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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中国商业史影像3] 崩塌之伤

  1922年7月1日,南通全城彩灯高挂,车水马龙,仿若盛大节日,这天是张謇七十大寿,各地名流显贵云集于此。儿子张孝若在六七年后回忆道:“城内乡间,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凑热闹。好像这不是我父个人生日的庆祝,乃是地方大家事业成功的庆祝,个个欢天喜地。”然而,这却是最后一场豪门盛宴,此时的张家已债台高筑,三年之后,“状元企业家”张謇破产的消息将轰动全国。
  
  1919年,大生集团创造盈利380多万两白银的历史记录,此后便急转直下,连年亏损:1921年对外负债高达400万两,危机初现;1922年因棉花涨价,当年亏损70万两。张謇找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借款,不料直到1924年还不见动静。他又转向美国银行家告急,亦无果,只好向上海资本家求助。1922年10月25日,大生一厂以500万两作抵押向银行借款70万两,1923年,大生副厂以全部资产作抵押借得40万两,此后两年又连借五笔,合计近100万两。每次借款条件都极其苛刻,并非资本家雪中送炭,更似趁火打劫。
  
  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资不抵债,仅大生一厂负债就达906.9万两之巨,张謇只好忍痛将企业交由债权银行和钱庄接管,自己只是名义上的董事长,他不禁掩面长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之呼号绝非怨天尤人的推脱,在国运衰微的洪流中,企业如一叶扁舟,倾覆由命。1922年,一战早已结束,欧洲各国步入复兴时代,近邻日本仍高速发展,列强将中国视为肥肉以分食,脆弱的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加上农作物连年歉收,原材料价格暴涨,尤以棉花为甚,自1922年10月-1924年6月,棉花价格平均上涨73%,外资企业能以成本控制、管理改善、金融运作等手段化解危机,年利润率基本可维持在20%-30%的高位,但国内纺织企业却屡遭惨败,“棉贵纱贱”的景象一如既往,上海1/3的纱厂停业、倒闭,被外资兼并者不计其数。
  
  1926年7月17日,张謇在孤寂与遗憾中凄然离去,依其意愿,入殓所穿皆由大生纱厂织布所裁剪,陪葬品仅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另有一对小金属盒,分别放置一束胎发、一只尽根牙。作为一代大商,大生系统资产鼎盛时有2483万两白银,但张謇却并无多少私产,20多年来的工资、分红几乎全用在教育、慈善等地方公益事业上。从商30余年,张謇以全部心血振兴南通,去世前十多天,他仍以高烧之病躯带日本专家到长江大堤商议“防江”大计。
  
  张謇饱受煎熬之际,穆藕初正从云端坠落。1924年除夕之夜,穆家惨淡凄凉,他检查完两个儿子的课业之后,“未数语,突然泪下,且泣泣有声,即起进自己卧室,随手关上房门。”彼时穆藕初告借无门,催债围门,连上海杨树浦路的住宅亦为2万两借款被抵押。
  
  1920年的“直皖战争”与1922年的“直奉战争”将强弩之末的豫丰纱厂彻底摧垮,军队到来要交劳军费,离开又有开拔费,各大银行对处于炮口下的豫丰纱厂不仅分文不敢放款,还加速收回贷款,周转万分艰难。危机随后蔓延至厚生纱厂,股东对穆藕初失去耐心,而他本人又无股份,只好在1923年5月16日辞职。德大纱厂也处境艰困,穆藕初的哥哥又因投资失误、挪用数十万公款令公司雪上加霜,只得于1924年9月宣告破产,穆藕初主动替哥哥揽责,向债权人转让个人全部资产。1925年4月,德大纱厂被荣氏兄弟收购,更名为申新五厂,6年之后,厚生纱厂亦归荣家所有。
  
  此时,穆藕初已淡出实业,一心向佛。他在1923就连续两次向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问佛求教。不过,毕竟壮志未酬,心境难平,穆藕初很快又投身政界,换一种方式“抱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宏图”。
  
  1926年之后,另一位“棉纱大王”聂云台也因事业失败与疾病缠身的双重打击虔诚事佛。1918年聂家析产、划股之后,弟弟聂潞生成为恒丰纺织新局的实际话事人,聂云台全心筹办大中华纺织厂。1923年之后,恒丰一度停产,聂云台借款60万两救急,此后便陷入靠借款维系的危亡处境。1924年,开张不到3年的大中华因经营不善转卖,聂家损失32万两,聂云台在中美贸易公司的损失也达三四十万两。1927年,日渐没落的华丰纱厂被日企吞并。1936年,恒丰被债券银行出租给宋子文的中国棉业公司,聂家彻底出局。


  
  随着纺织行业“黄金时代”的急剧终结,各路“大王”黯然退场,倏然崛起、倏然崩塌之变局令人错愕,好在“四大王”并未全军覆没,荣氏兄弟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发兴旺。
  
  身处纺织行业寒冬之中,谁都无法保全。1922年冬天,荣家负债高达300万元以上,遭遇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以申新一、二、四厂作抵押,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以年息1分1厘半借款350万日元(合220多万两规银),这比市场利率高四倍。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之后,荣德生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人人安心,喜形于色”。
  
  转危为安之后,荣家在1925-1931年间从4家工厂扩大到9家,行业危机时却大举并购,荣家为何逆势而行,荣宗敬总结出四点理由:首先,收旧厂比建新厂便宜;其次,添厂却无需添人手,从原先各厂抽调即可;第三,不用增设经营管理机构,由总公司统揽;最后,规模越大分摊成本和费用更低,竞争力不弱反强。
  
  荣宗敬
  
  荣氏一席话,既点破当时棉纱行业集体败局之因,又为迷雾中的民族工业另辟蹊径。时至今日,经济寒冬再度蔓延之际,荣宗敬之反向操作仍不失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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