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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统帅夫人下篇

  
  宋美龄经常作为副官,在战役中陪伴在蒋介石左右。她说:“我的位置在前线。”结婚以前,她为数不多的几次短途旅行也仅限于几个通商口岸城市。她对居住 在广阔的中国腹地的四亿农民中的大多数没有丝毫的了解。她说她从来没有在一个纯中式的环境中生活过,从没面对过如此众多的物质上的不适。她用美丽的窗帘、 花瓶来美化她和蒋介石待过的茅草屋、火车站或者帐篷等地方,来缓解这种不适。她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无论要放弃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我们都无怨无悔,因为我 们拥有彼此和我们的事业。”
  
  艰苦的前线并没能阻止她在旅途中带着60名精壮的随从,包括她的美国医生、一名秘书、男女仆人和警卫。她旅行时乘坐的交通工具有飞机、汽车、火车、人 力车、轿子和小船,偶尔还会步行。在做好她丈夫的翻译的同时,她指挥士兵们赈灾并组织地方妇女慰问伤员。她和这些妇女交谈,询问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困难。她 从前线给上海和美国的报纸发送新闻稿件,因为美国朋友们的宣传会给自己和蒋介石带来很大的帮助,她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给美国朋友们写了许多长篇信件, 由他们时常寄给报社,刊登在报纸上。
  
  在一封信上,她详细描述了在“共军”区域遭遇的一次危险。在夜深人静时,她听到了枪声。她穿上衣服,抓紧左轮手枪。“我脑子里只有两件事,第一,写有 我军行军路线和方位的机要文件决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第二,若我发现自己即将被俘,我将开枪自杀,因为死要死得干净,死得体面,死得其所。”后来得知这只 是国民党的不同部队之间由于误会引起的军事冲突。宋美龄似乎并不将死亡挂在心上,因为她的丈夫对她说过:“因为我们是为国家而战,上帝会保佑我们的。如果 真的要我们死,还有什么比死在这样的行动中更光荣的呢?”
  
  在她婚姻的最初几年,宋美龄似乎过得很幸福很满足。1934年除夕那天,恰逢蒋介石在福建督战。她和蒋介石到福建的山中散步,他们发现了一棵怒放的白 梅,并把这当做吉兆。这位统帅折了几支白梅回来,到营地之后作为礼物送给宋美龄。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想从中你们或许明白我为何愿意与他共度一生,他 具有军人的胆略,又有诗人的温柔呢。”尽管有危险和烦恼,但是她和她的丈夫在心里有着无法言表的安全和踏实的感觉,她写道:“我从未如此快乐幸福过,因为 我的生活并不是肤浅的,而是拥有了一些超越自我的东西。我为拥有任何妇女都该拥有的最美好的幸事多次感谢上帝:有一个投身于宏伟理想的机会,并且有一个与 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但是有一个她不愿意提及的巨大悲痛:自从她在1929年8月底流产过一次之后,孩子就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蒋介石尽量避免提起这个 话题,并且在他的日记里也少有提及。
  
  1929年北伐彻底结束之后,蒋介石宣布训政时期开始,即开始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过渡阶段。然而,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蒋介 石的手里。尽管蒋介石对竞选活动大力宣传,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正在朝着民主迈进的国家,但是这一事实仍然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通过给美国友人的信件、随笔和 文章,宋美龄在努力塑造一个仁慈的、深谋远虑的、西方化的并且正努力带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的政府形象。


  
  事实上,这个政府几乎要被当时国家的各种难题压垮。在1927年南京政府宣布成立时,中国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现代国家架构,全国性的行政、法律、审 判、金融、货币和税收的系统都不存在,现有的体系都是拼凑而成的。税收大权掌握在地方当局手里,南京政府只有有限的财政资源。管理这样一个有四亿贫困人口 并且公共基础设施极度不足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国内持续的军阀混战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此外,饥荒和自然灾害也很严重。1931年 夏天,长江流域一场巨大的洪水夺去了370万人的生命,使1400万难民流离失所,疾病和饥荒也接踵而至。
  
