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浙江是红色根据地，那么上海就是前线指挥部。一百多年来，上海成了浙江商人外出发展的桥头堡，浙沪两地的这种“近亲”关系，至今还连着筋骨。
　　
　　近代浙商的始作俑者——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四明公所长生会章程碑》上清楚地写道：“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宁波比邻上海，清末民初时期，前来上海经商的宁波人就不下数十万。尤其是太平军进驻宁波和辛亥革命前后，宁波大批豪门望族和殷实商家，纷纷避居上海外国租界，使旅沪甬商数量大增。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增至100多万人，占到全市人口的1/5。据1936年编印的《上海工商人名录》记述，上海工商界1836人中，宁波籍商人有453人，占1/4。即使是在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宁波帮几乎活跃于传统和新式商业的所有行业之中，他们利用上海这一“世纪桥梁”的特殊作用，在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同时，也有力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进程。
　　
　　宁波商帮对上海商界的影响还在于长期操纵上海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就是由宁波籍商人组成和主持。1902年，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慈溪人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划组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又将公所改组为上海华商商务总会，严信厚担任总董，定海人朱葆三任该会协理，镇海人李云书后来又任该会第三任总理，这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1912年6月，该会更名为上海总商会，第一任总理是慈溪人周晋镳，两年后又获连任。1915年朱葆三接任总理至1920年6月。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镇海人虞洽卿担任会长。1926年，虞的镇海老乡傅筱庵因得到军阀孙传芳的支持，被推举为会长，虞洽卿则另组上海商界联合会。此后，宁波帮商人一直在上海商界占据重要地位。一些宁波帮巨商成了上海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清末民初的上海工商界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上海还有两条马路——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就是以宁波帮巨商名字命名的。以华商的名字命名城市道路，在上海乃属破例之举。
　　
　　近代浙商中，能在上海占据一席之地的，除了宁波商帮就是南浔商人。
　　
　　由于南浔位于辑里湖丝的主要产地，又地邻上海和苏、皖，交通便利，成为湖丝的集散中心。鸦片战争前，湖丝需先运至广州，通过公行经销出口，获利虽厚，但风险也大。上海开埠后，湖丝就改由上海洋行办理出口，输出量于是逐年攀升。
　　
　　在南浔大丝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中，他们的发迹或发展多数与上海相关联。“四象”之首刘镛，经营蚕丝生意和经销淮盐，赚了不下2000万两白银，发迹后在上海投资大达轮埠，经营房地产。居“四象”第二位的张颂贤，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鸦片战争后，从事丝业，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在南浔、上海开设了“张恒和丝行”不几年就发家致富。顾福昌也是南浔“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子，后来到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开设顾丰盛丝号。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八牛”之一邱其梁，开丝行起家，后来投资钱庄，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和交易所。邱家后来在上海开办新世界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中隔南京路，修一条地下隧道相通，居然敢跟青红帮大亨黄金荣经营的大世界游乐场打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