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间社会的倒影是什么呢？我以为，除了鬼间或阴间，还应该包括狗间，它与人间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夹角。萧伯纳说过：“我见过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而胡适的一句口头禅是：“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他们对狗的理解如此相反，只能表明狗间和人间的互动与纠缠有多么深。据说德国人一般情况下不喜欢与人交谈，但是，只要两个狗主人相见，他们首先谈论狗，然后才谈别的事情。在“六畜”之中，狗是最早被驯化的，约有两万年的历史。丹麦曾在一万五千年前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中，出土了犬化石，被定名为“泥炭层时代犬”。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狗化石也有七千年历史。狗作为与人距离最近的动物（换一句说法就是“最亲密的伙伴”），不得不接受人的文明，居同样的环境，喝同样的水，吃同样的食物，甚至穿衣、穿鞋、美发、美容等等。这种与人共存的方式对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以致狗也患上了与人相同的病症，诸如癌症、癫痫、夜盲症、青光眼等疾患也流行在狗间。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搬运夫和哲学家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不过，一百年后，一个搬运夫要想成为哲学家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至少他思考的范围必须包括狗间的社会学命题。例如，狗的户口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户口就意味着“盲流”。你每天都可以在街上目击到处乱窜的流浪狗。于是乎出现了打狗队。他们戴着白手套，牵着狼犬，成为人间和狗间之秩序的维稳者。与此同时，洋狗群日益壮大，杂交狗越来越多，全球化速度比人间更甚。在狗年中，继“超女风”后，“超狗风”也愈刮愈猛。各种各样的“狗美”比赛屡见不鲜。“狗狗PK”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放言“当选狗”可得十万年薪。于是乎出现了“狗仔队”。他们戴着“长枪短炮”，像蚊子一样无孔不入，专门干那种追嗅“宝贝”屁股的事。不过，狗间全球化有一个方便的条件：狗语是真正的世界语，没有语种分别，因而像美元一样全球流通。在中国，生肖狗之所以被称为戌狗，按老祖宗的说法，戌时指晚上七点到九点，这时狗正处在亢奋期，任何一点响动都会引动它们吠叫。只是如今失去夜吠习惯的戌狗越来越多了。看起来狗语不存在话语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另一种话语暴力下，它们同样会变成哑巴。

　　

　　喜剧大师卓别林深谙其妙，他在《狗的生涯》中表现的是流浪汉查理穷困潦倒的生涯，却将流浪小狗斯凯普的命运与之扭结在一起，这样一来，“流浪汉和流浪小狗的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对狗和狗性研究最深入的，要数卡夫卡。他将对狗的观察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后来他竟以狗视角写了一只老狗的精神履历，充斥着恍惚、质疑、分辨、自否、拷问、憧憬相混合的意识流，将人间的世像和心像曲折地影射在里面。卡夫卡死后，该笔记被冠以“一只狗的研究”而公之于世。作者借老狗的口吻感叹道：“不过那时的狗不像今天这样奴性十足。”由此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堪称狗间哲学家，它探究的是世界、万物和狗自己的存在。不过，在卡夫卡之前并没有人知道狗间也有哲学家，否则马克思不会说出那一句名言。这是卡夫卡的过人处。

　　

　　二

　　

　　然而，家犬变成狂犬这个问题有点特别、有点复杂。它的疯狂是来源于人，还是它自己？据科学家研究，月亮和动物行为之间存有联系。动物在月圆时更容易咬人。悉尼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月圆前后，全澳大利亚狗咬人的事件比其他时候略少。奇怪的是，在年底的假期，动物咬人的情况会出现一个高峰。比如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对狗要多加小心——不管月亮圆不圆。有趣的是，远在古罗马时期，每当炎夏天狼星与太阳一同升起时，古罗马人会将酷暑归咎于天上这只疯狗的出现，因此会脱口而骂：dogdays。只是古罗马人没注意过，这一天地上究竟有多少家犬变成狂犬。

　　

