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这一年，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经济危机，是延续去年的，而种种救市措施，也是去年的延伸。其间发生的众多事件，似乎没有一件属于“首创”性质。对于做媒体的人来说，这一年似乎活该平淡无奇。不过，平淡无奇的表面，往往潜伏着暗流。这一年，有三个事件，在我看来，事情虽然不大，但对今后影响巨大。
　　
　　第一个事件，是吉林省松原高考舞弊。高考舞弊近年来曝光很多，各地都有，但松原的舞弊却是结构性的。从学生、家长、老师、监考到作弊器材商，形成了作弊流水线，作弊形成风气。舞弊规模之大，程度之恶劣，1952年以来罕见。有些考场，不作弊反而成了怪事。到了这个地步，至少在松原一地，高考制度已经崩解。考虑到高考在出题、判卷、试题运送、监考等各个环节，现在都出了事。松原事件，也许不会是个别的。在中国历史上，自打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以后，考试制度一直就是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对于制度的信念，最后的一丝信赖，就是考试制度。松原地方的人们，从考生家长到监考，甚至教育官员，竟然敢于对高考制度如此玩忽，如此不当回事。预示着此地的人们，对于制度整体上信念的丧失。可以设想，此地日常秩序的建构，很可能不再依赖于体制的力量，而是第三社会的介入。但愿，松原的事件，还只是局部的裂痕。
　　
　　第二个事件，是郑州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失言。“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发问，可以说是很多官员的实话实说。但一旦摆在了桌面上，其杀伤力之大，是难以估量的。逯军失言的要害在于，他把现实存在的官民对立的事实，公开说了出来，以一个官员的身份公布了这个事实。而这个过于严峻的现实，恰恰是体制多年不乐意正视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诸多的矛盾。官民矛盾，就是其中最要害，也最突出的一个。社会上的很多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比如所谓的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比如愈演愈烈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其实追根问底，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官民冲突的背景。一方面，官本位的弥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学校、医院、银行，凡是官办的，都办成了衙门。而且当这些单位领导和群众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多半会出来为单位背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公司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政府往往扮演冲突发动者的角色，而驱动它们如此行事的动力，就是部门的利益。官民对立是一个现实，但如果政府官员公然承认这个现实，坦诚官方和民众立场不一致乃至对立，那么，就等于戳破了这层糊得很严实的窗户纸。将体制多年的宣传功力，废之于一旦。后续的效果，将在以后继续发酵。从好的方面讲，也许可以促使执政者进一步正视这个问题，着手结构性的改革。
　　
　　第三个事件，是成都拆迁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全国拆迁暴力多有，自焚事件其实不止唐福珍一例，但是唐福珍事件却是曝光度最高的一个。这个事件表明，在追求自己利益方面，地方政府能走多远。以至于官民双方陷入一个决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境地，都采取了最激烈的对抗手段。一方公然自焚，一方则即使你自焚，我的拆迁也绝不停止，而且宣布你暴力抗法。这样的决然对立，当然结果是事件高度曝光，媒体一致谴责，形成巨大的网上压力。甚至在这个事件中，以往多站在政府一边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也开始发声，由此促使国务院修改拆迁条例。事件的效应，有点类似于两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但是，拆迁条例涉及的各方利益和复杂的关系，显然是收容条例所不能比拟的。可以预料，一旦拆迁条例有大幅度的修改，比较符合物权法的精神了。那么，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作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官民关系，都会随之受到冲击。从好的方面讲，这个事件会使改革以来一些深层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正视，由此出现改变的契机。
　　
　　客观地讲，三个事件都是改革以来残存的旧结构出现了裂痕，从观念到实体，莫不如是，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裂痕。这样的裂痕，孕育着危机，也是机遇，更是改革的契机。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其后续发酵的效应，将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