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历史不是哈哈镜-假袁世凯辨别 > 第 3 章 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第7节 杯具啊,就这样成了别人牌桌上的赌注下篇

  梁启超如此这般的描述,你相信吗?老太后要废光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还需要用兵吗?老太后虽然专权,但毕竟也很爱惜自己的名誉。光绪如果没有政治上 的大失误,她乐得在幕后遥控。袁世凯这样的人,官场上混这么长时间了,只有厚道之心,没有刻薄之迹,不只忠于上司,还忠于职事。你一个谭嗣同半夜前来说几 句疯话,人家也就跟着发疯,说什么诛荣禄如诛一条狗?梁启超你是神童,但是也不能把世人全看成弱智!
  
  下面我们再看看袁世凯《戊戌纪略》,也称《戊戌日记》中的描述。
  
  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叙寒暄,……谭以 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告以现有英兵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 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不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 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 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迭在上前保 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 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 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 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 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 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 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 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 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 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 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 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 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彷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 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 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 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 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历,谭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 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请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 意外,必须待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 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 “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揖,称予为奇男子。予又说:“以我二人素不 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 谭甚以为然。又诘以两宫不和,究由何起?谭云:“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 相密谋,故意见更深。”予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顺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停办 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大变?”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 为赶办奏折,请其去。
  
  两个版本的记载,你信哪个?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写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11天,距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就义1天。 也可能正是六君子洒血菜市口让袁世凯产生了动笔的念头。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其真实性。梁启超的版本,当据谭嗣同转述,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追记,且二十年 后坦承他的《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矣”。有意味的是,后世国人与学者愣是不信这些邪,梁启超自己都说不真,我 们偏要信;袁世凯口口声声保证真,我们偏不信。宁信梁启超的“感情”说,不信袁世凯的“真实”说。个中原因很简单,袁世凯称了个帝,就被世人认作大伪。世 人的逻辑是,大伪之人必无小诚,所以,袁世凯即使说了真话,大家也不认的。现在经史学界多方求证,以下基本是共识了:一、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 靠,而梁启超有意隐瞒;二、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学者的考据不再复述,单从情理上说,谭的行为就让人头大。相当于半夜来个阎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且不说,只说一份密谕都不舍得给袁世凯看, 只给人看了一份手抄件,人家凭什么信你呢?历史不能假设,若袁世凯真也跟着他们干了,那么结果只有这么几种可能:一、荣禄一方与袁世凯一方开战,混战N 年,中国的军阀割据提前上演;二、维新派成功,大开杀戒;三、若按谭嗣同的设想,更吓人。前面说过,这个人的激进可能跟小时候遭遇后娘虐待有关。但是他的 激进,也着实太那个了。给友人的书信中,畅想“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拿来“分卖”给英国俄国,省得他们争来争去 的,咱中央还一直给这些地方倒贴钱。以上这些地盘“不下两千万方里”,如果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那么得的钱,除了偿还日本战争赔款,“所 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所以,大清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能被他们卖得像日本那样变成一个小豆豆,从此走向富强之路。四、袁世凯成功,建立军政府 国家。或者挟光绪以令诸候,我们河南地盘上,又出个曹操!


  
  9月18日,光绪由颐和园回宫。这天晚上,两头都在发生严重事故。一边是下定了兵变的决心,且绑架上了袁世凯;一边是太后也突然决定,明天要进城,当 然她的进城,并不是回宫,而是回西苑。西苑又称三海,即今天的北海与中南海,位于皇宫西侧。太后撤帘后,主要住颐和园,按惯例,如有特殊理由(比如看病危 的恭亲王、咸丰与光绪的生日以及咸丰的忌日等)才回西苑小住。回西苑的原因,与袁世凯无关。老太后下决定的那会儿(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当是晚七点至九 点),袁世凯正接待谭嗣同呢(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谭当是傍晚去,夜半回的)。太后回宫的原因,与御史杨崇伊的奏折有关,杨托庆亲王奕劻递上去的,时间当 是9月18日下午。杨崇伊在折子中重点讲了这么几点:第一,珍妃老师、那个已革侍读学士文廷式及康有为等与海外乱党孙中山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第二,康梁搞 的什么南北强学会、大同学会,诱惑士心。两月以来,乱更成法,罢免旧臣老臣。传说皇上要给日本的那个伊藤事权呢。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 人呢。第三,不知何缘,康被引入内廷。杨崇伊这条指责,含蓄地指向之前的诸多坊言,太后当然也会听说。比如康氏兄弟经常出入内宫,污秽宫闱了;康有为曾进 药水,上服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并在宫中设立礼拜堂啦等等。第四,皇太后,请您老人家即日起开始训政吧。慈禧知道光绪准备召见伊藤博文的事,而且有关重 用伊藤的传说并非全是谣言,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官员上奏,认为中国没啥人才,旦夕也改不出啥成效。不如重用伊藤,既有利于我们改革,还有利于中日邦 交,而且让这人帮咱跟其他国家外交,人家也当刮目相看云云。另外,在此之前,太后就听说了一个传闻,说康有为和总理衙门大臣主持外交的张荫桓已经跟日本人 讲好了,由巡弋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送上军舰。据说这个计划需要得到伊藤博文的首肯,据说伊藤博文向张荫桓提出的条件 是,中国皇帝在接见他时须亲口向他提出这个要求。这个传闻看起来有些邪门,世界上哪有这样公开搞政变密谋的!但是老太后毕竟是道上混的,特明白防人之心不 可以没有,害人之心更不可以没有。何况甲午战前朝鲜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儿,清政府直接把人家朝鲜摄政王大院君逮到了中国。再说了,老太后好歹也是读过些历史 的,当年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的故事,她也不是不知道。
  
