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沦陷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法国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这些应该分清“遭受侵略”与“国家需要”，在我们的大众思维中，当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就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就像国家正在搞建设的时候正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只要政府愿意或庸众们愿意，任何时候都是“国家需要”的时候。国家作为一个永远也喂不饱的庞然大物，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时候”，与“国家需要”相对等的应该有“国家不需要”的时候，但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时候，永远都是“国家需要”的时候，所以，“国家需要”本质上只是爱国主义或政治煽动的一个口号。

　　

　　但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傻乎乎地以为真有“国家需要”的时候，放弃自己的学术生命投入学术之外，或者放弃更好的学术环境而去选择反学术的环境，放洋的知识分子与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都曾这样蠢过。之所以说蠢，因为服从于国家需要是一种爱国主义的骗局，对爱国主义的批判在中国是不可以的，再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多认为爱国是必需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纠结着，很多时候误将民族主义当作了爱国主义。

　　

　　言归正传，我们说回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期间的流亡。从法国流亡到美国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马赛——纽约；一条是里斯本——纽约。前者从马赛出发，途经安德烈斯群岛抵达美国的“马提尼海路”；后者是坐火车、步行翻过比利牛斯山穿过西班牙到达里斯本，再乘船去纽约。第二条路非常麻烦，因为种种签证的申请与通过太复杂了，经常是许多人美国的签证到手时，法国的离境签证已经过期，于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当时的中世纪文学教授古斯塔夫•科恩写道：“如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需要办理这么多手续，他一定会拒绝发现新大陆。”不幸的本雅明就死在这条线上，因手续的折腾而绝望自杀。

　　

　　无论如何，在美国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一些民间团体的帮助下，法国许多知识分子在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后离开法国，去了美国。著名的流亡的法国知识分子如列维•施特劳斯、布勒东等等从文学艺术界到数学界到社会学界的名流们。当然也有留下来“抵抗”的，比如狂热的阿拉贡、牛叉的马尔罗、午夜出版社的创办者让•布吕莱等等。其时于法国知识分子看来，留下来还是流亡并不是问题，就像在德战期夺取了《新法兰西评论》的德里厄•拉罗谢尔之类的选择通敌也是很自然的，“人人都通敌”这句话在关于那时的回忆录里总会看到。而停下来所谓“抵抗”者如波伏娃，却在为贝当政府服务，她给贝当政府做全国广播工作，并推出了自编的一些文化节目，后来她将自己的工作贬低为索然无味的，但是她忘记了她的节目让维希电台更具有收听价值——对那些不谙世故的听众来说这些劝降一样具有危险性。素来法国知识分子总是浪漫者，所以他们总是半心半意，通敌的半心半意，留下来抵抗的也半心半意，流亡到美国的也半心半意，这种半心半意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种非“真理在我手、正义在我手”的清醒与理智。

　　

　　于流亡者而言，从此以后他们便成了永远的异乡人。在美国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被美国政府看作外来人，他们很难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要花很大努力才能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谋得一席之地。后来成立的“自由高等学院”，收容了一大批法国的教授们。但在这块“飞地”中，法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很舒服，总有种种的政治斗争与对未来的争议。但法国知识分子将这块“飞地”看做一种对德国的抵抗：保存了法国的学术生命。后来美国成立战略服务局和战争信息局，在纽约的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投入这两个部门去服务，尤其是战争信息局成立的“美国之音”，得到了法国知识分子们的大力支持与服务。成立自由高等学院和参与战争服务、建立出版社、发行杂志等，都可以看做是法国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的“远距离抵抗”。

　　

　　但于法国本土看来这种“远距离抵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等到法国解放，这些流亡者回到法国，却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又成了“新的流亡者”。艾曼纽•卢瓦耶在《流亡的巴黎》一书中写道：“安德烈•莫洛亚和儒勒•罗曼两人回到法国后便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事实上他们两人加入法兰西学院的仪式，让人觉得更像是一场豪华葬礼……与他们两人相比，超现实主义者们来自全然不同的文化圈，然而他们回到巴黎之后，同样无法找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二战之后的法国是萨特与波伏娃的王国，再也容不下战前巴黎左岸右岸的那些旧人了。战后也是共产主义高涨的时期。“共产主义与存在主义这两种主要思潮通过‘行动’理念结合在了一起。”卢瓦耶说。此后战前的知识分子们在法国成了异乡人，他们的影响无法超过萨特，只有美国继续了他们的影响：艺术的前瞻性、学术的规范化、思想的前卫性……美国是受益者，他们是夹在旧大陆与新大陆之前的不断融化的“奶酪”。

　　

　　从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上而言，流亡的知识分子处在不断的丧失之中，但从学术生命而言，这种流亡却是一种最好的保存。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扛枪打仗，也不是当政治幕僚，而是保持学术与思想的血脉，在这种本质之下，他们的流亡正是一种抵抗。而退一步来说，爱国并不一定是要知识分子与侵略者作斗争，他们选择远走而不为敌人服务，也是一种爱国。

　　

　　（《随笔》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