民皆兵的印象。每个人都拿着盾，也被邻人的盾保护着，个人的存活依托于整个团体的存活。懦弱与背叛只会导致整个团体的迅速崩溃。希腊人与后来的罗马人都充分展现了这种精神。大约在公元前356 年，特别是经过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改良后，希腊人的方阵已具备组织数千个训练精良的步兵团的能力，并与技巧熟练的骑兵团结合，凝成一股远胜于对手的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