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宁波商帮的巨大成就和非凡影响，上个世纪的三位伟人都给予了正面评价。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就与宁波帮商人有密切的交往。一些宁波帮商人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也有一些倾其财力从经济上对革命给予资助。宁波帮商人的雄厚财力、奋斗精神以及经商传统和成就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到国内政治专制、社会混乱、经济凋敝的情况，感到非常痛心，但苦于在政治上已没有出路，因此把振兴中华的设想更多地放在实业上。他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构思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计划，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为中国的富强指出一条道路。1916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宁波考察，在宁波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孙中山谈到，浙江的开通、安定和富有属全国之冠，而宁波又为浙江之冠。宁波虽然开埠在广东之后，风气之开却不在广东之下，宁波商人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经济实力非常大。“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孙中山认为如果整顿有方，宁波自可成为各省之模范。他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条是振兴宁波本地的实业。孙中山认为宁波实业很发达，但大多在外埠，而不在宁波本地，这是一个不足。他认为在母地发展实业是基础，“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可茂也”。而且宁波发展本地实业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宁波人有工业的经验，二是甬江有良港，运输便利。因此，宁波人一定要“悉心研究，力加扩充”。第二条是修理河道，兴建港口。孙中山认为，宁波的地理位置好，商业繁盛，有甬江直通大海，可与各国直接通商。但是河道和港口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因此，最重要的是将甬江的河道治理好。“若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则永无淤塞之患，而极大之轮船，可以出入，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第三条是整顿市政。孙中山特别强调对街衢道路的整顿，“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务自然繁盛”。整顿街道需要大量经费，孙中山提出通过发行地方公债，核定地价，收土地为公有，以此来办理公共事务。不能以无钱而不思整顿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对于此事，不宜畏难而在设法”。第四条是组办实业银行。孙中山认为这一条非常要紧，如果有了自己的银行，就不用将巨大款项存入外国银行，而经济也有活动之余地，办实业也更加容易。对此，孙中山对宁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宁波人既素以善于经商著，且具有伟大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亦最紧要之举。”最后，孙中山把宁波和上海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上海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国人之力，对此中国人应该感到惶愧，而宁波人完全有资力和能力将宁波建设好，使之成为中国第二个上海，而且是“中国自己经营的模范之上海”。此后不久，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的港口规划中再次从两个方面提及宁波。一是宁波的实业，他认为宁波地方虽小，但极富，其人善企业，以手工业知名，与广州不相上下。“中国之于实业上得发展者，宁波固当为一制造之城市也。”再就是港口，他认为宁波是一个老条约港，位于浙江省之东方。“此地有极良通海路，深水直达此河之口。此港极易改良，只需范之以堤，改直其沿流两曲处，直抵城边。”虽然如此，孙中山却认为宁波港与上海港过近，与外国直接的出口贸易未必能多，只能作为地方性的第三等港。孙中山的看法是否正确，今人就不必再去探讨了，但他对宁波的关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