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众望所归袁世凯，新兵还得你来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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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起步时，知识分子中的清醒人士，比如郑观应就提到过中国军队模仿西法改革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种“搬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度，政府不看到棺材盖，是不会主动改革的。而且即使改，也很扭怩：堂堂的大中华学习西方？羞死人啦！
甲午战争进行中，清政府就知道，不学习别人可能更丢人。原先打不过英国法国，现在居然连小日本都打不过了。于是，总理衙门把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参与黄海海战的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招了过来，翁同龢与李鸿藻，两个帝师兼军机大臣不耻下问：小汉，你说我们大清咋办？
汉纳根提了诸多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全按西法，用西人编练新军十万。这回政府动作快了。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清政府成立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等人为辅的“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之后，政府又加上淮系著名的洋务官僚胡燏棻会办。
但是汉纳根的建议，清政府只部分接受。因为李鸿章与胡燏棻同意练新军，但不同意练十万之多，更不同意让西人控制。道理很简单：一是没恁多；二是这支新军若让外国人控制住，那可不是玩的；三是现在的军队，都掌握在汉人手里，汉人不是清朝的外人，但是西人则是完全的外人。想当年唐借回纥兵，结果就吃了回纥的亏嘛；而且李鸿章当年的洋枪队首领华尔，就很不听指挥，闹出诸多乱子。政府一听，那还是咱自己练吧。那谁，胡燏棻，你来练如何？
之所以把练兵权交给胡，一是因为他与汉纳根争论过有关编练新军的问题，还算有头脑；二是他乃李鸿章的安徽老乡，一直追随李鸿章，在淮系以办洋务著称，还算开明；三是他上了一份万言书，谈兵事谈得头头是道，给政府开的新军规划是：北洋五万，南洋三万，广东、湖北二万，其余各省，每省一万。
1894年（光绪二十年）冬，胡燏棻的定武军开练，屯住马厂。因马厂营房不够用，改屯小站——天津东南七十里处的新农镇。胡先是聘请汉纳根做教习，但汉纳根认为权力不够，“事多窒碍”，不干了。胡又改请另一位德国军官沙尔，根据德国陆军操典开始了训练。
这一切对于袁世凯来说，又是一次机遇。
袁世凯从小喜读兵书。甲午战前帮朝鲜编练新军，就弃淮军的旧操法不用，改用英德操法。
甲午战争期间，他是较早提出用西法编练新军的。看到清军不堪一击的情状后，他就迭电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北洋系元老、李鸿章红人、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说：“公如筹有款，宜速延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决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倘为然，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寇练兵纯用西法，能习西式武器，用又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事权一，不惜费。我皆反之”。“各军皆不知枪炮”，放炮时，所配炮弹不足用十分钟；士兵用枪，只知托平乱打，连准星都不会瞄。虽然如此，当时在天津督办东征粮台的胡燏棻建议袁世凯亲自练兵时，袁世凯回说：“凯须饷有械精，熟练一枝，能操不溃之权，始敢措手，否则决不敢随人崩溃。”嗯，看来我们这位河南帅哥还真不是一般人物。随便练个破军，到时候在战场上净搞长跑运动了，他可不干。另外，他还亲自致电钦差大臣、军事统帅刘坤一，报告军情，谈自己的整军建议。所以，战争期间，袁世凯的知兵名声，就成为时人共识了。因为当时谈兵的人也不少，但大都是文人谈兵，谈得自己慷慨激昂，谈得主事者七窍生烟。现在拿我们河南籍著名清官、俺的蒋村老乡、时任广东巡抚马丕瑶的一个奏折——《广东巡抚马丕瑶奏强寇要盟权奸挟制筹策具陈折》来看看：
