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大胆温商，改革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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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孙广图有一首题为《忆江南·温州好》的词，其中有“别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较远”之语。纵观温州的人文历史，的确称得上是“别有乾坤”，风景独好。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温州还是个“数学家摇篮”。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数学家，他们中有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祖师的姜立夫；有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之一的苏步青；有当今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非线性科学”的首席科学家谷超豪；有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等……长期在“经世致用”观念熏陶下的温州人，重视实用之学，因而产生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数学学者。
众所周知，商人和数学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工于计算、善于突破。温州这块具有灵性的地方，既出商人，又产数学家，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吧！
温州人从来就是讲究实际的，温州商人更是如此。正是他们创造性地继承了历史上浙商的优良传统，才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率先在全国发展起了个体私营民营经济，在彻底改变了温州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现代商帮代表。
温州历来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非常时期，也扼杀不了温州人致富的欲望和冲动。1956年正当全国合作化高潮如火如荼之时，永嘉县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却搞起了包产到户。随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李云河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被打压下去。后来的家庭工业就是包产到户的“复辟”和延伸，它们都是利用家庭这个中国人天然的经济细胞来搞务农或务工经商。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因此，温州人一直以来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在50年代到60年代，被等同于投机倒把；在70年代，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后来还引发了到底是姓“资”姓“社”的大讨论。那时候的温州以“乱”著称，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
为了治“乱”，1981年下半年，上面特地把副省长袁芳烈派到了温州，给他一年时间，让他解决“治乱”问题。
然而温州的“乱”根子就在于穷。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制约温州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投入极少，30年才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不得已之下，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排队、倒卖车船票等等。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有人讥讽为“十万细菌”。
袁芳烈以前干过地方官员，自称曾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他是带着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的。但在半年后，这个为温州老百姓吃饭问题愁眉不展的“钦差大臣”有了微妙的思想变化，起因是两次下乡调研过程中的“偶遇”：
一次，袁芳烈坐车经过麻布，在河边碰到一群牛，有上百头，个个膘肥体壮，而且还挂着大红花。袁芳烈曾经在基层工作，见识过的牛农闲时大多缺乏照料，哪有今天这样风光？于是，他向牛倌问个究竟。牛倌告诉他，这群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他赶这群牛是参加比赛。接着，他在乡村干部那里，了解到养牛户的积极性所在。瑞安人把水牛唤做“三五牌干部”，因为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奶厂收购也值500元，每年产牛犊一只又值500元，而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那群牛，让袁芳烈想了很长时间，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明确，人的积极性高，牛的效益也会发挥到极限。袁芳烈原以为温州人觉悟低，这才觉得是一种偏见。温州人的观念是先进的，不是落后的。
在瑞安塘下镇，他发现一间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个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白天守着机器，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都自叹弗如：5台机器投入只要500元，老太太一年下来净赚6000元。这使为温州工业化搔破头的袁芳烈十分兴奋，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而当时的温州，纯利60万元的企业屈指可数。
一趟下来，让袁芳烈的脑子清醒了很多，原本打算割“尾巴”的斧头，始终没有劈下去。情势逼着袁芳烈要为民间经济解开束缚发展的镣铐。这个当年“割尾巴”的高手，于1982年12月策划了温州市的“两户会议”。“两户”是指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搞商品经济的能手。当时市里下通知，就连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疑虑重重，以为是鸿门宴，要一网打尽。很多“两户”人员接到通知，连夜逃到外地躲避；有的实在逃不掉，背上铺盖、脸盆，带上干粮，哭哭啼啼跟家人告别，准备蹲“学习班”。城区的锣鼓和欢迎条幅让他们晕头转向。在会上，他们被戴上“大红花”。袁芳烈向大伙宣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几项措施。有趣的是，“两户”代表没别的要求，只要袁芳烈的讲话稿和市里新规定的文本，他们说，一旦今后出了事，就说是袁书记让干的。
同样是1982年，一场“风暴”横扫温州。风暴中心是在地处交通要道的乐清柳市。当时，柳市是全国性的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重地。省政法部门在镇上抓了“八大王”——八个“冒尖户”。当时的理由非常简单，其中的“翻砂大王”吴师廉在路边盖了五层住宅楼，省政法委领导路过见到，据此认定是投机倒把，7个“大王”被治罪，1个“大王”被打击，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袁芳烈当时也到柳市看过，工厂店铺都被封了。他一时也没有对策。毕竟，司法裁判是以当时的法律为依据的。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倡“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搞活流通”，袁芳烈马上意识到“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于是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只是，这“八大王”大多数在之后平凡无奇，重回芸芸众生。
袁芳烈调离后，董朝才接任了温州市委书记。尽管他也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前来履新的，但温州的现实也使得他像前任那样很快扭转了观念，转而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1987年9月，在争议多年后，中央终于给温州也批了个“温州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温州的“经济改革”，终于获得了一块金字招牌的保障。
经历了磨难之后的温州人，以更加成熟的理性叩开商品市场的大门，家庭工业蓬勃发展，挂户经营独具特色，专业市场风起云涌，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典范”。一时间，温州成了全国各地人们争相踏看的一片热土。那条通往温州的崎岖山路车流堵塞，车祸激增，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从1984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赴温州考察学习的人无法计数。仅据1986年统计，当年赴温州考察访问的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93人，各界人士超过3万人。温州人说，1986年接待的高级官员和各界名流，胜过以往一个世纪。新闻界把1986年称为“温州年”。
