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系《名牌》杂志2009年十大年度精英的评选，被定位于知青群体。颁奖仪式，在著名的建川博物馆举行。这是由于这个博物馆的创建者樊建川，也曾经是个知青。我被邀参加这个仪式以及知青论坛，在会上会下，见到了许多像樊建川这样从前的知青，现在的精英人士。收了一堆的名片，不是老总，就是高工、教授，以及著名的 和艺术家。很多人，都是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大人物。
　　
　　当然，这些精英人士也清楚，当年的知青“战友”，有两千多万人，绝大多数离精英这两个字很远。他们其实是当下的弱势群体，处境艰难。当初从广阔天地回城之时，多数人岁数大了，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没有住处。好容易安置下来，成家立业，步步都赶不上。不是摊上工厂倒闭，就是轮到自己下岗。除了少数考上大学的人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是城市贫民。当年，这两千多万被赶到农村的青年，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虽然叫做知识青年，但中学只上了一两年，很多人其实就是小学生。在农村，在边疆，他们吃了很多苦，但是却没有城市工厂生活的基本技能。如果说，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曾经的苦难，可以是财富，但对于更多没有成功的人来说，苦难仅仅就是苦难。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知青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这样的事。用行政力量和政治动员，把绝大多数城市青年，都赶到农村，赶到边疆。和平建设时期，几千万规模的人口的逆向流动。关于这场运动，流行的看法有两个。一是说在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心中，的确存在类似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情结，真的认为农民是最淳朴、最革命的人，城市里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应该接受农村的洗礼，接受农民的教育。所以，知青运动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是说，之所以有知青运动，无非是因为“文革”的目标已经达成，该打倒的人都打倒了。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留在城里，多少是一种动荡的因素，重整秩序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存在，是城市的压力。当局是为了消除隐患，以及减轻城市就业的压力，才发动这场运动的。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领导人，的确对于农民怀有民粹主义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知青运动存续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和强调。不要知青在城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反而要他们去农村，接受怎么说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中不那么先进的农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义，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解释的。尽管我们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自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人，都往往被发配到农村，接受惩罚。类似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犯错的人就要“黜为农”，暗示农民并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身份。但这并不妨碍领导人在心目中，在精神领域幻化农民的圣洁形象。因为他也曾让自己的儿子，到农村接受农民的教育。把城里人下放到农村，主要是一种通过艰苦生活进行的惩罚，在圣洁化农民的同时，领导人当然也知道农村生活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无论是“卸包袱”还是“再教育”都只是知青运动的一种表层原因。知青运动的远因，在于当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大框架下，就没有明确城市化的位置。
　　
　　无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者，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化的激进主义者。但是，他们的现代化，却没有城市化。他们对于推进工业化不遗余力，几个五年计划，工业化都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对于城市建设，却一直没有花太多的工夫，即使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没有城市化的规划。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当时的工业化，是一种农村状况的工业化，即使工厂建在城里，也不大考虑生活的配套，甚至把城市也变成乡村的状况。更不用说，由于三线的建设，大批的工厂实际上搬到了山区农村。以至于有人刻薄地说，在改革前，中国到处都是农村，城市也是另一种的农村，所谓都市里的乡村。正因为这样一种建设框架，所以，把城里的知青赶到乡村，才是合情合理的。在“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新的秩序建立之后，仍然每年都把知青赶下去。因为，城市里没有这些青年的位置。
　　
　　中国的传统，有让子女多吃苦而经受磨炼才能成才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今天依然有市场。的确，知青中的少数人，经过农村生活的磨炼成长成为特殊的人才。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类似今天聚集在建川博物馆的知青精英，不折不扣是这个时代的骄子。但是，大量的普通人，却没有因此而成才，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中国，现代化必然伴随城市化，是农村人往城里走，而非相反。动用行政力量驱使城里人（不仅是知青）到农村的反城市化的现代化，是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两千多万人的牺牲，能换回这个教训，那么知青吃的苦，还算有点效用。可惜，我们看到，被历史决议早已判明为浩劫的“文革”，其中的知青运动，已经逐渐被人涂染上喜剧色彩，快要变成庆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