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节 杯具啊，就这样成了别人牌桌上的赌注上篇
-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变法前，娘俩还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识的。变法前，光绪帝找庆亲王奕劻传话：“太后如果不给我事权，我宁愿退让此位，不能为亡国之君。”话传到老太后那边，她的回答是：“他不愿坐此位，我也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说：“太后何必与皇上动怒，圣体安康要紧，不如由皇上去办，等办不出模样时再说。”太后想想也是，于是让奕劻给皇帝传话曰：“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于是光绪兴冲冲地跑向颐和园面见太后，太后曰：“如果可以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一句话，老太后不憨不傻的，变法如果能变出个富强的新中国，她哪里会不乐意呢？
问题是，不论是从康有为的个性来讲，还是从他的变法内容及措施来讲，激起不良后果，是一定的。所以老太后不时的给光绪把把方向，或曰灭灭火。变法没几天，她就浇了一些冷水，把人事做了如下布局：第一，罢免翁同龢（另有说法，认为翁是光绪打发走的，嫌他阻碍新政），打发他回老家，其职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接任。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任命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驻直隶正定府一带）、聂士成的武毅军（驻天津东北宁河县的芦台镇）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第二，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得到老太后的批准；第三，老太后秋天要携光绪帝到天津进行大阅兵，检阅北洋军队；第四，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布军统领。这样一来，老太后党政军一把抓。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说完便住颐和园里玩自己的去了，光绪只须隔一阵子跑过去，给太后请示汇报一下而已。
所以太后的降温，不但没让光绪清醒，反而让他更烧了。要命的是，康有为还一直在背后加火。6月16日，康有为前来进见皇帝，在朝房里，他碰见了因当上直隶总督而前来谢恩的荣禄大人。一个帝党新宠，一个后党臂膀，双方见面就擦上了火。
荣禄：“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乎？”
康有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我也知道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的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这就是咱的改革家，关键时刻玩二杆子。别说外人，就是自家兄弟康广仁都看不下，给友人写信曰：“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面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康有为当然也知道变法这事儿不好玩，但他为了报答光绪的知己之心，豁出去了。所以他这兄弟劝他：伯兄平时言教，要救地球呢，现在何必为区区中国而牺牲自己呢？这话说得很好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只康有为自己，他的学生在他教导下，都是一副地球主义者面孔。他的高徒梁启超给康老师的信中就说过：“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看来，不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而是中国大清都不保，保世界！当然了，不管保世界还是保一国，保的时候，要恪守底线，那就是：顶多拿自己当牺牲，不能拿别人当牺牲。而且康老兄最后牺牲的是光绪，而不是他自己，这一点，着实让我看不惯。光绪跟这样的二杆子玩，注定要被玩残！
接见过程中，光绪发了牢骚：“奈掣肘何？”一句话，帝国的实权不在我手中！康有为给他出主意说：皇帝既去不掉老臣，不妨提拔新人，破格使用。康有为所谓的新人，当然首先说的是自己。这方面他从来没有客气过！问题是接见结束后，光绪给军机处下达指令，要求他们给康有为安排一个官职，以方便变法，军机处给皇帝的回复是：赏六品，著康有为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与弟子们失望至极。皇帝接见前是六品，接见后还是六品？明显不符合传统与惯例么：“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老太后掌握的是二品以上的任命权，皇帝难道不能给个三品四品么？三品四品不归你批发吗？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白，光绪为什么没给康有为稍高一些的官职。也许，光绪对康有为的看重，更多的是康有为事后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反正随着历史学者的深入研究，康有为喜欢忽悠的特性已逐渐展露在世人面前。一句话，光绪对康有为的赏识是有限的。光绪也许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借用康的名头，改自己的革；还有，夺自己的权。不管怎么说，康有为都不想干了，叫唤着要离京南下，但最后还是没走。一者，官虽小，但那是光绪给的；二者，既然是光绪给的，那就不是你说不干就不干的，这不是菜市场买菜，人家好歹是皇帝；三者，正因为是皇帝，而且发现皇帝也是忧国忧民的，所以再失望也得干。没办法，谁让咱也爱国爱民呢？他给皇帝写了一个谢恩折，托总理衙门转递。皇帝说，何必代递呢，以后有折可直接递来。同时要求康有为把他所有的著作呈上。这一来，康有为有主意了，面告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等总理衙门大臣，俺要日夜编书，没时间去总理衙门上班。大臣们说行，那你就在家编书吧。于是康有为落个不行走的总理衙门大臣章京上行走。相当于秘书不干秘书，在家里蹲着干活。