　　狗咬人与月圆的关系不是笔者能研究的。只是我奇怪，为什么猪、羊、牛们很少疯狂，而唯独狗会像人一样疯狂？当狂犬咬人并使人变成“狂犬”而咬自己的同类时，人间几乎反过来成了狗间的倒影了。学者们在研究鲁迅《狂人日记》时，大都忽略了“赵家的狗”的独特作用。这是很大的疏漏。比如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其时，赵庄上空的月亮确乎圆了，而且“赵家的狗”也确乎有些特别。反过来，狂人待在黑屋想知道月亮圆没圆，只需看看“赵家的狗”的“眼睛”，或者听听它发出怎样的叫声就行了。比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显然研究了“赵家的狗”与月圆之间的社会学关系，并且还研究了它与洋名叫“海乙那”（英语hyena）的鬣狗之间的差别和血缘：“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鲁迅的结论恰恰与马克思相反：“赵家的狗”与野性的鬣狗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更可怕的是，赵庄的“搬运夫”与狗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

　　

　　由此看来，在宗法制和独权制的社会土壤里，不仅难以冒出耐高压的哲学家，即便从康德和马克思的故乡空运来几个哲学家，也会被“逆淘汰”掉，即哲学家被“搬运夫”淘汰，“搬运夫”又被赵贵翁们淘汰，最终赵贵翁们会被“赵家的狗”淘汰。如果不研究“赵家的狗”的狗性结构和繁衍方式，便谈不上读懂《狂人日记》，以及何以要“痛打落水狗”了。

　　

　　三

　　

　　在中国，家狗大都是有姓氏的，常称之为“赵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等等。“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翻成英语便是“Loveme，lovemydog”。问题是，中国人从来都不爱乌鸦，乌鸦历来被视为凶兆。当然，“爱屋及狗”是可能的，但这要看狗主人是谁。狗与主子家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狗身上自然打上了阶级的标签。由此可见，纯粹的野狗是很少的，大部分野狗原本是“赵家”、“李家”或“朱家”的“看门狗”，后来被主人抛弃了，因此才成为“丧家狗”。它们流浪在外面，乞求旧主人回心转意，同时也期待新主人早点收留它。因此，这些野狗从来不具有野性，也暂时失去了“家性”，因而更加暴戾和孱弱。

　　

　　记得父亲下放青阳农村那年，一次被村庄里的一只狗咬伤。父亲说那只狗蜷曲在门口，一声不吠，待他走过去后，猛冲上来就是一口。堂兄要找狗主人讨个说法。父亲摇摇头说，算了吧，那是老贫农家的狗。自此我才注意到狗与狗是不同的，开始留意哪只狗是老贫农家的，哪只狗是地主富农家的。后来读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发现王二也有类似遭遇：

　　

　　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

　　

　　在流氓型时代，一只羊想证明自己清白无辜是不可能的。而愈是想证明便愈显现出种种荒诞来。这是小说的深刻处。有人认为流氓型社会里只有狼和羊。其实不然。狼实施专制（或名曰专政），对羊拥有生杀予夺之无上权威，羊只有等死的份儿，下跪乞求的份儿，被吃的份儿。但如果没有狗，狼的专制就不那么顺遂、牢靠了。瞿秋白在《狗道主义》一文中这样形容它：“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花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秋白先生似乎忘了，狗遇见羊便成了狼，遇见狼便成了羊。羊要进阶到狼的队列中去，第一步必须设法成为狗仔。流氓型社会得以维持的秘密，不在于那几只狼拥有无上权威，而在于为数庞大的“赵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在于将羊转化为狗的“进化”机制。狗群的存在不仅让羊的反抗（如果有的话）遭到瓦解，而且使羊们朝着成为狗的方向变异。当流氓型社会达到狗群即羊群的程度，它的稳定性往往最好，延续的时间也最长。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可谓一针见血。所谓“狗的运动”，专指民国后各派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陈独秀追问道：“民国十二年中，伤亡的下级军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伤？不用说是为少数军阀私人的利益与地位而战而死伤。”（《北京政变与军人》）这些兵是由军阀雇用的土匪及各种无业游民构成，他们甘心充当狗群供主子驱遣以换取一点残羹冷炙。然而，像群狗争骨头的岂止是军阀们手下的兵士们，更有一大群帮闲文人。他们的结局似乎比那些兵士要好，但却更可悲更龌龊。