  总之,这些事综合到一块儿,让太后心神不宁,于是临时决定进城。当然她就是临时监督一把,没想到最后会发展到那种地步。因为进城前她就安排好了回颐和 园的行程,甚至把之后的中秋三天大戏都安排好了。9月19日下午,太后回到了西苑。路上慢悠悠的,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中间还去万寿寺烧香一 次。回宫后见到光绪,劈头盖脸地骂了这么几句:“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颤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 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从骂的话里可以发现,太后知道康有为图谋劫持她的传闻,只不过尚无证据罢了。骂过之后,太后即宣布训政。只不过,光绪待遇 还是很高的,只能说亲政大权受到了一定的削弱,而不是事后袁世凯告密导致的那种靠边站与人身监禁。
  
  9月20日上午11点,光绪按计划召见了辞官赋闲、前来中国旅游的日本维新之父伊藤博文。按维新党的意思,不但希望聘请伊藤博文做中国的客相,甚至希 望联合日本、美国和英国建立合邦呢。还说什么别嫌合邦之名不好听,真弄成了,天下苍生之福呢。那么谁来与这些外人接洽呢?名震全球的重臣李鸿章。同时可派 康有为做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云云。这些意思由康有为以两位御使杨深秀和宋伯鲁的名义分别上奏。维新派确实超前,这都是二战后才兴起的一体化意识,如果弄成 了,什么欧盟,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亚太,又都算个啥呢?
  
