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上篇 - 第3章第二部分 -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

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 > 第 3 章第二部分

第9节新生活上篇

　　精致的外表是美丽的内心和高尚的精神的体现，在西方人看来这一观点是很荒谬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就很自然。我们哪个人会衣着不整地出现在祖先的灵堂？如果我们衣着随便，则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也是对生活的一种亵渎。
　　
　　——宋美龄
　　
　　经过几年短暂的掌权后，国民党政权发现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人民将日益增长的不满直指领导层。1931年7月23日，宋美龄就差点遭到高呼“打倒宋氏政权”的不满现实者的刺杀。国民党政权曾经一度因占领南京而膨胀的自信也逐渐暗淡。
　　
　　尽管国民党可以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取得国家统一，但蒋介石和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仅依靠爱国主义而非更强大的东西，革命运动终将失败。由于缺少感召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几乎不能作为统治哲学。孙中山的理论是含糊而矛盾的，没有照顾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共产主义却刚好弥补了这种缺陷。
　　
　　宋美龄的野心、直率及很高的曝光率使她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政府不力的替罪羊和人们批判的对象，虽然很多批评都是毫无根据的。在中国，女性掌权往往会引起大家的不信任和恐惧感，宋美龄也不例外。人们把她比作杨贵妃。杨贵妃悲剧的爱情故事是诗人们最钟爱的题材，传说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唐玄宗被她的美貌迷惑以至于违悖常伦，纳她为妃。此后，唐玄宗宠爱杨贵妃，疏于朝政。杨贵妃收养安禄山作她的干儿子，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唐玄宗仓皇出逃。在逃亡的路上，恼怒的皇家禁卫军逼迫唐玄宗处死杨贵妃和她哥哥。后来，唐玄宗也被迫放弃了皇位。

　　
　　宋美龄不是一个很宽容的人，人们常把她比作以自私著称的慈禧。1928年蒋介石的军队洗劫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坟墓。帝王的坟墓里通常会陪葬许多珍贵的珠宝，这些财富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蒋介石家人的手里。据说蒋夫人也曾用慈禧的珍珠装饰鞋子，虽然这种说法有待考证，但这也反映了人民对她的极度厌烦。一家报纸的评论也提到，北京的民众常常议论宋美龄，说如果她不在长江下游，中国人民就会少受一点儿苦。沮丧的民众抱怨说没有人能看见蒋介石单独出现，因为那个女人总会陪他一起出席各种会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经常因蒋介石的错误决定而受到公众的指责。也有人恶毒地将宋氏家族称作“皇室”或“宋氏王朝”。
　　
　　一直以来，蒋介石受到的批评很大一部分来自宋庆龄。早在1929年，孙中山的陵墓从北京迁至南京时，宋氏家族就派遣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到柏林去说服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迁陵仪式，紧接着国民党又重新选举宋庆龄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宋庆龄对蒋介石再次试图借助她的声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她表示自己非常不情愿回来参加这个仪式。在她登上返回祖国的轮渡之前，她就发表声明称自己不会和南京政府有任何关系。宋子文反对庆龄这样做，庆龄义正言辞地对宋子文说：“宋氏家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中国是宋氏家族的一部分。”

