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蒋介石中篇 - 第3章第二部分 -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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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营救蒋介石中篇

　　美龄和端纳的观点一样，认为蒋介石应该放弃他的调停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日本上，但是在公众面前她又不得不支持自己的丈夫。尽管嚣张跋扈的日本不断加剧对中国的恐吓，蒋介石仍然固执地把重心放在反对共产党上，而且很高调地宣称：日本只是皮肤表面的疾病，共产党才是身体内部的毒瘤。但是到了20世纪 30年代中期，大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学生、共产党、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有部分的军人都秉持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1932年，蒋介石仍然拒绝抗日，对人民大众的情绪置之不顾，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尤其是在上海遭遇日本毁灭性的打击后。他进退两难，如果他和日本合作，中国将会灭亡。他的策略是 “把一切交给时间”，推迟和日本的正面交锋，同时也使自己的军队现代化，重新统一中国，这样当战争来临时，中国能够有一个较强的承受力。
　　
　　1935年，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地区的“剿共司令”，命他进攻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西安，想把西安变成自己的大后方。张学良的精神头很高，他以为能很轻易地把共产党消灭掉，这样他就可以挽回自己由于东北溃败而丢掉的面子了。但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时间久了，张学良发现蒋介石的政策是错误的。张学良的东北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他们非常痛心，更不愿去屠杀自己的同胞。更糟糕的是，共产党的军队责问张学良的军队：“为什么你们这些中国人要打我们？谁是中国人？是那些为毫无价值的政府挣钱的人吗？是那些开着汽车搂着小妾、赌博、过着奢侈的生活的人吗？”
　　
　　1936年4月，张学良在延安一个破旧的天主教堂会见了周恩来，他们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周恩来早期旅居法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在处理党的事务上理性、明智。周恩来说：“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最起码在日本即将吞食中国的时候不应该。”张学良很快被说服了。
　　
　　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写道：“杀死自己的弟兄去喂敌人，这非人类所为。”张学良读完信后泪流满面，很快他们秘密达成一致，张学良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张学良和他的部下在南京最高军事法庭宣扬对日战争时建立了一个后方部队，又秘密和当地一名军官杨虎城结成联盟，因为杨虎城的军队有力地控制着西安。
　　
　　西南地区的气氛明显变得紧张了。张学良努力掩护共军的行为在南京被发现。1936年的秋天，蒋介石带领西南部队进攻不服从命令的地区。当时蒋介石在离西安不远的洛阳，张学良在众多会议上含泪恳求停止杀害共产党，团结力量抗击日本。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外，蒋介石的参谋听到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训斥，蒋介石说要想统一必须先除掉“共匪”。张学良自嘲道：“又是一次遭到训斥的谈话。”
　　

　　此时，美龄表面上因为过度劳累和紧张而病重，并一度病危。她告诉约翰她很容易紧张，当遇到不舒服的事时她就容易激动。十月底，她飞到上海治疗，然后到洛阳参加丈夫的50岁生日宴会。孔祥熙告诉美龄他感觉将发生一些事，并让美龄劝蒋介石和她一起回南京。这时，海外爱国人士捐赠了上百架飞机和一些资金。在生日宴会上，张学良想接近蒋介石，但没有成功。宋美龄自己一个人回了南京。
　　
　　张学良劝蒋介石亲自去西安平息对政府心存不满的军队。蒋介石同意了，并于12月初抵达西安，在距离西安十公里外的华清池设立了自己的官邸，沉浸在古代帝王的享乐中。蒋介石坚信只需几个星期就可以扫除“共匪”。张学良为争取共同抗日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指出自己的士兵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农民而不是“共匪”，而且他的士兵无心抵抗共产党，他们准备联合共产党一起对抗日本人。蒋介石大怒，下令撤销张学良的职务。张学良表示拒绝放弃军权，因为日本士兵正在践踏他父亲的坟墓。两人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最后的决战开始了。12月9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一群游行示威要求抗日的学生被枪杀了。这件事激怒了张学良，尽管张学良曾尝试劝阻学生不要到蒋介石的驻地去游行，但他对这次游行示威是持赞同态度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记载：明朝的忠臣最初通过上书向皇上进谏，然后又尝试用眼泪打动皇上，结果都失败了，最后不得不诉诸武力。张学良认为要想让蒋介石觉醒，实行兵谏是唯一的方法。最后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拯救中国。