虽然康有为在家里蹲着，但是光绪的维新措施还是一道道地发布了：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许自谋生计；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社会上，废除女子缠足等。
一百天，仅光绪的新政上谕就下了一百多条，大家招架不住啊。当然，能招架住大家也懒得出手。用刘坤一的话来讲：“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而其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
更要命的是，这些措施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比如京师大学堂的章程规定总教习专权，却没有管学大臣什么事，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治校、教授治校，却没有教育部长什么事，你问政府能同意吗？维新党们所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就不说了，国会两字怎么念，全国人民还不知道呢。只说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另开懋勤殿（康党在这方面一直动脑筋，提出了议院、议政局、议政处、制度局等诸多花样，以避同党嫌疑）。问题是大家都在官场混，谁也不傻，都知道康党这是踢开政府官员闹革命，绕开大清现有的政制体制，挤进权力的核心。不只被人理解为六部九卿皆将被废，就连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也都认为自己多余了，或者说以后只有执行的份儿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再后来，因为礼部主事王照上折请求太后与皇帝一道去外国游历，吓得礼部堂官怀塔布与许应骙给他扣下了，光绪一恼，罢免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为首的六堂官；六品的礼部主事王照越级提拔，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些人就都找老太后哭上了。在中国，干什么都不能端人家饭碗，中国人混个饭碗不容易，护饭碗跟狗护槽似的。一句话，大家都疯了，“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太后批评光绪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于是，维新党人们冉冉升起，光绪著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虽然只是办理文书的官员，但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被人看作是维新四贵。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虽然也算新政，但却首先是组织措施。对老佛爷来讲，只能是中国两千年间宫廷内外一直流行的夺政。总之，你新政可以，但是你从组织上拆我的台，提你的人，这不是想架空我让我退居二线吗？按茅海建先生的说法，光绪擅自罢免六堂官并提议开设懋勤殿，从老佛爷的角度来看，“已是两次发动政变”。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在这当口，谣言也出来了，说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其实是老太后为了兵变，到时候荣禄就把皇帝扣了，另立新帝云云。稍微有些脑子的人，就知道这兵变纯是谣言。老太后脱裤子放屁啊，废个光绪还需要跑天津哇？在北京废，不更方便吗？某些权威史者，经过多番考证，基本否定了天津兵变说，认为这是康党的忽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丰富想象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也许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谣言是维新党造的。因为康有为的二杆子作风愈来愈猛，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已经涉嫌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关于迁都，更是儿戏一般。他要求光绪领着他们几个维新党人跑上海，就地组织新政府云云。变法搞到这般地步，不说个人权势，只说稳定方面，慈禧太后能歇心吗？
一者是太后不歇心，二者是旧党方面，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诛康梁，说他们大逆不道。确实是大逆不道。康有为自己就是一张大嘴巴，也发现他的党徒们“笔墨不谨”。政变后，政府从康家抄出的信件，中有何树龄一封，云：“注意于大同国，勿注意大濁国。……以大濁国为开笔衬笔可耳（旁注：知其不可而为之耶？）。……大濁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如果这还算私议、旁人无缘得知的话，那么康的另一个高徒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做教习的言论就被公开抓了现行，他在学生作业本上的批语，说什么读《扬州十日记》，发现本朝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还说本朝轻赋，也不过是大貉小貉而已。按黄彰健先生的考证，正是曾廉上书，促使了康有为由和平改革向武装夺权的演变。因为曾廉上书（一正折，一附片）杀伤力太大（主要是附片），光绪未及细看，就给了谭嗣同，让他辩驳。