  有学者认为,太后训政,跟伊藤博文关系特别大。怎么说呢?这事可大可小,就看你怎么考虑了。伊藤博文现在是赋闲的前日本首相、甲午中日战争时日方的当 政者。在此之前,光绪除了召见内臣、接见外使之外,哪里接见过这等不伦不类的野花儿呢?而且光绪召见他,除了客气话,就说了一句“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 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这句话呢,也可大可小:说小了,是向伊藤博文咨 询,叫他做顾问呢;说大了,伊藤博文甚至可以做咱的客卿。那么除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还跟中国哪些高层接触,或者提供了哪些咨询呢?按伊藤博文的日记,9 月11日入天津,13日荣禄招待。14日入京,张荫桓来访。15日拜见总署王大臣,访问李鸿章。16日,李鸿章来访,总署王大臣来访。17日,张荫桓设晚 宴招待。20日谒见光绪。23日庆王奕劻招待,24日李鸿章招待。27日,王大臣招待。按伊藤博文的随员泰森二郎所记,9月15日那次,以庆亲王奕劻为 首,以崇礼、廖寿恒、张荫桓为辅的总署王大臣们问了诸多问题。当奕劻对于日本维新表达了不耻下问的意思后,廖曰:变法图强,谈何容易,窃见革新之道,以循 轨辙为道。伊藤博文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改革得分个轻重缓急,详加规划,顺序以进。庆王问伊藤博文:你们的新,维得咋样了?伊藤博文回曰:维新开国,确非一 夕之间可以成功者。国事既定,方针既明的情况下,初期顽固守旧者,与维新者,大约是对半分。渐次执行,利益渐明,以开明导顽冥,就跟霜雪逢旭日一样。廖寿 恒说:我国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如今年老顽固守旧者概行罢斥,引进新壮洋务人才,你以为如何?伊藤博文曰: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 能易之。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切忌轻躁之行为。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变法须细细考 虑,而非猝然急救,否则,乱阶将起。不管是光绪接见还是这次招待,真正的核心人物都是奕劻,他会原封不动地向太后汇报的。我觉得,真正打动太后的,应该是 伊藤博文的这番话。当然,被打动的不只太后,据日方记录,这时候是括号:此时王大臣以下相顾而首肯。而老太后,恰恰是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发动的 政变,当然我们还可以叫训政。根据事情的发展,我甚至可以推定:康有为约伊藤博文来给帝党做顾问呢,可实质上伊藤博文却给太后做了顾问。因为按照伊藤博文 的意思,康党那种脱轨行为,早该有人出手叫停了!否则必将大乱。当然,政变之后,24日李鸿章招待的席间,伊藤博文的随员问康有为究犯何罪?李的回答是 “无非煽惑人心,致干众怒”。伊藤博文回去之后,12月份的时候,宪政党设宴招待,伊藤博文在会上发表演讲,这才说了诸多实话:第一,中国的革新党,我早 就料到他们不成,果不出数月。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第二,数几千年的文物制度,土风民俗,那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革动的。除非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才识卓拔 之士为之辅。第三,以中国现在的情形,兵不备,政不修,府不威,不能保国,傻子都能看出来。能支撑到今天,实赖因循旧势仅维持政纲而已。而且也仅是维持目 前,决不能长久。第四,中国现在连国内土匪都镇压不下,何能对外?这样一来,东亚局势就危急了。由此惹起各国之纠纷,诚恐不免波及于我。伊藤博文说得真 准,比中国首相说得还准。更要命的是,伊藤博文也认准了,大清在列强面前做不到自立自保,搞得人家日本也不得安生,真不是个好邻居。打个比方,一个邻居, 天天家里打架家外打架的,其他邻居怎么着也算倒霉!

  
  接见伊藤博文的前期,也就是早朝时,光绪还召见了袁世凯。按袁世凯的日记,此时的他已认定康梁不是好人,“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 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所以他给皇上进的言是:“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 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 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据说“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
  
  如果光绪这次召见袁世凯就这么简单的话,至少不符合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因为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允诺,为了打消袁世凯的怀疑,他保证初五请训时皇帝 必面给袁世凯一道朱谕。谭嗣同再二百五,此处还是打不得诳语的。如果皇帝不按他所说的给袁世凯密诏,那么袁世凯凭什么相信谭嗣同呢?
  
  有私人记载,光绪这次召见袁世凯时,真的给他“杀荣禄,除旧党,起兵勤王”的密诏了。这样的话,光绪的敌人就成了荣禄一个人了,似乎与太后无关,袁世 凯执行时岂不更加犯难?按台湾学者黄彰健推论,光绪当然不会直接给袁世凯下诏让他干掉太后,他既没那个心也没那个胆。但是维新人士会拐着弯儿让袁世凯从中 体会出这样的意思来。他们是这样策划的:由维新人士写一个奏折,就说圆明园虽然被烧了,但传说我高宗乾隆皇上修圆明园之初,尝于殿座之下存有黄金纹银各一 窖,年久遂不知处。但幸得一些老苑户指点。如果我们按他们的指点,把地窖藏金挖掘出来的话,能派诸多用场呢。就让袁世凯派军队于初八动手干这个事吧。皇上 最好在初五袁世凯请训的时候就面谕他。
  
  按照维新派的策划,袁世凯得到皇帝的掘金朱谕,就会意会到这是对他劫持太后的暗示了。至于掘金者,维新派可以通过袁世凯让维新派的杀手毕永年带人混进 掘金队里去。圆明园掘金是假,从圆明园杀向颐和园劫持老太后才是真。据孔祥吉考证,档案馆里还真有杨深秀这么一个附片,名叫《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 以济练兵急需片》(正折是《拼瓦合以救瓦裂折》)。记档时间乃是八月初五。但没有提名让袁世凯来掘,也没说动手的时间。这个估计要由其他维新人士来配合 了。黄彰健先生也认为光绪真的有密谕,而且密谕内容与杨深秀附片所说相近。
  