  尽管国民党于1930年杀害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但是蒋介石的“围剿”行动并没能够成功地消灭共产党。1934年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的 “围剿”下离开了中国的南方和中原地区,从此红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从西北一直到后来的根据地延安。中国东部的城市中心区里已经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 化,但是南京政府却没能成功地将这一些变化推广到农村,造成了隐伏的危机。南京政府有限的资源和腐败的官僚制度使得它在提高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并没有 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更令人惊讶的是南京政府还在努力构建现代国家体系,而完全不顾这一行为有多么荒诞。宋美龄和蒋介石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挑战,她在给一 位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是我和我的丈夫认识到这是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国家向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过渡时不得不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的确会感 到绝望。”

  
  一些中国评论家指责这个政府“欧亚”特性的悲哀,指出政府中有众多的外国顾问和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当权。高涨的爱国情绪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反外国情 绪。知识分子们在1919年五四运动和向西方寻求启蒙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他们在吸取西方的观念和价值的同时拒绝西方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许多人有自由主义 倾向或者左翼倾向,他们充满了幻灭感,渴望一个强大、现代的中国。南京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实施中央集权制,限制知识分子的自由。在内战期间,任 何形式的异议,特别是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异议都被严重压制,同时随着时不时地搜捕、开除和逮捕,一种恐怖统治出现在一些大学的校园里。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是主 要的打击对象,并且经常不需要任何证据。在一次事件中,六个年轻的 被迫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被活埋。宋庆龄的朋友也在该事件中被杀,她说:“这就是我们 信奉基督教的统帅,他活埋了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
  
  1930年,在年轻的少帅张学良的帮助下,蒋介石击败了两个挑衅的北方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1931年5月,汪精卫和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等在广州建 立了一个短命的独立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当时,国内的情况是共产党、各路军阀以及国民政府的派系之争对国民政府形成围困之势;国外,日本则对 中国虎视眈眈。经过数年的试探性袭击后,日本在1931年入侵满洲,开始实施它“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一步,也是对19世纪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天命”的日式 回应。日本渴望成为世界强国,并把中国作为本国发展工业所需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广阔来源。尽管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在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名义上的统 一,但是日本仍认为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地域上的名称”,而不是一个国家。
  
  东京入侵计划里的第一步就是吞并东北三省,即整个满洲。东北或者东北部是中国人对这个地区的叫法,这是是一片广袤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总 和,有着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这里盛产大豆、小麦、高粱和稻米,聚集了中国的大部分重工业。宋美龄与东北三省的统治者张学良,即人们所熟知的少帅是老朋 友。张学良与蒋介石很不一样。蒋介石性格拘谨,不善社交,不懂外语,而张学良英俊幽默,讲一口相当好的英语。蒋介石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在个人兴趣爱 好方面实行禁欲,而张学良却喜欢网球、高尔夫、赌博、喝酒和女人,还是一个大烟鬼。在他30岁统治东北三省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败家的花花公子。 没有人相信,至少所有的日本人都不相信他能像土匪出身的军阀父亲一样强势,而他的父亲张作霖已在1928年4月被日本人暗杀了。张作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角 色,号称“喝虎血”,拥有一个由白种女人和黄种女人组成的庞大后宫。
  
  张学良展示出了人们料想不到的魄力。他对日本人的警告毫不理睬,并宣誓效忠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他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东北军,这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当时 中国军阀中的第二大统帅。1930年,张学良由于扩张势力范围,与蒋介石一唱一和,前后夹击,把与自己敌对的军阀势力逼入困境,这些举动再次惹怒了日本 人。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军向驻守在少帅大本营奉天的中国军队开火。在此危急时刻,张学良正因为严重的伤寒在北京的医院里治病。南京国 民政府对日本军队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很快落入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叫做“伪满洲国”,并且任命清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年 满二十五岁的溥仪担任名义上的统治者。南京政府将此事提交到国际联盟,希望对方出来干预,但是国际联盟对此毫无反应。这件事情对中国和因丢掉家园而备受打 击的张学良都是一种耻辱。


