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下篇 - 第3章第二部分 -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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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新生活下篇

　　和引进基督教的教义一样，这场运动也旨在带来儒家价值观念的复兴。古老儒家的“五常”中的两种——礼（得体的行为）和义（正义）——被重新启用。再加上廉（廉正）和耻（荣誉）创造出了新生活的“四德”。有趣的是，爱（仁）这个儒家和基督教传统的核心却被遗漏了。
　　
　　像道德重整运动一样，新生活运动把政府官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富裕的阶层作为目标，而且坚信中国的顽疾将会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模范事例的影响而渐渐得到缓解。这种下滴效应在儒家学说里也有体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据官方称宋美龄领导了新生活运动中的女性部分，但是事实上她是新生活运动的推动者，而且这很可能是她的杰作，尽管她始终如一地相信她的丈夫。她的构想反映了她和蒋介石相似的见解，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运动中。她和蒋介石飞遍全国，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她策划了整个活动的宣传方案，并亲自译成英文；她在美国出版社发表文章并经常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以颂扬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及成就。
　　
　　两年里，宋美龄差不多主导了整个运动。运动扩展到整个中国，并涉及到教育和战争领域。有4000个全职女性和20万个“志愿者”为她工作。她频繁到全国各地查看当地的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并指导工作。“当我看到我国的乡村普遍处于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时，我有时会感到绝望。”美龄在一个农村地区访问时说，“但是，我们一定不能绝望，我们要为此做出更多的努力。”“无论如何，中国的重建时期正在到来！”她这样对一个传教士群体说。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多么有预见性，尽管这种重建不是通过她所设想的方式实现的。
　　
　　美龄在一次广播中告诉美国人，这场运动的主旨是“自我救赎”。这在国家层面上来说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而是要本国人采用现代化的方法领导和管理国家。 “我不需要外在政治上的帮助，只要我们沿用先人的经验和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技术方式。”美龄对外国人宣称这次新生活运动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如同口渴的人对水的渴望。”同时这场运动也“如同野火一样”蔓延到了整个国家。新生活运动的文献中慎重删除了公开引用的基督教参考文献，但是美龄也承认“十字架”所代表的基督教是此次运动的背景。新生活运动非常符合基督教的寓意，因为它提到了基督的复活。“自我救赎”的概念很明显就是以基督教国家通过改变个体来改变世界的理念为模型的。
　　
　　在设想上它是极为完美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新生活运动却是可笑的。为了寻求去除中国社会弊病的方法，运动一开始就制定很多制度。其中许多的限制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蓝色法律相似。赌博、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吸食鸦片、跳舞、歌舞表演、喝酒和高等舞姬等都是被禁止的，在公共场合表示爱意也是被禁止的，粗蛮不雅的举止、行贿敲诈和贪污同样也必须被禁止。在送葬的队伍中跳美国人特别喜欢的爵士舞也是被禁止的，也不允许男孩带着歪斜的没有顶的帽子走在街上。化妆品、时髦的烫发、露膝的短裙等西方的服饰在某段时间也是被禁止的，他们强行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如女性要穿具有中国特色的衣服。宋美龄也被禁止在公共场所抽含薄荷醇的香烟。

　　
　　虽然新生活运动的很多创新很滑稽，但也有一些很有道理的规则。为了摒除婚礼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的陋习，也或许是对自己奢华的婚礼有所悔悟，宋美龄出人意料地引入了集体婚礼。人们对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虽然颇有微词，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公众的现代公共卫生观念极为欠缺，新生活运动让公众开始了解基本的卫生知识。新生活运动发布声明说蔬菜在吃前应该先清洗，每个人每天应洗三次手，每周要洗一次澡。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安装现代化的下水道和供水的管道设备系统。一些主要城市举行了“清洁周”活动，卫生队在重要的街道上巡查，市民拿着扫帚清扫街道和排水沟。传教士和新生活工作人员来到乡村，传授生育和婴儿护理的知识。在宋美龄的指导下，“家庭妇女联盟”成立了，女性被组织在一起接受卫生知识和公民责任的培训。各个学校都张贴着衣着整洁的孩子在做操、洗澡和刷牙的各种海报。