谭抽掉了其中的附片，只对正折做了反驳。但即使这样，也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诛掉曾廉，为光绪所拦。自己下诏求言呢，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光绪拦住了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但是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认为，如果有八千人带兵围住颐和园，事情就OK了。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老东西的亲信荣禄大人那里，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忽悠啊。康先是动员维新同党、礼部主事王照前往游说荣禄下属、北洋三军之一、武毅军的统帅聂士成，被王照拒绝。林旭提名荣禄另一个下属、统领甘军的董福祥，谭嗣同认为不可。康有为提议拉拢荣禄最后一个下属、新建陆军统领袁世凯，谭嗣同也认为不可。但是实在没什么人可捞了，而且康有为认定袁世凯是可用之人，所以袁世凯就成了改革派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对袁世凯来讲，真的是天大的不幸：你们赌博，却把人家小命先垫上了！
康有为在捞这根稻草时，还用了最弱智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弟子、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前去小站现场考察。徐仁禄到后，首先观察到袁世凯非常倾向自己的老师，甚至夸康有为“悲天悯地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于是徐仁禄用小孩才用的方式挑拨说：我的老师与其他同志们经常向皇上推荐您，可是荣禄说您跋扈，不可大用，不知您因何与荣不洽啊？袁对曰：啊，是这样的，原先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翁说，曾左也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结果徐仁禄回去汇报说袁这人已为我们康老师所动，可用。
说干就干，康有为马上代徐致靖拟了一个密保练兵大员疏，向光绪推荐袁世凯。同时让谭嗣同也递密折给光绪，请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召袁世凯进京，结以恩遇云云。这是康有为新政中最笨的一招——打草惊蛇。不动袁世凯还好，太后顶多叫停疯狂的新政；一动袁世凯，太后就会多心的。别说太后，傻瓜也会多心的。事实上，康党中的王照听说后也认为大事不好：“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为此徐致靖训了王照一通，曰：“尔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王照回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看王照的意思，倒算有些自由主义的风采，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事后他敢忙补上一折，请皇上任命袁世凯到河南归德府打土匪去，“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可惜他动作迟了，而且光绪也没明白他的用意。
9月11日，皇帝命荣禄传知袁世凯来京觐见。当天下午，袁世凯接到消息，感觉事非寻常，立约好友徐世昌从小站赴天津商谈。第二天，徐世昌从小站赶往天津，两个人谈了两次。第三天，也就是9月13日，徐世昌赶往北京先期打探。9月14日袁带着随员前往北京，住进法华寺，徐世昌前来碰头。
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请训，并在那里住了下来。这次请训的目的，主要是有关懋勤殿，可是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9月15日，感觉不妙的光绪在召见杨锐时，赐一道密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六堂官革职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就是著名的衣带诏。也是真实版本，是杨锐儿子杨庆昶保存下来的：政变时杨锐遇难，密诏由其子杨庆昶保存，缝在门生黄尚毅衣领中，扶柩回籍。宣统元年（1909年），杨庆昶与黄尚毅缴于都察院，才为世人所知。事变后，康有为对外出示的密诏则是这个味儿的：“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对比杨氏版本的密诏与康氏版本的密诏，具有很大的不同：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根本没提康有为。而且光绪帝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太快，惹老佛爷不高兴，自己皇位可能不保。所以责诸位筹商不拂圣意之良策，“密缮封奏”，“候朕熟思，再行办理”。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想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被抹掉了，只剩下“今朕位几不保”，“设法相救”的紧急呼救了，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突出地加上了一个“汝”字，专指康有为。这显然是康有为流亡海外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事实上，政变结束后不久，流亡日本的维新党人王照就指出，康所公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伪作者也”。今天的学界差不多也确认了这一点。但我们难免奇怪，这至关紧要的密诏仅是发给维新新贵、军机四章京的，连康有为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康有为公布的密诏由于突出一个“汝”字，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信，梁启超在自己的《戊戌政变记中》又改成了“汝康有为”。总之，不但康自己公布的版本有着诸多差别，就连梁启超前后记载也有着差别。估计师生两个与时俱进，边进边改吧。反正这方面不能完全信他们师徒。
