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节 营救蒋介石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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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了一件新的事物,那就是女人保护男人。
——《圣经•耶利米书》31章22节
1920年,宋美龄在上海的一个派对上第一次见到了“少帅”张学良,这个时候的张学良还没有控制东北。张学良比宋美龄小两岁,而且当时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也许他曾短暂地追求过美龄,但并未成功。两个人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在这段友情中,美龄是一个聪明的大姐姐,而张学良则是一个爱慕美龄且整天散漫的小弟弟。1929年,美龄和蒋介石婚后不久,他们在北京的一个茶馆里见到了张学良。美龄很热情地和张学良打招呼并叫着他的小名汉卿——这个只有家人和很亲密的朋友才叫的名字。蒋介石很惊讶地问美龄:“你怎么认识他啊?”美龄温和地回答道:“我在认识你之前就认识他了。”蒋介石和美龄都很喜欢张学良。他很英俊,漂亮而且健谈,穿上蓝色的中国长袍,张学良像极了京剧里面的“小生”。美龄是张学良的大姐姐,而蒋介石则像是年长他约30岁的“父亲”一般。蒋介石很庇护张学良,例如1931年11月东北的失败,蒋介石就替张学良承担了部分责任。他对张学良的期望很高,同时也准备把他训练得更强并交给他更重大的事情去做。
但是时间越长,张学良的毒瘾发作得越厉害。蒋介石的政府对此很难堪,因为当时鸦片是政府所禁止的。“我吸毒是出于愤怒,还有领导一个军队所带来的压力。”张学良后来说道。一个中国军医试图用注射吗啡的方法帮他戒毒,但是结果却不如人意。到1933年张学良已经成了一个麻木昏沉、胳膊上肩膀上到处都戳满了针眼的消瘦的人。他自己也曾说过那段日子已经很难在他身体上找到一点儿新鲜的肌肤去注射了。张学良忠诚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多年尝试让自己的年轻“伙伴”戒掉他所爱的赌博、女色和毒品,不断让他接受治疗和锻炼,但是这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虽然张学良在1929年军阀反叛期间回到了南京,但他那不断被激怒的顾问说他是“一个没有野心、没有志向的人,更令人头疼的是他还肩负重任,还有许多人期望他可以为中国的统一努力发奋”。
1933年蒋介石在他的司令部中解救了张学良。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帮助下,端纳把张学良捆到了上海的一家德国医院并让米勒医生——一个粗暴的以七天治愈吸毒者而著名的医生治疗他。作为治疗的条件,米勒医生坚持自己对病人保留绝对的权威,并让张学良和他的助手一起答应这些条件。在这漫长的七天中,张学良饱受煎熬,他曾一度让医生对他实行枪决。“这意味着我们取得了进展。”这是米勒医生的回答。张学良最后成功地摆脱了毒品。康复后的张学良在1933年4月和他的妻子、儿子、端纳、苏格兰的金融顾问、他童年的玩伴詹姆斯、几个护士和仆人,还有他的秘书赵四一起上船去了欧洲。他深深地被他所看到的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震惊了,当时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被右翼分子的领导者炒得正热。但张学良并没有受其影响,改变意识形态上的倾向。
这个年轻的少帅在1934年1月回到中国,他变成了一个健康、精神并充满了爱国之情的人。美龄见了这个以前视毒品如命而现在完全康复了的人,并找他谈了话。她训诫他说他具有“巨大的生命力,除非他走正道,不然这对任何人都将会很危险”。她警告他在将来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先好好地考虑一番。1934年,蒋介石恢复了张学良在南京政府军队第二指挥官的职位,并任命他为“剿共”总司令,把河南、湖北和安徽所有共产党都连根拔掉。张学良很快就面临了一场考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当时已被驱逐出南京政府,他要求张学良帮他取代蒋介石。但是张学良拒绝了宋子文,并反复重申他对南京政府的忠诚。
在他回国后不久,张学良和端纳就给蒋介石讲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很无知,因为没有人敢纠正你。”端纳说,“该死的,你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蠢货。”美龄打断他。蒋介石眨着眼睛。端纳责骂道:“这座城市充斥着腐败和鸦片以及来自洪水、疾病、饥荒和内战等成千上万的毁灭因素。”他说现在最要紧的是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有经验的管理者。“那些正派和贵族都在哪里?”“中国应该感到耻辱……中国到处充斥着腐败,大量的财富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其他的人过着像猪一样的贫穷生活。那拉黄包车的男人和在码头做苦力的工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马和骆驼都穷。”张学良也同样愤怒地斥责蒋介石。“你很棒。”美龄随后对端纳说,“你为什么不来为我们工作呢?我们需要像你一样有思想的人。”他回答道:“我不为女人工作,我为什么要给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提建议?他们不会采纳的。”美龄反驳说她会,否则她不会翻译他所说的任何内容。张学良补充道:“她甚至把你的脏话都翻译了。”