　　

　　四

　　

　　问题是，“人的运动”非但没有“轰散”那些“狗的运动”，而且“狗的运动”远比“人的运动”要浩大得多。究其因在于：其一，有许多帮闲文人从旁协助“狗的运动”。他们在一边帮腔、喝彩、放冷箭、搅浑水。在流氓型的文化传统里，一直深植着怎样做知识的狗，进而凭知识谋取“看门”之狗位的结构功能。知识和真理本来是打狗棍，但现在却成了“看门狗”进攻的吠液和利齿。知识者（区别于“知识分子”这一神圣称呼）所依附的狗主可以是权势、派系或金钱，他们一听见吆喝、怒斥或者狗链抖动，就知道该朝什么方向狂吠、摇尾或龇牙咧嘴；其二，犬儒主义盛行使“人的运动”式微，并带有一股“儒犬”气息，于是“狗的运动”更加狗势浩大；其三，“人的运动”越来越成为招牌，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运动”，其实质是将人奴化为狗的运动。陈独秀后来也被这种“人的运动”所淹没——最早是共产国际让他做听话的狗，后来他不服从了，于是就把他搞臭，直至用打狗棍驱逐之。出狱后各方势力纷纷用高官、利诱、设套、威逼让他做“狗”，均遭到他严词拒绝。

　　

　　在布满凶险漩涡的急流里，一个革命者、一个知识分子，想做一个独立的人是很难的。权力一旦与知识、主义合谋，自立和自由就难有立锥之地。陈独秀晚年看到毕生发动的“人的运动”近乎虚妄，而“狗的运动”仍喧嚣不已，于是陷入痛苦的思考：“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1940）苏俄所谓的“人的运动”，其实也只是“狗的运动”的变种而已。他从苏俄的现状悲哀地看到了中国可能的未来。

　　

　　五

　　

　　狗间与人间的交错、互映，无疑使人狗之间的界限慢慢模糊了，以人喻狗，以狗指人，这类文化隐喻几乎俯拾即是，譬如狗盗鸡鸣、狗吠非主、狗肺狼心、狗苟蝇营、狗急跳墙、狗尾续貂、狗血淋头、狗血喷头、藏弓烹狗、狗仗人势、狗彘不若、狗眼看人低、狐朋狗党，等等。刘邦灭掉项羽后，将手下几位功臣称作“功狗”，理由很简单，他们如同猎狗一样在“猎人”指令下包抄猎物。成吉思汗也如法炮制，称手下最勇猛善战的四名将领——忽必烈、哲别、折里麦、速不台——为“四狗”。

　　

　　到了现代社会，将狗称作“功人”的，齐奥塞斯库算是登峰造极。齐奥塞斯库有一爱犬名“考布”，周围的高官皆尊称为“考布同志”，齐奥塞斯库嫌此称呼太平民化了，于是郑重给爱犬授衔，“考布同志”摇身一变成了“考布上校”，前无古“狗”地开创了“狗官”的历史。“考布上校”配有豪华别墅和专车，有秘密警察充当保镖，保健医生更是日夜照料，据“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忆：“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一种从英国进口的肉）。只有医生尝过后，肉才能喂狗。”罗国驻伦敦大使肩负的重任之一，便是每星期去一趟圣伯利公司采购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后空运回国……而此时，罗国人民正在凌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购物——不过，这些食品“考布上校”是不屑一顾的。

　　