　　
　　有时强制措施有点儿极端，那些没有遵守新生活规则的人会受到道德巡逻队的棒打。1932年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准军事组织，也就是著名的“蓝衣社”，成员都是从军队里精挑细选的，他们誓死效忠蒋介石。“蓝衣社”成员在穿着上效仿希特勒的灰衫军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军。这个法西斯团队与警察和童子军一起充当新生活运动规则的执行者。当宋美龄了解到有些新生活运动的执行者“愚昧，狂热，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时，她坚持说服政府不要宽恕他们的行为。

　　
　　一个“新生活运动”的拥护者认为当时中国人民是“高兴和充满希望的”，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理想”。可是其他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不这样认为，蒋介石对此持更加谨慎的看法。“用强硬手段消除社会背景的影响和用和风细雨来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的素质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说。显然这句话参考了孔子的 “微风论”。事实上，这个运动经过短暂的美好开端后马上便使公众感到“厌烦而不是激励”。它诚挚地、不厌其烦地强调那些肤浅论点的做法成了遭人鄙视的笑柄。一个美国教授在一个中国大学发表演说时，惊讶地发现当自己严肃地谈到此次新生活运动的意义时，学生们居然哄堂大笑。尽管政府严令禁止，新生活运动代表人士也公开承诺除掉鸦片的来源，但吸食鸦片的人仍然无处不在——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实际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经济困难，面对这种状况他们只好持所谓的 “现实主义观点”，他们觉得从鸦片贸易中征税比让敌方政府从中牟利更可取。
　　
　　很多人不赞成“中国人需要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改变而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观点。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对新生活运动非常不屑，她认为这是一项“迂腐”而且“无法给人民带来任何实际改变”的运动。她对这次运动提出的儒学新体系忍无可忍，认为这种儒学思想是封建而且专制的，儒学主义代表了“独裁者、专制、痛苦”并与革命概念是对立的。“我们必须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净化，并将之从束缚我们文化发展的繁杂如蜘蛛网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她写道。她只能以国父遗孀的身份来指责蒋介石违背了她丈夫的三民主义原则。“革命的目标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她批评道，“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称之为革命。”

　　
　　这场运动被知识分子嘲弄并被主张改革的人贴上了“浅薄和感情用事”的标签，它没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经济困境。批评家们指出，这场运动“无疑是乏味的”。起初，宋美龄回应道：“很多人反对新生活运动，他们认为对那些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来说，讨论和寻求精神的提升是没有用的。而我们认为，如果从高官到拉黄包车的苦力，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实践新生活运动的精神，那么贫穷就会远离我们。”对于那些指责新生活运动的执行者如同“童子军集团”的人，她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十年树木，百年育人”。一些批评家还将此次运动与意大利的“新生命”活动相比较，认为这项活动以禁锢人的精神为目的，甚至称其是邪恶的。
　　
　　宋美龄相信“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她自豪地预测25年后，新生活运动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她告诉朋友奥斯勒（奥斯勒是一位美国自由杂志的编辑，也是牛津团契的成员）：“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终将消除疾病、愚昧以及所有在中国道路上出现的拦路虎。我们会让中国四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中国正在前进。”那时候看来，这些话是多么的浮夸和自傲。实际上，新生活运动带来的真正的持续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即便是贵族也很难远离赌博、鸦片、堕落、贫穷、乞讨、抢劫、道德败坏这些存在了几千年的陋习。事实证明，这场运动缺乏群众基础，并且又不能靠武力来维持。由于自相矛盾，这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悲剧的是，这次运动还使南京政府与普通民众越来越疏远，使许多饱受痛苦的爱国者最终起来反抗新生活运动。
　　
