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中大显身手 - 第2章秘密特工，横空出世：美国政治缩影下的FBI前世 - 你不知道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机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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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禁酒令”中大显身手

　　经历了“红色恐怖”事件之后，调查局几乎已经成为了美国公民眼中的“过街老鼠”，威廉•J•弗林从调查局局长的位子上离开了，司法部部长哈里•M•多尔蒂于1912年8月22日任命威廉•J•彭斯为新的调查局局长。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调查局一直生活在“红色恐怖”事件所带来的阴影之中。“红色恐怖”事件的发生，也让调查局不得不收敛了白宫所赋予他们的一些特权。再加上这一时期执政的总统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实际上是一个只会空谈的政治家，其懒散执政的态度曾一度让当初支持他的人很是失望。事实上，哈定在任上也并非什么事情也没做，在他要让美国“恢复常态”的政策下，美国的工业也的确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他号召下的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也积极地促成了《四国公约》和《九国公约》的签定。但在“恢复常态”的政策之下，调查局却根本没有得到白宫的注意。
　　
　　1923年哈定突然中风，副总统小约翰•卡尔文•柯立芝就任总统，在这位保守主义的总统执政时期，调查局依然没有什么起色，因为柯立芝政府一直认为“少管闲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一直强调美国人的目的就是做生意，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倾向于“无为而治”。而这一时期，由威廉•J•彭斯领导的调查局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维持经济秩序。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平静的政治背景之下，一个美国历史上突出的矛盾却在不知不觉间凸显了出来，那就是早在20世纪初美国颁布实施的“禁酒令”。“禁酒令”与美国人民之间日渐升级的矛盾，让沉寂多日的调查局再次引起了美国人们的重视。

　　
　　在美国成立之初来到这片荒凉之地开拓新疆土的移民中，有很多都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也就是维护《圣经》的基督徒，这些人过着简单且清廉的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很反对人们饮酒。早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就开始强烈要求政府出台“禁酒令”，一直到20世纪初期政府才颁布实施“禁酒令”。到了1917年，美国政府再次对现行法律进行了修正，规定禁止美国公民在美国本土及合众国内酿造、生产和销售酒类。这一针对“禁酒令”的修正案一经出台，美国各地的喜欢喝酒的人立刻忙碌了起来，他们在法令正式实施前的日子里购买并囤积了很多酒。在哈定和柯立芝政府时期，“禁酒令”所带来的后遗症终于被凸显出来。
　　
　　虽然政府不允许酿造、生产和销售酒类的饮料，但酒毕竟是消费品，这一禁止不但没能吓退很多美国人的喝酒欲，反倒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之下勾起了他们肚子里的“酒虫”。在“禁酒令”修正案刚刚颁布的这一段时间里，在美国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喝得烂醉如泥，还有很多人都在抢购大量的酒以备后用。如此一来，由于喝多了酒滋事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另一个因“禁酒令”修正案而滋生出来的新的行业很快引起政府的注意，那就是私营酿酒业。这些私营的酿酒业销售者，大多是有着商业头脑的商业投机者，他们从政府的“禁酒令”中发现了商机，于是开始大肆地加工生产酒，并偷偷地私下销售。由于加入私自酿造酒的商人越来越多，随着他们不断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后来很多酿酒商都不再按着正规的流程去酿酒，而且黑社会的加入使得酿酒变得更加简化了，他们直接用甲醇勾兑酒精来做酒，然后再通过销售对一些买家进行敲诈。

　　
　　随着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再加上喝了假酒后出现的眼睛失明、中毒、残废和死亡等事件时有发生，司法部部长哈里•M•多尔蒂便责令调查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此时，因“红色恐怖”事件而被当时的情报综合处处长埃德加•胡佛所招募来的特工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很快便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不仅查抄了数十家私自酿酒的窝点，并且还意外破获了几个冒充卖酒商人，其实是混入这一行业对买方进行敲诈和勒索的黑社会组织。在这一打击活动中，调查局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广大美国人民的支持，改变了最初因“红色恐怖”事件令美国人民所唾骂的形象，让调查局一举成为了美国人民心中代表着正义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部门。
　　
　　有着前车之鉴的司法部部长哈里•M•多尔蒂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到处去虚夸调查局，还责令威廉•J•彭斯局长在这一时期一定要管好下属。而威廉•J•彭斯本来就是一个做事低调的人，在他的约束之下，调查局的特工们不仅没有松懈，反而继续在社会上充当着反暴力、反罪恶的正面形象。其实在这一时期，调查局不仅针对非法酿造和卖酒者进行了扫荡式的打击，而且对其他有关危害到美国宪法的一些犯罪行为也给予了严厉的打击。然而，在哈定和柯立芝政府时期，调查局的所作所为既没有得到白宫的肯定，也没有得到否定，本来就以少言寡语著称的柯立芝总统对调查局的态度只有两个字：默认。
　　
　　从客观上讲，柯立芝总统对调查局的这种态度其实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因为从执政开始，柯立芝一直致力于对政府机构人员规模上的精简，而就当时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而言，完全可以用人丁兴旺来形容。这些特工，绝大多数是在“红色恐怖”事件中被当时的调查局综合情报处的处长埃德加•胡佛招募过来的。虽然柯立芝一直想将调查局从司法部拿掉，但“禁酒令”次生危害的出现让他迟疑了一下，而正是这片刻的迟疑，才让调查局侥幸保留了下来。相对于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很多政府部门来说，调查局可以说是一条“漏网之鱼”。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条“漏网之鱼”，在后来几乎成为改写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17年的“禁酒令”修正案的出台，可以说像是一剂兴奋剂，在短时间内对“禁酒令”起到了极大的刺激，让很多美国人民对这一早就颁布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政策提出了无声的抗议。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禁酒令”次生危害是对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所提出的新的需求。也就是说，“禁酒令”这一法规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之下，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了，政府应该对这一项法令进行重新修订甚至是废除。但从威尔逊到哈定，再到后来的柯立芝和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这一不合理现象均没有得到这四位美国总统的重视。而“禁酒令”次生危害的出现，可以说成为了调查局的一颗救星——在调查局即将被柯立芝政府精简掉时，调查局在这次运动中大显身手，很快便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1917年的“禁酒令”修正案不但是美国司法部调查局的一颗当之无愧的救星，而且也是迎接新局长埃德加•胡佛到来的一份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