  怎么解释呢?光绪也许真的有密谕,但是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与光绪,誓死也不认账了。没法认账。不过他真的给张之洞拍电报了。大致意思说:后天皇帝接 见,我将向皇上推荐你来京主持新政。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立刻回电:“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张之洞不愿来北京趟浑水是 一定的,但是他这期间竟然有比维新派还大胆的举动,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商定了一个合作计划:由日本方面派参谋给中国训练军队、兴办军 事及民用企业;中国方面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等等。另据日本那边的学者研究,庚子年间老张居然也冒出趁乱称王称帝的念头来了。一句话,让老张混水摸鱼还是可以 的,但是让他站到混水中由人摸他则是不可以的。
  
  当天下午,袁回到天津。当晚去见荣禄,没谈几句,有客来,只得作罢。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两人再次见面。袁世凯和盘托出,荣禄大惊。他们不心疼 维新党,但是心疼皇上。认定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可是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 就是所谓的袁世凯告密。据袁的记载,他始终不相信皇帝有废后的心思,全是维新人士捣的鬼。如果说康有为事后死不认账的第一动机是为了保护光绪,那袁世凯何 尝不是如此呢?
  
  同一天,慈禧太后训了光绪一顿,据私人笔记,训话如下:“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 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 治之。”另据更详细的私人笔记,太后令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训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 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 尔!”皇帝不吭声,太后接着把怒气发泄到那一片王公大臣身上,曰:“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 过时事多艰,不易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 还康健,心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人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 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刚毅这个马屁精抢先对曰:“屡次苦谏,多加谴斥。”其余大臣,有 言谏过者,有沉默者。于是太后重新骂上了光绪:“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似乎这时才 缓过气来,回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厉声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儿子反重于祖宗 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皇上魂飞齿振,不知所对,于是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稀里糊涂地回曰:“知 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光绪顺口答曰:“拿杀。”看训话内容也可以证明,荣禄那边还没有告密呢。因为太后只埋怨光绪脱离旧臣尽信 小人。这顶多是个维新是否有术、用人是否有度的技术问题,图谋太后之类政治问题,慈禧还仅是当作传言,没有当真。也正因为如此,太后在随后的行动中,仅有 以下两项:第一,宣布重新训政;第二,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由此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根本没告密。因为太后既没有捉拿夜访袁世凯的谭嗣同,给二康的 罪名也仅是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与推理,袁世凯训政之前没有告密,且太 后本来预计21日回颐和园呢。但是在回颐和园之前,太后既听说了康有为根本没按谕旨离京赴上海办报,更风闻了康有为将有所发动的消息(康有为这个大嘴巴, 还说弟子们笔墨不谨呢,事实上最不谨的恰是他本人,没有等到动手,他图谋太后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于是她勒令光绪逮捕康有为,为光绪所拒绝。于是太后拿 出杨的奏折,于是光绪请求太后训政,于是太后密诏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方面即使盲目相信茅先生,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茅先生推崇台湾 的黄彰健先生,而我推崇茅先生。
  
  正式训政开始后的当天晚上,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即将袁世凯招来,三人商议,想保全皇帝也不行了,而且再不揭 密谭嗣同之事,自身不保。与其等着人家揭露,不如自己先裸。于是着杨崇伊于9月22日乘11时20分的专列离津回京。本来当天早晨有令停止京津火车,以便 捕拿逃逸的康有为。但杨崇伊一介御史,竟然能打破禁令乘专列回京,肯定是负有重要使命,那就是受荣禄之托向太后告密。粗略估算,太后应在当晚前后得到密 报。据说,当天太后还单独审问光绪一次,应该是得到密报后,娘俩亲自对质上了。9月23日,慈禧太后才有了大动作:第一,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所谓的典 礼,更像审判厅。慈禧拿出了查抄的各种信件,其中有杨锐、林旭依据皇帝旨意催促康有为离京的信函。太后问是谁的主意,光绪说是杨锐的主意;又问围园弑母一 事,光绪说不知道。太后大怒。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将近御各太监看押,另派太监二十名以随侍的名义监视皇上。光绪从此除了早朝被拉去做太后的木偶外,其余 时间均不得自由出入。第二,密谕捉拿谭嗣同等军机四贵及张荫桓、徐致靖等人,先行革职,交由邢部衙门审讯。
  
  袁世凯事后的补告,加重了政变的程度。9月25日,政府即谕内阁,皇帝久病不治,京外如有好医生,请内外臣工保荐。同时召荣禄进京,其直隶总督一职着袁世凯暂行署理。

  
  9月26日,荣禄离津赴京。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荣禄行前,他与荣禄相约,誓死保皇上。一方面,两人对光绪还是比较同情的,认为是维新党人害了皇上;另一方面,如果不保全皇上,康梁乱党不会罢休,外国人也会乘机干涉。
  