　　
　　日军侵占东北，国民政权却不作为，致使人民饱受痛苦。1932年，国民政府军誓死保卫上海，长期英勇抵抗日本的围攻最终却遭受失败。“毫无疑问，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领导国家革命的政党。”宋庆龄宣称新的政权将会对抗蒋介石政府。1932年，蒋介石自己也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这个时期国民党的衰落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也变得极其明显。政府官员经常在周末飞到上海并且在南京建立富丽堂皇的家。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水不是很高，很显然他们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封建王朝的规则虽然已经消失，但是升官发财，利用官位来提高自我价值的思想在南京政府官员身上仍然根深蒂固。蒋介石的专制武断使他认为，与其制定反腐败机制还不如直接罢免腐败官员。
　　
　　1933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意识到应该做些事情重新激活革命。1911年儒学思想体系崩溃后，中国一直在探索新的思想体系来代替它。蒋介石认为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美英的教堂和市民组织，即德国和日本执政党所谓的“整合力”，他称之为“基督教服务精神”。他和妻子放眼世界寻找灵感，他们看到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新生命、罗斯福新政、甚至他们的敌人苏维埃政权和它的五年计划。正是这些充满活力、激情和希望的思想鼓舞着这些国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消极影响作斗争。
　　
　　然而要治愈病入膏肓的中国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总统夫妇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激励，正如他们预想的，国民道德的重塑需要通过彻底去掉国民的不良习惯，改造他们不健康的身心，并要在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同时实施。他们坚信，这样的运动将会给中国带来道德上的复兴并且使国民担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很显然，仅靠财富的积累不能让中国成为伟大的民族。”1935年宋美龄在美国杂志社论坛上写道，“中国必须要解放精神、因为精神的价值足以超越物质的丰裕。”
　　
　　宋美龄和蒋介石计划在1934年2月实施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是中西方意识形态的结合，它糅合了新儒学的教规、基督教义、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主义、日本武士道精神、德国纳粹观念和新英格兰清教主义。这个建立在保守基础上的革新运动具有内在的讽刺和矛盾性。蒋介石在就职演讲时将中国不能取得和其他民族一样平等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知识的贫乏和素质的低下，他称中国人民“污秽不堪”、“懒惰”、“享乐主义”意识严重。他认为中国人民过着和动物差不多的残暴、缺乏理性的生活。在实施过程中，新生活运动在童子军运动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将道德准则、公民意识和环保意识等这些看似使20世纪西方和日本强大起来的动因强加在相当于活在中世纪的迷信无知的国人身上，这明显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但新生活运动确实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者在江西省所得到的广泛支持而进行的。宋美龄默认了这一点。她声称：“我们计划向人民提供共产党所承诺但没有做到的东西。”19世纪20年代末，共产党在南京政府的镇压下被驱赶到中心城市之外。他们在江西省乡村地区重新成立组织，并于1931年在那里建立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历经五次“围剿”运动之后，蒋介石最终迫使9万余名共产党人离开江西，迫使他们通过万里长征的壮举到达陕西省西北部。尽管在一年之后红军完成此壮举成功会师时数量减至7000人，但经历此次苦难后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这让蒋介石十分苦恼和气馁。
　　
　　蒋介石邀请传教士来全面规划江西农村的重建。美国外交使团理事会让出生在新西兰、毕业于哈佛、并且拥有长期中国农村生活经验的牧恩波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首席顾问。1936年3月，蒋介石要求牧恩波接受职位时，牧恩波有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但是当他与国民政府领导人一起参加宗教服务时，看见他们带着对宗教的渴望而欢快地唱着宏伟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圣歌时，所有的疑虑都消除了。“鲍罗廷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会做什么呢？”牧恩波自语道。环球旅行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分子和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成员舍伍德•艾迪把新生活运动称作“全世界最伟大的福音”。南京政府雇用了许多外国顾问，而牧恩波是第一个在政府里被授予行政权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另一位长期在中国的传教士——后来成了牧恩波的继任者。

　　
　　新生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被称为牛津团契的福音运动。牛津团契由一位有争议同时具有感召力的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分子和传教士法兰克•卜克曼（FrankBuchman）在英国成立，早期的成员都是从牛津大学的优秀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牛津团契吸引了遍布世界的拥护者。后来它又被称为道德整风运动，虽然卜克曼于1936年公开称赞希特勒之后该团体的跟随者有所减少，但这一组织却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无宗派精神运动——正在中国进行的新生活运动。一些牛津团契成员在阿克伦偶然发现了用牛津团契信条来改变据称不可救药的酒鬼的办法并获得了成功，不久之后他们建立了嗜酒者互戒协会。
　　
　　牛津团契在中国也有追随者。1916年邦特曼访问中国的时候见到了许多杰出的中国人士，其中包括孙中山。大多数人认为宋美龄也是牛津团契的追随者，她对此持否定态度。尽管在1937面试自由杂志时她承认对这个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并且说出了它的一些亮点，但她回避公开忏悔的实践活动，更不愿意提及预示着系她翻译成中文的牛津团契文学，这表明她与牛津团契有密切的关系。从1904至1938年，她和蒋介石经常从有影响力的神圣的汉库主教那里获取建议，而汉库主教与牛津团契有着深厚的渊源。蒋介石的儿子也经常从汉库主教那里寻求真理。宋美龄和蒋介石多年来都对罗茨很友好，并且以他为精神向导。在罗茨的鼓励下，这对夫妻开始尝试牛津团契的训练——清早静坐和冥想。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将他的心得全部记录在基督记录本上。
　　
　　1933年夏天，蒋介石和宋美龄急召罗茨主教来到他们在江西省省会南昌的临时居住地。此时，蒋介石正在这里与他的共产主义对手进行军事斗争。主教和他们进行了真诚的谈话并和他们一起祈祷。此后不久，蒋介石在江西南部买了大片收复的领土，目的是为了重建教会和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打算使江西成为一个模范省，它的成功将会在全国掀起仿效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