　　然而，这次运动使美龄获得了政治权力，她还获得了将军的头衔。新生活运动让宋美龄彻底地进入了中国政坛。在这次运动中她锻炼了自己的演讲技巧，并且使自己成长为有权力的公众人物，而不仅仅是活在她丈夫的影子里。如果1937年7月没有和日本爆发战争，这场运动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因为战争爆发后政府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转移到对日作战中。但是新生活运动的本质问题在于其目的是为政府服务，而不是基层民众的运动，公民责任、道德、卫生等这些美德是不可能仅仅因为官方的命令就可以培养起来的。
　　
　　尽管已倾尽全力，国民党还是不能与共产党在群众基础上相比拼，而这点正是国民党所担心的。克服重重障碍，大总统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政府在构建现代政府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也成了这对夫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婚姻生活中炫耀的资本。在国民党内部，悲观主义也直接影响了新生活运动。美国驻中国大使约翰逊讽刺道：“我们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诚意去实施新生活运动。”
　　
　　在新生活运动中政府总是强调公民的责任，却很少关注公民的权利。政府不被信任，甚至被人厌恶，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被他们对基督的虔诚所感化，大部分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被逮捕并被看做是政府的敌人。中国人当时选择蒋介石政府，不是因为他们爱国而是他们没有想到其他更好的选择。
　　
　　南京政府的批判者不仅仅局限于非政府人员。多年来，宋庆龄一直在直言不讳地批评南京政府。宋美龄的大哥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非常能干，从1927年起就在蒋介石政府担任财政部长。宋子文非常渴望发展中国的经济，也正是他使中国财政和银行体系实现现代化，他被商人和金融家称为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然而，宋子文对国内的贪污腐化之风非常反感。同时长期的国外留学生活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个人习惯：他喜好西餐；他的演讲稿或论文完全由工作人员写好；虽然学过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但他却更喜欢用英语表述，认为只有用西方国家的方式才能将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压迫中挽救出来。
　　
　　1931年，宋美龄成为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旨在与国际组织合作，提高农作物质量、农业基础设施及水资源的储备。但是只有 45%的国家预算用来支撑农业发展，这些预算只能用来保护很少的资源。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恶化。这是因为宋子文支持年轻的将领张学良，而张学良就是被撤职的东北军事首领，他曾恳求蒋介石与日本作战的做法激怒了蒋介石。
　　
　　到1933年，宋子文的不屑和蒋介石的妒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在1933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终于将宋子文撤职，并让孔祥熙取代他的位置。当时宋美龄请华盛顿作担保，从重建金融公司贷款5000万美元。她想利用这些钱来发展经济，但蒋介石却想用这些钱来武装他的军队去和共产党作战。宋美龄认为和共产党作战的最好方式是发展经济，而蒋介石却不能忍受军队出现军费短缺的现象。随后，美龄飞往上海接受宋子文的辞职报告并把它带给蒋介石。一个英国的政治顾问把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看做一种不幸，指责宋美龄违背了这个集团。1934年9月12日，怀特在他日记中写道：“她没完成她最重要的任务，没能维持她丈夫和哥哥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对宋子文的野心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1934年9月，在被蒋介石撤职后不久，宋子文就对他的朋友怀特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失败的决定将变成“蒋介石棺材上的钉子”。
　　
　　怀特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无视经济、农业等问题非常不满。当怀特告诉蒋介石需要在重视军队的同时也应该适当发展经济时，宋美龄对蒋介石嗤之以鼻并且嘲笑他，但蒋介石无动于衷。1934年9月，蒋介石自信地告诉怀特：“共产主义的威胁将在今年结束。”
　　
　　怀特说孔祥熙是个和蔼的“老好人”，他从未给蒋介石制造过麻烦，如果蒋介石让他提供军费，他总会找到办法完成任务。1934年下半年，宋美龄向约翰逊部长说，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财政部长，他已经实现了中国贸易的顺差。这个情况即便属实，也有宋子文前几年工作的功劳。宋美龄对孔祥熙说平衡预算是不必要的，中国经济需要的仅仅是平衡贸易。
　　
　　即便不考虑贸易顺差的可疑性，孔祥熙在财政部的日子也快到头了。1934年5月，约翰逊报告说南京和上海建立了反孔阵营，并宣称通过孔祥熙的妻子得知他在政府的采购中收取回扣。不管这些肮脏的事情是真是假，可以确认的是在孔祥熙的领导下，宋子文努力建立的官方准则被削弱。最终事实证明蒋介石政府正是因此而声名狼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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