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期间，父亲好像渐渐忘记了母亲，依旧整日唠叨他那些奇谈怪论。保姆留在家里伺候父亲，其他人日夜轮流在医院里值守。
　　
　　只是偶尔听到门响，父亲才立刻警觉起来，厉声问：“谁？谁来了？？”
　　
　　他的思维好像被突然唤醒，一下子扯回到现实中，一再追问起母亲的病情。
　　
　　我们只好暂时瞒他，说没什么事，快好了。他就哭，说：“赶紧把你妈接回来！”有时说着说着就急了。我们索性具实告他，说母亲快不行了，大家都着急，让他别再闹了安静会儿好不好？！不知他是真的听明白了还是故意，大骂我们不孝，要遭报应。
　　
　　他断定我们合起伙来把母亲送进医院，是害了母亲。
　　
　　其间，父亲几次强烈提出要去医院看望老伴儿，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的理由好像也充分——
　　
　　1.以父亲的年岁、身体和精神状况，见到奄奄一息的老伴儿，未必承受得住，万一倒下就更麻烦了。
　　
　　2.他完全有可能不管不顾地大闹一番，在医院那种地方，真闹起来谁劝得住？
　　
　　3.既然母亲已然这样，我们想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的路。父亲不分场合的吵闹无疑会使得病危的母亲更不得安生，甚至他做出拔掉氧气面罩、硬逼我们把母亲带回家的事，也说不定。
　　
　　我们的决定在当时看来完全出于十二万分的理智。现在想，到底没能让父亲在医院见老伴儿最后一面，终究是做子女的不孝。母亲迟迟没咽下最后一口气，她在等什么？
　　
　　病厄中的母亲会不会刻意在等父亲，等他在病榻前看自己最后一眼？这是两个人生生世世的永别啊！——实在等不到了，母亲只好抱憾而终了。果真是这样，那就原谅我们吧。
　　
　　子女们替母亲行使了要不要父亲来看她的决定权，并轻易剥夺了父亲探视临终妻子的权利。我们自以为是地以为，母亲昏迷，父亲糊涂，他们就可以不在乎、可以放弃这项权利。
　　
　　我们做的就一定对吗？
　　
　　母亲走后，比悲哀更加难以应对的是所有人心中的忐忑不安：要不要把真相告诉父亲？由谁告诉？
　　
　　这才发现，原来我们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父亲可以依托和信赖的。他觉得一家人都在共同编织假话骗他，全世界都居心叵测，全世界都与他为敌。
　　
　　母亲被留在医院的太平间，躺在漆黑而寒冷的冰柜里，一待就是三天。
　　
　　父亲在家，也许正翘盼着，老伴儿病好了就可以回家了……暂时沉浸在假想的欣慰里的父亲，时而愤怨，时而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