尽管是这样，温州以及温州的“老板”们仍是全国争议不断的中心话题。数年前，因为温州部分地区屡现“假冒伪劣”商品，引发极大的关注，人们批判的锋芒由消费事件转移到意识形态上面。民间有句话说：“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即便在拥有了“实验区”这块招牌后，有关上纲上线的争议仍然不断。
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收到一份提案说，温州资本主义现象极为严重，物价飞涨，走私偷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民间贫富悬殊……仅仅两年时间，温州就三次惊动中南海，中央三次派调查组前往。
调查很快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
两个月后，乔石视察温州。
又一个月后，李瑞环来到温州，他说：“温州这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看，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要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在短短一个月内，中央高层领导频频视察温州，给温州人吃下了定心丸。
然而，围绕着温州的争议总是那么纷繁复杂。
这一年夏天，温州一位干部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信中描绘温州老板“骑着本田王，穿着A底王，睡着弹簧床，抱着花儿王”，揭露温州的种种“丑恶”以及雇工们如何缺乏保障。
一位领导在看过此件后异常震怒，要求严厉查处。
这样一个批示，对于温州人，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围绕着温州的争论，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在体制转化过程中，温州自身存在的许多不足也让争论有了现实的载体。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稿《经济日报》，控诉他买的温州鞋穿了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谓真皮也不过是劣牛皮的合成革，有人称温州鞋是一日鞋、礼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广场一把大火把上千双温州鞋付之一炬，继而这把火烧到南京、长沙、株洲，与此同时，温州柳市的伪劣低压电器造成全国多次伤亡事故，惊动了国务院，这直接促使温州痛下决心，开始了以质量立市为主题的二次创业。
改革就这样在艰难中曲折地进行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温州的干部、理论工作者、广大老百姓经受着巨大的牺牲和考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东方风来满眼春，他让地处浙南一隅的温州人领略到了春的暖意。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圆满画上了一个句号。
1992年以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1997年温州市1240亿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仅占2.6%。这悬殊的比例又让许多人心中不安。这时又有人说，温州已成为私营经济的天堂。
姓“社”姓“资”的争论结束了，所有制问题上姓“公”姓“私”的问题又一次成为讨伐的目标。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多种经济成分应共同发展。
几百万温州人在实践中摸索探讨，在饱经风雨、备受褒贬之中步履艰难地迈步前行，终于迎来了一片艳阳天。
可贵的是，不管怎样争论与责难，绝大多数温州人并未徘徊犹豫，在纷争中停步，而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争论，重发展，始终埋头苦干。正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温州人日益坚定地形成了一种科学、辩证、顽强的改革价值观，这是温州人对中国改革事业的一份特殊贡献。
在这期间，冒出了一个后来耳熟能详的新鲜名词——温州模式。
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江——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随后被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可和沿用，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模式”一词冠在一个地方头上。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调节运行机制。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新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所看好，有经济学家又对温州模式作出了新概括：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如今，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准备通过实施五大战略，引领温州模式实现新的突破。这五大战略即是：沿海产业带发展战略、大都市区建设战略、生态环境优先战略、先进文化引领战略、内外温州人互动发展战略。
其实，任何一个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是温州人身上不竭的创造精神和超常智慧。
如果从温州人角度来看，温州模式，其实就是温州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得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不是发明某种东西，或者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是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办法生产老商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功能是将各种现成的资源利用起来，生产出商品。温州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很匮乏的。其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全国其他地方是相同的。如果仅看这些条件，温州最不可能成为经济先发地区。但是，温州人却有本事将所有资源组织起来，来满足新出现的民众需求。本地没有要素，他们可以将别的地方的要素组织进来。甚至那些不利的政府政策，也被企业家组织成生产要素。前面提到的几任市委书记，都是抱着整顿温州的目的而来，上任之初也确实进行了一番整顿，但是不久就成了企业家的盟友和支持者。政府的相关政策，最后也被企业家组织进了自己的目标体系。
温州的企业家精神为温州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在温州，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自由、自发和自主的扩展。温州人不仅靠白手起家建设起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温州，而且还有60多万温州人遍布在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有200多万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在国内182个城市建立了温州商会，在温州之外支起了另一个庞大的“温州人经济”。
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精神，可谓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无价之宝。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温州籍企业家，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变革的、创造的、自由的年代，他们完全可以与这个时代的每一次进步对号入座。
温州当时有名的“八大王事件”主角之一——郑元忠，是温州人敢想敢干、抢占改革和发展先机的一个代表人物，曾被列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人物”。有了他的榜样和带动作用，就不难理解后来者如王均瑶胆大包“天”、郑元豹一年“狂吞”66家企业的壮举。柳市“双雄”南存辉与胡成中，分别是中国低压电器排行第一与第二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创始人，这两位30多年前的同班同学，共同演绎了中国民营制造业由小到大、由制造到创造、迈步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一拨拨温州籍企业家踏着市场经济的美妙旋律，走出温州和浙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续写着温州商人的神奇，他们是：叶康松、李诚、杨介生、张文荣、林凯文、郑元豹、周成建、王忠芳、徐益忠、王均金、金福音、林智、卢华飞……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对温州商人有过一段很中肯的评价，他说：“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
“吃苦”的温州商人才有资格成为中国民本经济的“形象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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