第一，听说李鸿章签了中日和约，吓我一跳。“苟有人心者，断不出此”！“人谓倭人恃李鸿章为内援，李鸿章恃倭人为外援，由今观之，诚不诬也”。
第二，地是不能割的，商是不能通的。否则，“十余年间，将合中外为一家”。所有这些条款，我们大清上下，皆知不可允。“倭人盖明知其不可，而故意要盟；李鸿章亦明知其不可，而代为挟制”。
第三，“此次电信到粤，粤人无不怒目裂眥，思食李鸿章、倭奴之肉”。
第四，伏愿我皇上大震天威，先拒绝和约，再次李鸿章发交刑狱治罪。倭人无消息可通，“则彼之气自夺，而我之气益奋”。一面诏刘坤一等严整军旅，收复地方；一面通饬沿海，切实守备，以遏寇氛。其各省民团义旅，一律准其助战，必有豪杰之士，应时而出。
第五，天津辽阳与皇都靠近，我皇上至性仁孝，怕吓着老太后，那么请恭皇太后西巡，避地山右，或驻跸长安，着各路统兵大员，大张挞伐。
第六，自古战势不在于外势之强弱，而判于一心之敬肆。但使我上下中外，共常存忧勤惕励之心，自可收扫荡廓清之效，数月之后，事局必变，待倭人变计求和。
平心而论，马丕瑶确实是清官，在我们周边一带，马家的名声也不错。但是在外事方面，他确实一无所知。奏折里，把李鸿章列在了倭奴之前。他似乎不知道，每一条款，李鸿章都电请过皇家政府的。马恨不得剥李鸿章的皮，吃李鸿章的肉。为什么不剥皇帝的皮，吃皇太后的肉呢？
马丕瑶当时身为广东巡抚。一代大吏、一代文官、一代清官，沿边督抚，他都占了，所以他这奏折应该是个典型。至于一般言官，咱就不说了。只说李鸿章坐冷板凳时的牢骚——确切地说，李鸿章和议后做了总理衙门大臣，官衔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最高处，只不过比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旧衔来，相对而言有些冷。当时他客居贤良寺，本就客少，他更闭门杜客，于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头就发上了牢骚：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
老头说得很好，可惜，只能坐着冷板凳跟自己人说说而已。
虽然老头对袁世凯奔走于自己的政敌李鸿藻与翁同龢门下很是不爽，但袁世凯毕竟接的是李鸿章的衣钵。那就是，他是做事的，不是耍嘴皮子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战后策。
战争一结束，袁世凯就上书一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在书中，他自称小门生，给这个老长辈谈了诸多意思：
第一，日本未来还是咱的祸源，所以咱们得卧薪尝胆。“否则，三数年后，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
第二，“此次兵务，兵不患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前敌各军不下十万人，但是敢与日寇角者，除了宋庆、聂士成等带领的少数士兵，其他不是“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
第三，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裁冗兵，节糜费，退庸将，肃军政。挑名将名帅数人，给其足够的事权与薪水。延募西人，分配各营，进行军制改革。使将帅自身熟悉各种器械用法，及战阵指挥等。广设学堂，精选学徒，延西人著名兵家前来授课。数年后，从学生中选优秀者前往外国游历学习，归来给予兵权。军政可望起色。
第四，和局已定。嗣后饷源尤渐支绌。新募诸军自须依次淘汰。内地说不定会有“伏莽之起”，所以各省防练诸军尤须先行调回以资弹压。南方诸军，尤宜就近海口船载以归，免致沿途地方遭其骚扰。现在奉天农商荒歉，兵民杂处，宜生是非。“如能早遣一日，即为数万生灵之福。”
第五，此次赔款甚巨，我们还得开源节流，而养兵之费，向来繁巨。须派明练公正、真实知兵大员，负责整顿減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奉直一带，计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将驻扎防卫，计可自守。
第六，去秋来，本生母（亲娘）右肢受风，加上小门生奔走军务，她时切系念，病每因之增加。前因军务繁紧，“未敢以私干请”，现和局已定，拟请北洋赏假归省，以遂乌私。
事实上，早在战争期间，袁世凯不断地给李鸿藻写信报告战事，李鸿藻已经看好他了。