　　这就是罗国的狗权与人权的关系。当然，这不能怪“考布同志”，甚至还得表扬它。毕竟在现代政治版图上，它人模狗样地沟通了人间与狗间的关系。有一个插曲耐人寻味。有一次，“考布上校”陪同罗国总统视察布兰科温斯克医院时，与几只捍卫“猫权”的猫发生了冲突。猫们根本不认识什么“考布上校”，因此上来便一阵乱咬。“考布上校”且战且退，但鼻子还是被咬伤了。总统大怒，愤然离去。这家医院处于新建“社会主义胜利大街”的拆迁范围，尽管罗国百姓强烈希望保留这家医院，但结果可想而知。院长非常后悔，竟疏忽对猫们洗脑了，老鼠不认识不要紧，“考布上校”能不认识吗？

　　

　　查一查“考布”的出身，就知道它来自大西洋上的纽芬兰岛，是一种用于拉渔网和做搬运工的拉布拉多猎犬。果然有来历。马克思太小瞧“搬运夫”了，竟忘记“搬运夫与猎狗的差别”。巧合的是，这条黑色带白斑的拉布拉多猎犬，是19世纪传入英国的，其时马克思正流亡英国，他想必见过这种狗。尽管未引起他的重视，但一百年后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将它作为礼物送给马克思在东欧的“传人”，倒是颇有意味的。他的名言应该改为：“搬运夫和上校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

　　

　　若干年后，齐奥塞斯库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竟“像野狗一样被处死”（罗国百姓语）。这同样是粗暴的兽性行为。在颠覆者与被颠覆者之间，他们的人性和人权的水平从来没有高于“考布上校”。

　　

　　六

　　

　　狗间与人间的纠缠，往往呈现于不起眼的隐裂与对峙，诸如“狗的运动”与“人的运动”，又比如“狗食文化”和“食狗文化”。国人一方面与狗亲昵，视狗为亲密伙伴；一方面又弃狗虐犬，狂嚼狗肉。在全球化时代，这种“食狗文化”遭遇伦理的困境，以此凸现的双重人格终究是“纸包不住火”了。

　　

　　不过，“食狗文化”的历史恐怕要远远古老于“狗食文化”。但也不尽然。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指责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一般而言，“狗彘食人食”的“狗食文化”是统治者造成的。而“食狗文化”或起因于“人食狗彘食”，以致“涂有饿莩”而吃狗，甚至吃人。《晏子春秋》中有“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当时一般百姓不可能享有这等待遇，因此晏子警告道：“且夫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而死狗有棺。”人与狗的强烈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两极分化。

　　

　　这种人不如狗的现象，在所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都会出现。富家一年狗粮远超贫困地区一家人的口粮。至于人给狗当保姆，也比比皆是。孟京辉执导的当代喜剧《两条狗的生活意见》，表现的是两条乡村的狗，因吃了狗罐头而唤醒了入城的梦想，于是成了大都市里背井离乡的异乡狗，流浪在灯红酒绿、遍布歧视的城市，它们努力过，拼搏过，痛苦过，彷徨过，遍尝恋爱、失恋、发达、没落、名利、财富、堕落的滋味。因此，这两只狗对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意见，诸如对真虎假虎有意见，对三鹿牛奶有意见，对金融危机有意见，对布什和奥巴马有意见，对山寨生活和俯卧撑有意见，对索马里海盗有意见，对女秘书和男老板有意见，对贫穷有意见，对暴发有意见，对饥饿和减肥有意见。但它们的意见不可能有人倾听，于是它们决定告别地球，出走太空。

　　

　　几年前，一批中国偷渡客（254名福建人）涌进加拿大后令当地人愤怒不堪，他们骂偷渡客“根本不值得同情”，《维多利亚殖民者时报》直接用了这样侮辱性的小标题：“回家去！”“搭飞机、乘船都可以，只要滚就好。”极富讽刺意味的是，一只随偷渡而来的母狗却受到加拿大人的同情与爱怜，并在媒体上掀起一阵认养风，无数居民表示要收养它，动物之家还为它取名“微风”，意谓从海上“乘风”而来。如此看来，这帮人权主义者也是“狗眼看人低”了。

　　

　　七

　　

