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距离北京、天津虽然路途遥远，但浙江人一直关注着这一地区，前往经商贸易者络绎不绝。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说，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多半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经营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的，“都是清一色的浙东人”。
　　
　　誉满京城的同仁堂药铺，就是宁波慈溪人乐梧冈于康熙时期创办的，到了乾隆年间，同仁堂一度衰落。1843年，乐家第十代孙乐平泉意欲重振祖业，想方设法与官府接近，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及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官，无不往来密切。为了便于出入官府，1954年他还捐了个四品官，1878年又捐了个二品，相当于督府大员。每逢会试之期，同仁堂便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赠送平安药，花费不多，效果甚好，于是同仁堂的名声远播全国。当时，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理一次城沟，乐平泉便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悬挂“沟灯”。夜色中，印有同仁堂红字的沟灯特别耀眼，既便利行人，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乐平泉还热心消防公益事业，于1867年设立了同仁堂普善水会。1888年12月15日这天，皇宫珍度门失火，多赖普善水会奋力扑救，同仁堂借此名扬京都。慈禧太后经常饮服同仁堂制作的药酒，总管大太监李莲英曾奉慈禧懿旨，令内廷越过御膳房，直接向同仁堂订购如意长生酒，足见慈禧对同仁堂和乐平泉的信赖。
　　
　　宁波商帮在北京建有银号会馆，巨商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票号和王铭槐开设的胜豫银号，都在北京设有分号。浙江人经营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这“四恒”号钱庄，信誉最好，流通亦广，是“京师货厘之总汇也”。鸦片战争后，北京成衣业商人的势力也进一步壮大。1890年，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73人发起重修浙慈会馆，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
　　
　　与政治中心北京相比，近代天津则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主要集散地，理所当然也是浙商在北方的大本营。天津于1860年开埠以后，浙江商人闻风而动，捷足先登，来到天津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在对外贸易中，“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他们在洋行和华商之间牵线搭桥，经销进口洋货，并组织土货出口。当时宁波帮的头面人物如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等，也都活跃于其中。
　　
　　1878年，王铭槐来到天津，初任老顺记五金号天津分号副理，后又任德商泰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商李和洋行买办，并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同时涉足军火生意，获利数百万元。王铭槐颇讲乡谊，对宁波商帮在天津的活动多有助益，凡是宁波同乡到天津谋生的，他都热心引荐。懂得外语的，竭力推荐到天津各大洋行充任买办；想经商的则设法资助资本，从而使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镇海人严蕉铭1882年到天津经商，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是天津商界颇具声望的买办之一。镇海人叶星海1887年与德商吉伯利同来天津，创办兴隆洋行。宁波人李正卿先是在兴隆洋行，后又相继在比商良济洋行、美商美丰洋行任买办，还开设美丰新栈，经营棉花、皮毛出口业务，还曾与黎元洪、哈汉章合资创办新农油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