　　
　　12月12日的黎明，张学良与杨虎城合作，派出许多士兵到达蒋介石的住处。蒋介石习惯性地打开窗户穿着睡衣在破晓前晨练，突然听到一声枪声，蒋介石的护卫队慌乱中开始侦察，蒋介石来不及穿上鞋子装上假牙，脱去睡衣便趁乱逃走了。他爬到3米高的墙上，翻到了墙的另一边，然后掉到了9米深的护城河里。蒋介石顾不上自己身上的摔伤，慌忙爬到一座积雪覆盖的小山上，藏进了山洞里。几个小时后，蒋介石被发现了，他全身颤抖，假牙不见了，脚上流着血。蒋介石被护送到西安，张学良以一个下级的身份去探望他，并友好地欢迎他。
　　
　　蒋介石没有回应张学良的“友好”，他承受着身体上的伤痛，同时对自己的性命也非常担忧。他大怒并咒骂他的“劫持者”：“你是谁？是我的部下还是我的敌人？如果你是我的部下，就应该服从我的命令，如果你是我的敌人就应该立刻杀了我。”张学良回答说他的目的是革命不是叛变，还补充说如果蒋介石接受他的“建议”，他将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张学良还代表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国家救助”八项方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中国的未来以及这次事变的后果应该让人民来裁定。“如果人民支持张学良，蒋介石就下台；如果不支持，大元帅可以恢复以前的职务。”张学良说。但是蒋介石确信这次事变只是一场老套的“政变”，假如像张学良自己说的，这只是一次爱国行动，那就还有希望。“活，这里没有你的容身之地；死，这里没有你的葬身之地。”蒋介石发出嘘声，张学良的说法和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
　　
　　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南京国民政府陷入了混乱之中。和蒋介石在一起的几十个警卫和官员要么受伤要么被杀害了。当天晚上，孔祥熙收到了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当时他正在上海的住所招待日本军官和官员。他立刻通知宋美龄，宋美龄显得异常激动，她急忙从位于法国租界的家赶到孔祥熙的住所，在这里她找到了宋子文和端纳。他们都在那晚赶到南京并且在大元帅的指挥所召开国民党内部人员紧急会议。除了宋氏家族，政府其余的人都建议和平解决这次危机。令宋美龄失望的是，她发现她只是在被人们观望，作为一个伤心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被有所期望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有任何和平解决的机会，她一定强烈维护她的观点并且坚持合理的行动路线。端纳在这次危机中宣称她针对“中国的全部精神所向将采取绝对服从”。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大家都在激烈地讨论着应该做些什么。美龄想作为谈判大使去西安，宋子文提出也要去，但是何应钦强烈反对谈判，坚持立即轰炸西安并发动武装战争，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可能会死。“如果蒋介石被杀，事情就太糟糕了。但蒋介石是一个军人，他必须要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何应钦回应说。这个国民党武装部部长渴望蒋介石被处死，然后自己掌握权力。
　　
　　在争论中，有人嘲讽说宋美龄只是一个恳求丈夫平安的女人，美龄反驳道：“如果司令的死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我将是第一个让他牺牲的人。”她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她想如果她像往常一样和丈夫一起去的话，也许这场危机就可以避免了。知道了这场事变的主要原因后，宋美龄坚信只要自己能去西安，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但是她的提议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她被告知她可能会被对方作为人质来胁迫蒋介石屈服，如果蒋介石不答应对方的要求，他将会死得更快。
　　
　　最终大家决定派端纳作为代表去西安，他是张学良的朋友，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不太可能会受伤害。当端纳到达张学良那里后，他发现蒋介石正在唾沫横飞地骂着张学良，而这位年轻的少帅则沉默地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蒋介石的责骂。蒋介石更加生气，他拒绝吃饭和讲话，决心让自己成为革命烈士，他命令南京国民政府轰炸西安，完成他的遗愿，并写信请美龄好好照顾他的儿子们。端纳告诉蒋介石事变发动者的要求代表着民众的意愿，中国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如果蒋介石能通情达理，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化解危机。端纳的话并没有让蒋介石感动，但妻子的信却让他失声痛哭。在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仍然倔强得像头骡子，直到端纳从蒋介石自身的利益出发劝他说：“活着的驴子好过死了的马。”蒋介石不知道是否听从了端纳的劝告，但是他确实需要建议。他需要他的《圣经》，那本护卫队曾经推荐的书。
　　
　　12月16日，端纳从洛阳给宋美龄打了个电话，当时他正在回南京的路上。他说大元帅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他还是拒绝讨论任何关于事变发动者要求的事情。宋美龄回复道：“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是在南京，而不是在西安。”蒋介石不顾宋美龄的反对强行制定计划，派遣武装军队前往西安进行轰炸。而轰炸计划未被执行的唯一原因是：在蒋介石被关押后，一场持续了几周的猛烈暴风雨阻碍了士兵的抵达。
　　
　　莫斯科当局公开否认与这次政变有任何关系。孔祥熙要求宋庆龄谴责这次事变并请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但当时宋庆龄坚决地拒绝了孔祥熙的要求。据年轻的玛莎说，当时宋庆龄反驳道：“如果我处在他那种环境下，我也会那样做，我会做得更好。”但她意识到这关系着中国的存亡，所以当宋美龄让她带一个共产党高层到南京时，共产党就派去了一个，据说宋美龄是为了请求他们确保她丈夫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