  
  震惊之余,宋美龄通过外交渠道向西方国家报道了这次事件,但是西方国家的代表却告诉她他们的国家不是“国际警察”。东北落入日本人手里激起了中国人民 的愤怒,中国很快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南京政府面临着驱逐侵略者的巨大压力,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在可能全面爆发的对抗中他的军队装备落后,无力应对日 本先进的军事武装。
  
  如果中国现在与日本开战,蒋介石推断中国将以失败告终。蒋介石认为唯一能够幸免于难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久地拖延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宋美龄不久便发出声 明:“共产党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鼓动和利用我们单纯、充满热情的青年学生,煽动他们与日本军阀立即进入敌对状态。”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入侵,蒋介石采取虚 以委蛇,只弯不折的“竹”的战略已经明显不受欢迎,全国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感觉十分强烈。
  
  此时,宋美龄已经从一个害羞的新娘变成了蒋介石有力的政治伙伴。美国驻南京政府大使克劳伦斯•高思写道:“她坐在这位统帅身边,告诉他做什么,然后他 就照做。”“她发表声明,他们就照着做,她有巨大的影响力。”许多心怀敬畏的新闻记者在采访她时都会为她的能力和效率感到吃惊。韦尔斯利女校友杂志曾经引 以为豪地报道:“天朝少女被束缚的小脚时代将永远被韦尔斯利培养出的可以大踏步的大脚时代所取代。”
  
  宋美龄不只是丈夫的政治顾问和助手,她还是他的精神顾问。在他们婚前,蒋介石答应宋美龄的母亲学习圣经,他认真地做到了这点。美龄用她在韦尔斯利的圣 经历史课上的笔记指导他,但他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才决定皈依(基督)。一次,他的军队遇到了军阀冯玉祥军队的挑衅,蒋介石发现他被包围了。在困境和绝望之 中,他进入一间小型的乡村教堂开始向上帝祈祷求援,并发誓如果自己被营救,从此便皈依基督。也许是他的祷告发生了作用,一场暴风雪减慢了敌人进攻的速度, 为蒋介石等待从南京来的援军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尽管损失惨重,蒋介石却显露出胜利的喜悦。他要求实施洗礼,他说:“我感到需要一个保护神,例如像耶稣基督 那样的。”1930年10月23日,在宋美龄母亲的家里,受人尊敬的景林堂牧师江长川为蒋介石举行了洗礼仪式。
  
  美国对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这是中国被基督所征服的一个信号,然而许多观察家则对此持怀疑态度。有人讽刺蒋介石说:“他疯狂的行为里 还包含着美国的教义和礼拜形式。”纽约先驱论坛报,当时美国的主导日报,指出蒋介石是一个“为物质利益而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为了食物而非精神动力皈 依的人——一个希望通过皈依在他与共产党和其他敌人的斗争中获取美国帮助和支持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的北伐得到了隶属于基督教的教堂、医院和学 校的帮助,因而受到了舆论的公开谴责,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表。


  
  由于审查制度,中国的报纸并没有报道这次洗礼,但是英文和其他语言的报纸却纷纷报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中国,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接踵而来的便 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他此举的动机的种种言辞激烈的猜测。基督教徒喜滋滋地将他的皈依与罗马君主康斯坦丁相提并论,其他人则嘲笑这是一个政治手段。在这件事 情上,南京的官员们表面上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但是在私下却发泄着愤慨。反基督和反宗教宣传空前盛行,所有传教区的学校必须把目前必修的宗教课程变成选修 课,或者干脆将它们从课程中全部去掉。所以尽管基督教在中国传道数百年,却并不普遍,在中国的四亿人口中只有不到五十万的教徒。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 皈依要么是太过鲁莽,要么是太过勇敢,但是不论哪种情况,他得到的都不可能只是一点点公众的谴责。皈依基督教激发了蒋介石为数不多的热情,他并没有改变政 治信仰,但是在他今后的生命里,他会从圣经和耶稣基督的身上寻求启发,做出判断,并且支撑他完成自己认定的拯救中国和复兴中国的人生使命。
  
