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面对这种形势，人们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的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对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辩论。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重弹“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并称“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将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归结为是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提出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同时也是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