可是我们一些学者，喜欢把袁世凯的这种行为称作“钻营巴结”。稍微不存偏见的人，读一下袁世凯这些信札，就会得出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于公于私，袁世凯都是一腔热忱，爱国忧民，甚至惦念老母的孝子心思，在字里行间都毕露无遗。况且，像李鸿藻这样的清流派领袖，一代帝师兼文章大家，都读不出小袁的孬种来，倒是我们现在的学者，比清流还清流？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奔走于另一位帝师兼军机大臣翁同龢门下。翁先是认为他“欠诚实”，后是认为他“不滑，可任也”。……咱就这么说吧，从李鸿藻到翁同龢，从王文韶到荣禄，从张之洞到刘坤一，这些大佬没有一个不看好他的。他们交相上奏，夸奖袁世凯是个人才。于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被奏调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光绪皇帝听他谈得头头是道，颇称许，遂派其到督办军务处工作，以备顾问，并命他奏陈挽救时局之策。
这样一来，袁世凯可就有事干了。他给皇帝写了一个一万二千言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请督办军务处代上。在条陈里提出了练兵十二条、储材九条、理财九条、交涉四条等建议。除此之外，荣禄还直接授意袁世凯制订练军计划。袁世凯动手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上呈督办军务处。且请幕僚们译撰兵书，自称门生，呈递荣禄。
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由李鸿藻提议、荣禄附议，恭王、庆王联同军机处保举袁世凯督练新军，说他“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有些史家喜欢说闲话，说袁世凯隔掉李鸿章，钻营巴结，才得的这差事。我觉得这里需要替袁世凯说几句。
第一，当年吴长庆谢幕之后，吴的一些幕僚，对于袁世凯得了李鸿章的赏识与抬举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不忠于旧主。现在，李鸿章坐了冷板凳，袁世凯又受了清议派大首领李鸿藻的赏识，还有人不以为然。按他们的认识，袁世凯也跟着谢幕或者冷坐才是正理。这种要求于公于私都有些不近情理。吴长庆老了，终究要谢幕；李鸿章签订条约后的遭遇，本就是中国畸形的民族主义情结下的牺牲，凭什么让袁世凯陪着一同牺牲？袁世凯忠于公、忠于事就行了，何必忠于某一个人呢？事实上，袁世凯不但对得起吴长庆，就是李鸿章和谈被刺后，深表关切的是袁世凯，勇敢地奔赴天津前去探望的还是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旧主，保持旧情就行，何必陪葬呢？
第二，袁世凯那时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常识，或者说，帝国大一统江山下，练兵也是给政府练的。而且，帝国传统一直是以文将兵，重文轻武乃是几千年的传统。一般文人谁愿意干呢？当然，也不大会干。相形之下，袁世凯虽然勇于任事，且知兵的名声并不虚，他在朝鲜就借用英德操法给朝鲜练过新兵，而且从小就喜读兵书。但是刚开始他也并不想干，很简单，在天朝那样的制度与人事环境下“断难有为”，所以他一度力辞不干，未得允许。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胡燏棻自己也认为不如袁世凯：第一，他当时身兼湘军粮台，忙得顾不过来；第二，跟德国军事顾问搞不好关系，麻烦不断；第三，盛宣怀为支持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慨然出面，以其社会地位和经济能量做担保，为袁世凯贷款三百万元充练兵经费。这一切，都让胡燏棻惭愧。在督办军务处的调整下，胡燏芬被任命为督办津芦铁路，定武军交由袁世凯接统。12月8日，光绪为此发下上谕：“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
上谕发下后，各方反响热烈。刘坤一特致贺电，嘱托他“振刷精神，力图报称，以副中外之望”；拜把子盛宣怀发来贺电，“为国家贺”；社会名流、文章大家吴汝伦来信：西法练兵，中国转弱为强之兆，“草野下士，无任翘勤”。
端的是众望所归袁世凯。看意思大清能不能崛起，就看他的了。
上谕下发的当天，袁世凯就到达小站正式上任了。一颗将星，就这样在小站上空冉冉升起。可惜我们的史家都认定，此乃军阀的肇始。还有人更进一步，把曾国藩称作“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按他们的逻辑，岳飞更称得上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军阀了。相形之下，袁世凯的军队至少没叫袁家军，政府给他新起了个名字——新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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