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是指1919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导火索的五四爱国运动。广义的是指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这么一段历史。通常大家讲五四运动，指的是广义上的概念。一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下的五四运动其实包括一脉相承而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第二阶段，五四运动以后，原先的进步思想界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里开始逐步成为主流。目前很多纪念“五四”的文章没有注意到这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下面，我就从历史事件的联系、脉络角度，讲讲这两个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一）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

　　第一阶段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虽然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但它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强有力的批判为人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五四运动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反思。吴玉章讲过：“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提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的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新青年》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叫“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五四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补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早期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用白话文写的第一篇成功的有影响力的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仅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从旧框框束缚下解放出来，更有助于文字的表达明白易懂，有助于文化能够为更多的平民理解和接受，所以新文化运动像思想界的狂风暴雨一样，起到很大的扫荡作用。

　　我们前面讲到，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这种思想在“五四”前夜那个历史转折时期，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出路。那个时候，挪威 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中国当时翻译作《玩偶之家》）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不少人兴奋地赞扬为“女性的自觉”。但这样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吗？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鲁迅先生敏锐地做了一次《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东西之类。”的确，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那样黑暗，离开社会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起来。但在这一阶段，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样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还并不清楚。

　　（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到200多万人。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日趋壮大和工人所受压迫的加深，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加强了。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变成现实，给正在苦苦思索探求中国社会该怎样改造、应该建立怎样一个新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认识到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相同的不平常的革命，是一场崭新的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新觉悟，开始把希望转向社会主义。现在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是早产儿。但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如果不是中国社会和人们思想走到这一步，如果人们急切地关注的热点不是正聚焦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十月革命决不可能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人们心里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一战中是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夺取的特权交给日本。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奇耻大辱。原本很多人都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写文章讲，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是最后，巴黎和会作出使中国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决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以强凌弱的面目，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不仅使人们更加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而且也使他们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惊醒了。这对推动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从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开始转变到宣传社会主义上来。瞿秋白1920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五四运动中这个历史性转变：“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族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问题。”吴玉章则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革命先驱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的重大选择。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不仅没有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且赋予它们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只是谋求个人的解放，而是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谋求国家民族的解放；科学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重新观察和分析问题。这也加速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的步伐。所以，这以前和以后是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转变。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讲它的伟大意义，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通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间处于主流的地位。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另外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如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也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刚才讲的这两点可以充分说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经历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已经有那么多先进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而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又要求他们尽快把志同道合的人集合起来，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已经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

　　最早提出并推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记录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五个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比陈独秀早，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理解比陈独秀要深刻得多。但陈独秀这个人的性格像烈火一样，往往更急于行动。他感到马克思主义好（尽管理解得还比较肤浅），就要成立党，所以对各地的党的组织活动的推动，陈独秀作了很大的贡献。过去我们对陈独秀应该肯定的没有做足够的肯定，把有些不能完全归于他的责任也比较多地归于了他，这是不对的。但反过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陈独秀什么都肯定、什么都对，那也是不客观的。

　　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推动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几乎同时，蔡和森在法国写信给毛泽东，信里讲，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党，就是共产党。恽代英在武汉利群书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叫“波社（波尔什维克）”，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的意思。在四川，吴玉章、杨闇公等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后来，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之后，有的是个人加入，有的是整个组织都参加了。这个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不是偶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靠外来的因素造成的，而是许多中国的先进分子当时的共同要求，是客观的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的产物，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初就有着跟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不用多说的。1920年的5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除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三件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愿意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以青年学生为多。所以，上海的党组织成立以后花很大的力气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5月党组织建立，8月青年团成立。青年团几个主要领导人像俞秀松等都是共产党的最早的党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新青年》逐渐成为党掌握的刊物。1920年又创刊《共产党》，宣传党的主张。1920年的4月，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这是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被全文翻译成中文的。解放初，我在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当常委（学生代表），曾经问过主持校务委员会工作的陈望道先生，怎么会想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从日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回来了就开始要做点什么。另外一点，当时不仅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怎么把它跟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在发刊词中写到那么一句话：“本刊的第一任务就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是军阀，提出解决中国面对的种种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批评了社会上对时局的三种错误想法。这个主张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确实正在“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同年，党的二大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纲领。过去，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很多人以为大功告成了，事实上证明并没有。到“五四”的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感到不仅要在政治上推翻这政权，更要从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光从思想文化上解放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才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从此，大家前进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并且党还把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说清楚了。所以，党跟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政党第一个不同，是它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

　　第二，它从成立开始，就下决心深入下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

　　刚才讲到的陈望道先生跟我讲过，那个时候，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沈雁冰（茅盾）常在工厂放工的时候，站在一个高处对工友演讲，却没有多少人理他们。后来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做法，到工厂里面办工人夜校，办工人夜校以后，提高了他们的思想，发现了积极分子，然后搞工人俱乐部，以后再开展工人运动。再以后就到农村里面来开展农民运动，所以这个党一成立就到底层去，到最基本的群众中间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