端纳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很受新南威尔士州人的欢迎,也是当地报纸的核心人物。和蒋介石一样,他也是一个绝对戒酒主义者。1903年,他以一副现代专业记者的装束来到了中国。端纳拒绝了伍廷芳任命他为私人秘书的邀请,伍廷芳曾是皇太后的外交官,后来和孙中山一起共事。他认识宋家的孩子,他们之前曾一起在美国学习。他帮助孙中山起草共和国宣言,该宣言在1912年孙中山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几天后发布。端纳是各种信息的源头,他给中国提了很多的建议,他也毫不犹豫地跟任何路过这座城市的外国旅客分享这些信息。这个有气质的澳大利亚人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将近40年的时间,但他完全不吃中国食物,经常在官方的宴会上尝一小条面包,要不就在宴会上学习中文。
最初端纳把他的时间全部花费在美龄和张学良身上。包括帮美龄给她桌子上成堆的信函分类,起草演讲稿和文章,他针对中国的弊端提了很多建议。在一封信中他建议盐税应该被强制施行,腐败是阻碍它的罪魁祸首。“迅速枪毙大量的腐败分子,情况就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他回信道,“但是新生活的起点太高了而且并没有涉及低薪阶层。”他建议发动一个新的心理运动作为精神上对新生活运动的补偿。他鼓励政府进行经济重整运动。他针贬时弊,向中国媒体匿名投稿,这个精力充沛的澳大利亚人很快成了让中国难堪的“孩子”。
和美龄工作了数月后,他开始用一种玩笑的态度写他在中国生活的自传,这被他称为是“混乱而且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美龄抱着一大堆信件出现在他的面前并说“对我来说这信太多了”时,他决定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快他就给她和大元帅不断提建议,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开始称呼蒋介石“委员长”,称呼宋美龄“委员长夫人”。他们三个变得密不可分,端纳甚至住在他们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他躲避几乎所有的造访者,不要任何官方头衔,但他通过美龄对南京政府和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美龄在公共场合发言都要参考端纳的意见。端纳是她为数不多的能够完全信任的人之一,她把他当做自己的西方智囊,也把他当成是蒋介石发火时的“避难所”。他是唯一一个敢当着大元帅的面说出事实的人,并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不像蒋介石对基督教那么虔诚,仍然保留了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事物的愤世嫉俗,只有美龄除外,因为美龄在他的眼中是不会犯错的。作为一个顾问和宣传员,端纳也是中国法规的嘲笑者,他还为此给美龄作了一首打油诗,诗名为“爱国者的独白”或“伟大上帝的脸”:
他们说中国正处于萧条时期
债权人一直在给我们施压
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
还要服从国外的企业
疲惫!疲惫!我说,这是不光彩的
所以我反对他,这样才不会太丢人
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我的朋友有权利
我常展示他们丰富的才能
使他们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工作是我常逃避掉的事情
改革和我们的种族无关
所以我要抓住机会并使我不会太丢人
上帝即使再聪明也有犯错的时候
不要像工具一样欢呼雀跃
邪恶的人投身于犯罪
一些生命生活在软泥中
使我困惑的是他神采飞扬
那些愚蠢而虚荣的人啊
美龄很喜欢端纳直率的观点和言行,但是蒋介石很多中国朋友却不喜欢他。他们感到了威胁,也很嫉妒端纳离权力越来越近,其实端纳的现实影响力是有限的。端纳和美龄亲近被那些批判她的人看做是她喜欢西式社交方式却疏远自己朋友的证据。
如果蒋介石仍然想借助外国的援助把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中拯救出来,那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日本在自己加入国际联盟后变得日益大胆,中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么为保卫自己英勇奋战,要么被他们贪婪的邻居一片片吞噬掉。“看到中国被日本和其他强权控制着,我很难过。但是如果她缺少保护自己的能力,那么就不要期望别的国家会保护她。”1936年,华尔街的金融师托马斯给约翰逊大使总结了美国的态度后写信说,“当然美国并没有打算尝试去击败亚洲的日本来为自己制造麻烦。”许多西方的评论家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控制中国,以达到为本国服务的目的,位于亚洲的日本无疑很适合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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