  问题是荣禄所谓的保全既是暂时的,也是有限的。
  
  所谓的暂时表现在,他接到进京圣旨的当天,清廷发出上述光绪帝求医的上谕,这预示太后要废掉光绪帝了。而他进京后,光绪只是暂时没病了,可以随太后参加一些公务活动;之后,光绪就永远病了,老太后甚至给他找上了新的接班人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
  
  所谓的有限表现在,荣禄建议无需审讯就杀掉谭嗣同等人,他的建议被接受了。荣禄怕在审讯中牵涉到光绪帝,但是光绪已被老太后审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总之,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有负于我。其实,审审也许有好处。第一,杨锐若把真密诏拿出,光绪不只没有图谋太后的意思,就是变法,也仅是问大家如何 能不惹太后不高兴而已。第二,省得康有为拿着篡改过的伪诏在外头忽悠了。既有辱改革家的名号,还让光绪背了黑锅。按黄彰健先生的说法是:如果康真心保皇, 则应该宣布杨锐所奉真密诏;然却终未宣布,只宣布求救伪密诏,不是曲突徙薪而是火上加油。按王照的说法是:“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第三,开不审 而诛的先河,到了义和团时代,徐用仪、联元、立山、许景澄、袁昶等五个主和派也是不审即杀,制造出“庚子被祸五大臣”事件。第四,让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 更加认定,中国政府真是野蛮政府,这么多高级官员,说杀就杀了,法律何在哉?


  
  没有法律。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 由原先的“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应该是袁世凯补告后的结果!至于康梁的脑袋,也在谕旨中明码标价了:十万 雪花银。活人奖十万,死尸也是十万!问题是康有为这会儿已逃到香港了。
  
  六君子弃市的当天,荣禄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仍旧节制北洋各军;裕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帮办北洋军务。一周之后,裕禄到任,袁 世凯就回小站练自己的兵去了,从此就被骂上了,说他用维新党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至于康有为拿人家做赌注的事儿,倒没人在意。
  
  “戊戌六君子”被处决的次日,从不写日记的袁世凯写了前面所述的《戊戌日记》。10月10日,又写了《自书戊戌纪略后》。除了为自己表白,揭露维新党人的密谋之外,还尽力弥缝帝后关系,把这一切说成全是维新党人作的乱,皇帝毫不知情。全文如下: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君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 二十余年,漩宫侍养,备极崇隆,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乃 谭嗣同等煽惑搆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 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 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予世受国朝重恩,幼受庭训,自通籍十七年 来,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之知与不知,愿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捏杌,几涉奇险。然区区此心,意在诛 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 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

  
  虽然事后的康梁死不承认这份升级的罪状,但历史是有缝隙的。杨天石先生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谭嗣同好友、被康有为派作围园骨干的毕永年流亡日本后的《诡谋直纪》,交待了这一图谋。而且,康有为的准备是,报告光绪时只说执太后而废之,具体行动中则是执太后而杀之。
  
  这里总结两句吧:第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总体上是可信的,倒是康梁有些话着实不能信。我们不能因为袁后来称过帝,就认定他前面就没干过好事,甚至 没有真话了。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康梁搞的是维新,就认为他们一切都对,一切都真。对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狂人,我们还是需要警惕的。第二,康有为的围园 密谋确实是孤注一掷。不但掷了光绪,还把袁世凯掷了出去。对于袁来讲,告不告,都算是欺君之罪了。事实上,事后还有人找过他的事。说他“既同谋又出首,首 鼠两端”,只不过荣禄出面保护,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他这才得以安然过关。而他所谓的告,加重了政变的危害程度,一是太后对光绪由原先的 训政,一变而为必欲废之而后快;二是成全了六君子。但是这一切,袁都是被动的,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还要追溯到康有为这里的。有外电评论为证:

  
  英国观察者贝思福:“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
  
  英国公使窦纳乐:“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英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光绪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
  
  赫德私人信件:“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改良是对的,但是改良也是需要章法的。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言:“现在是传统所达到的最新境界”,是先辈以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所投 下的选票,“人们只有知道自己走过何处,知道自己现在身在哪里,才能知道最近的将来去往何处”。相形之下,康有为的改革就有些“三不知”的嫌疑了。既不知 过去的路径,也不知现在的起点,更不知未来的方向。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