  蒋介石对于宗教的深厚感情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对基督教的诠释却又让人费解。庆龄讥讽过他许多次,她说:“如果他真的是基督徒,那么我就不是。”他 把自己当做救世主,给自己烙上神的烙印,他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基督。他将带领他的国家走出外国的压迫和国力的虚弱,并用各种方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蒋介石 发表声明道:“如果很久都没有完成拯救国家的任务,我将对那些贫困、受苦受难的民众负有责任。”美龄欣然接受了他骄傲地声称自己是神的使节,作为他的基督 伴侣,美龄看到了自己的作用。

  
  尽管她声称丈夫是比自己更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美龄自己也变得更加宗教化,特别是当她的母亲在蒋介石接受洗礼后不久患上重病时,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即 将失去母亲的可能性令她感到恐惧,因为她总感觉无论发生什么,她都能够靠母亲为她祈祷而化险为夷。她将不得不学会为自己祈祷,就像她母亲长久以来坚持要她 必须做的那样。一天,她的母亲因病卧床,他们在谈论日本对中国隐现的威胁。美龄突然哭起来:“妈妈,你在祈祷方面这么有力量,你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用一场 地震毁灭日本?这样日本就再也不能伤害中国了。”宋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不要让我向上帝祷告做任何卑鄙的事,即使是你,一个普通人。上帝说,复仇 在于我。它显然不是在于你。”她的话对美龄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这次以后,美龄有了第一次她所谓的超自然经历。一天晚上,她住在上海疗养院她母亲隔壁的房间,蒋介石住在她的隔壁。美龄梦到一个长相凶狠的奇怪男人出 现在她的房门外,双手各拿一把左轮手枪。她在梦中大声尖叫,以至把她的丈夫吵醒。第二天夜里他们住在位于法租界的官邸,她梦到她和她的母亲一起站在房子的 后面,用面粉在草坪上洒成一个圈。圈中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幻影,它看起来像观音但面目狰狞。它说:“我知道一切,也会告诉你一切。告诉我你想知道什 么。”这时美龄的母亲向她投来一瞥警告的目光,然后美龄回答说:“在我问你问题之前,先告诉我你是上帝还是魔鬼?”这个幽灵尖叫着消失了,然后美龄尖叫着 醒来。蒋介石也被噩梦困扰,便拍手叫来了他的侍卫。奇怪的是,出现了两个侍卫,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并没有多想。美龄想起他们曾经收到过一个翡翠佛像作为结婚 礼物,并且还差点被她母亲用锤子砸掉。由于被这些噩梦困扰,他们从阁楼找到了这尊佛像,砸碎后把它扔掉了。

  
  第三夜,美龄梦到两个男人蹑手蹑脚地朝她的卧室走来,她再次尖叫着醒来,却看见她丈夫的床是空的。她发现蒋介石正在外面与上海的警察官讲话,他们及时 赶到阻止了一个针对他们夫妻的暗杀阴谋。两个侍卫在前两天夜里都企图实施袭击,却被美龄的尖叫声吓住了,没敢动手。她证明了他们俩的生命是被“天意”所 救。
  
  宋母于1931年7月去世。《字林西报》称她为“国家的岳母”,因为她的两位女婿都是当时中国的领袖人物。庆龄从旅居的欧洲回国参加葬礼。美龄陷入绝 望的阴郁之中,她第一次感到不得不向母亲所信奉的天主求救。中国被饥荒、洪水、外国入侵和内部战争所困扰,这些已经令她感到沮丧不已,而她母亲的死又使 “我陷入了长期相当严重的意志消沉当中——精神绝望、阴郁、忧伤”。她被无助的感觉压倒了。“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杯水车薪。”甚至可以说,生命本身 就是徒劳无果的。“就算我们实现了国家富强、统一,那又怎么样?”她这样想,但从未对她的丈夫说起过。“就算拥有了所有的东西,那又能怎么样?”她焦虑的 背后是深深的忧郁,而这困扰着她的大部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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