　　有关狗的譬喻构成了不同的文化镜像，它是另一种狗间。在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坚持内心的道德准则，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摒弃奢侈、习俗和快感的追求，宁愿住在一个桶里，或者提着一个灯笼游走，以讨饭为生，声称“要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有人讥笑他活得像条狗，他报以微笑。有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住在桶里的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无独有偶。在中国，孔子当年曾被郑国人视为“累累若丧家之狗”。穷困至极的孔子面对鄙视和贬称坦然处之，说道：“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后人据此认为孔子认同这种贬称，有人甚至以《丧家狗》为书名，概括孔子浪迹列国的一生，这显然是一大误判。其时孔子正处“耳顺之年”，这种贬损与他周游列国几次被困几度命危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孔子属狗，是性情中人，他好激动，爱打抱不平。但他的答语中不难读出一种无奈、反嘲的意味。孔子内心必定是酸楚和悲凉的。孔子原本有国有家，更有精神家园，促使他“丧家”而浪迹列国的，正是一种宣道、济民、救世之精神。倘若孔子勃然大怒，痛加驳斥，恐怕他早就“峣峣者易折”了。列国拒绝孔子表明，他的独立思想和治国理念不合统治者的胃口。在他们眼里，这条“丧家狗”是不能留作“看门”的。

　　

　　不过，郑国人此种斥责堪称“国骂”，颇具普遍性：所有高呼紧跟时代脚步的人，都对过去、传统、旧事物抱有天然的敌意。你一个孔老二，思想跟不上新时代新事物，还妄想修补礼乐崩坏之旧天，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狗”是什么呢？那些竭力挽救没落的旧事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落伍者”，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又是什么呢？

　　

　　在“十月革命”的大裂变中，勃洛克在歌谣体长诗《十二个》中，反复将“旧世纪”、“旧世界”比做“饿狗”是不奇怪的。对狂热的革命而言，与过去的一切决裂，被视作天经地义。“一个资本家站在十字路口，/把鼻子藏进衣领。/一条癞皮狗蜷缩在他旁边，/翘起尾巴，浑身僵硬。/资本家无声地站着，/像一个问号，一条饿狗。/旧世界仿佛丧家犬，/翘着尾巴，站在他身后。”（第九节）又如：“──别跟着我，癞皮狗，/不然我要用刺刀把你刺穿！/旧世界啊，你这丧家犬，/毁灭吧──我要把你推翻！”（第十二节）为表达仇恨、鄙视与贬斥，作者几乎将有关“狗”的喻体一网打尽了。

　　

　　问题是，我们脚下的根性之物大都是“旧的”，基本的人文理念也大都是“陈的”。“旧世纪”、“旧社会”或“旧事物”，在许多时候并非如别人描绘得那么糟糕，甚至在不少方面为“新世纪”、“新社会”或“新事物”所不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五百零二天，共处决两千六百三十二人，平均每天处决人数超过五人，远远超过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在俄国，仅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处决的人数，竟是沙皇三十年的一千六百倍，平均每月处决人数是帝俄最残忍年代的六十倍。进化论时间模式是专制权力最喜欢的意识形态诡计，它以“新”为标签，以不断翻新制造“革命”成果，从而确立和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勃洛克目击革命后的惨相感到困惑不已，“街上刮着风……人们挨着饿……绞刑架上吊着人；全国到处是‘反动’；活在俄国实在难，忍冻挨饿，啼饥号寒”，于是他说出了他的预言：“……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所有这些都预兆着一场毁灭——只有上帝之火才能毁掉这一切。”

　　

　　结果，骂狄奥根尼是“犬儒”的人，大都是利欲熏心之“儒犬”；即便是他的后学，也把“犬儒”这个词，巧妙地整容成人模狗样的。而骂孔子是“丧家狗”的郑人，大都是“看门狗”，或者希望做稳“看门狗”。因此中西历史有了一个共振点，即如何把“犬儒”变成“儒犬”，如何使“丧家狗”成为“看门狗”。这不仅是一种阉割技术，而且是文化酱坊里的一种特殊机制。

　　

　　（《随笔》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