却说杨锐接到衣带诏后，惶恐莫名，揣了三天，一直没有端出来。
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接见袁世凯。期间猛不防问了一句：“苟副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这话问得好生奇怪，皇帝当面问臣子是否会忠于自己。袁世凯未加思考就回答上了：“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于是光绪谕内阁，开去袁的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并许以专折奏事之权。
面对天上纷纷降下的大肉馅饼，袁世凯很惶恐。四处拜访，问人家这是咋回事，并准备辞去侍郎职务。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告诉他：此乃特恩，辞也无益，反着痕迹。
康有为听说袁世凯被皇帝提了兵部侍郎之后，拍案叫绝，以为袁世凯必喜而图报，可以做李多祚，协助他这个张柬之，兵变废后了。我觉得康有为也太小看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了。人家原先是直隶按察使，未赴任的实缺，三品。现在变成了一个候补的侍郎，二品，同样不用赴任，但却从实缺弄成了候补，也就是预备干部。跟手里握的股票似的，理论上升值了，可却是在这种不是时候的时候，享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提拔。另外，专折奏事之权，意味着他以后可以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直接给皇帝上奏了。也许，只有康有为这种头不挨天、脚不着地的工部小科长（秘书）和国务院小秘书（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才会把这种击鼓传下来的霉花当作天降喜事吧。塞翁得马，安知非祸？
前面说过这是康有为比较笨的一招——打草惊蛇。而且惊的蛇还不只一条。据有些学者考证，当袁世凯离津北上后，荣禄就感觉有变了，马上调动聂士成的武毅军进驻天津；董福祥军进驻长辛店；并且三次急电总理衙门，说英俄已经开战，兵舰游弋于天津，招袁世凯赶紧回防。但是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第一，荣禄没调董军；第二，英俄虽没有开战的打算，但中国这方面的谣言确实此起彼伏。因为英俄在远东是对手，军舰来回游弋也是正常之事。也就是说，荣禄多大程度上开始防袁，现在还是说不准的事儿。
9月17日早上，袁世凯入颐和园谢恩。光绪皇帝夸他练兵练得好，办学堂办得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了。
当天，杨崇伊前往颐和园上奏封事，请求太后训政。光绪感觉不妙，发了一明一密两份谕旨给康有为，明谕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密谕由林旭带出示康：“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衷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明谕可以有，但是这个密谕，有些学者认为也不可信。特别是“共建大业”云云，跟江湖哥们儿酒过三巡之后不经大脑拍着胸脯说话似的，一点不符合光绪的语气及身份。茅海建先生论证，这个密谕可能没有，顶多是皇帝的口诏；而且如果真有的话，也顶多是王照所说的那个版本：“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所以前面所引的密谕版本，当是康有为自己编造的。对于老康，我们是不能相信的。就连茅海建这样一个考据高手都害怕康有为，说：“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黄彰健先生也说康最懂得“文与而实不与”和“时措之宜”“与时俱进”等等。所以前面我说康有为来了，快跑，可不是吓唬大家的。康有为当时若是直接遵奉皇帝之命，跑上海办报去了，那么后面将不会发生那么多不幸。事实上变法正紧张的当口，光绪让康有为跑上海考察办报事宜，是有些怪。因此大家就都推理上了：有人认为，这是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妥协；也有人认为，光绪迫于慈禧压力，想以此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更深的联系；还有人认为，光绪对康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
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林旭来访，未遇。所以康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第二天，9月18日一大早，林旭就来了，不但让康看了光绪给康本人的密诏，还出示了另一份密诏：也就是杨锐带出的那份衣带诏。他揣了三天，终于端了出来。一干子维新人士诵读之下，只剩痛哭的份儿了。
不过从那份衣带诏里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甚至未提康有为的名字。但是康有为不管，他要做历史上的张柬之。他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去了。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很具有武侠色彩：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
-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