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夫人上篇 - 第3章第二部分 -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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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统帅夫人上篇

　　我拥有任何妇女都应该拥有的最美好的幸事:有一个投身于伟大理想的机会，并且有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
　　
　　——宋美龄
　　
　　蜜月仅仅持续了一周。南京政府在绝望中恳请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北伐来统一全国。对此无人感到意外，至少所有的亲蒋派都不意外。因为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南京政府在派系斗争中陷入混乱。这并非蒋介石从公共事务中真正的隐退，而是以退为进。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在斗争中意识到虽然他们很讨厌蒋介石，但他是当时中国社会唯一能够将所有人团结起来的公众人物。在精心上演了一出勉为其难的戏码后，蒋介石复出了，并坚持一旦北伐的目标实现，他希望再次请辞。国民党领导层赋予了蒋介石比之前更大的权力作为回报。
　　
　　蒋介石通过与宋家联姻迅速巩固了从孙中山手中得到的革命成果。他的军队于1928年6月击败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北伐以胜利告终。之后，宋美龄与他一起来到北平参加对北伐军阵亡将士的授勋典礼。由于热衷于培植自己在外界的势力，1928年7月21日在这座古老的北方都城，这对夫妻出席了由这座城市的外国势力中的头面人物们举办的每周聚会。北平的人们对于在一个文明的茶会上招待这样一位冷血的军阀充满了兴奋和猜测，但是从外表来看，这位统帅令人感到失望。他的外表虚弱而守旧，举止过分客套和怯懦。他那美丽活泼、受过美式教育的新娘比他更为夺目和出色。他显然在恋爱中，一名客人写道：“他时不时地瞥向她，目光中满是骄傲和爱慕，间或偷偷地拉着她的手。”这是令国人震惊的大胆示爱。

　　
　　毫无经验的国民政府声称代表中国，但实际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只控制着中国不到十分之一的领土和五分之一多点儿的人口。蒋介石毫不畏惧地开始了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为一个统一、稳固、现代而不民主的国家奠定基础，同时试图扩大他的国民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地盘。然而，他的计划遇到了诸多困难。一开始，蒋介石的军队就不得不应付来自地方各派军阀的反复挑衅，以及在1927年被迫转为地下后在农村重新整编的共产党的压力。北伐之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耗资巨大的“剿匪”行动，企图铲除共产党。然而，对南京政府来说也许最关键的威胁来于它的内部。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后不久，这一切便随着1927年的大清洗和随后的恐怖统治显露无遗。国民党中的理想主义者、改革者和空想主义者的力量被削弱，只剩下自私和腐败的野心家们管理这个政府。
　　
　　这对新婚夫妇初次到达南京时，看到的是一片破旧萧索、凄凉简陋的混乱景象。从紫金山俯瞰南京，“南京当时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带有一条所谓宽路的小村庄。马路也是如此狭窄，以至于两辆汽车如果迎面开来，其中一辆不得不停在路边直到另一辆驶过去。”美龄写道，“所有的房屋都是那样简陋、阴冷，令人难以忍受，唯有教堂例外。”不久，蒋介石和他的新娘开始按照他们理想中的首府形象改造南京。道路被拓宽，并且聘请了一名美国建筑师来协助中国最好的建筑师们共同设计糅合了中西方元素的新政府大楼。西式的政府大楼在建期间，人们常看到这对夫妻手挽手在附近散步。除了他们在南京的官邸外，美龄的哥哥，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还送给这对新婚夫妇一座坐落在上海法租界的房子做嫁妆。蒋介石给这座欧式别墅命名为“爱庐”，意为爱巢。
　　
　　在南京的生活是艰苦的，许多官员的妻子都宁可选择留在上海，也不愿到资源匮乏的南京来。蒋介石坚持让宋美龄出席官方宴会，起初，她发现自己是这种场合绝无仅有的一位妇女。她说：“官员们也觉得我是一个妇女，后来我索性忘掉自己，一心一意帮助丈夫工作，他们也就不再把我看做一个妇女，而当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了。”
　　
　　蒋介石出了名的不善言辞，常依靠宋美龄搞活社交气氛，特别是和老外在一起的时候。他讲话的结束语常由“奥科、奥科”组成，意思是“是的，是的”。政府官员和外国外交官都会注意到当蒋夫人没有出席时，与蒋介石共进晚宴非常沉闷，并伴随着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
　　
　　婚后一段时间，宋美龄尽量躲避着公众的视线，只和她的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但是，没过多久，这种生活就让她就变得焦虑不安，她决定投身工作。她发起了一个为军队医院募捐1000张病床的基金募捐活动。接着，她又将目光转向了许多未婚的年轻军官，他们在工作之后缺少她所谓的“有益身心健康的交谊或者娱乐活动”。蒋介石以前黄埔军校的学生经常来拜访他们，她便仿照基督教青年会的形式创办了一个社交俱乐部，并起了一个朴素的名字叫“军官励志社”。她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招募了一位友人——黄仁霖过来负责军官励志社。“军官励志社”旨在灌输一种新的、有创造性的精神，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在中国军队中代表着一种高尚的道德标准。起初许多军官很抵制，黄仁霖也认为励志社是“一种新式的外国宣传机构，其目的是欺骗他们加入基督教”。最后，许多军官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但是它在道德方面对蒋介石的将士有多大影响就不清楚了。

　　
　　宋美龄的下一个工作就是为蒋介石那些阵亡将士的遗孤创办学校。她写道：“我认为这些孩子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将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革命的血液。”她对中国传统的弃婴堂感到震惊，称之是“黑暗、肮脏、疫病传播的洞穴”。教育士兵子女的想法在当时并不被尊重，教育普及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更是个崭新的概念。尽管部队军官多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但是新兵多来自贫苦家庭，他们入伍的原因多是为生活所迫，有的是被抓了壮丁。宋美龄试图将军人这一职业塑造成像西方国家那样体面的、受人尊重的职业，她感到政府要保持军队士气就必须要为那些死难的士兵遗孤提供帮助。然而，她的慈善具有很强的党派性，凡是为蒋介石的敌人——包括为共产党而战死的士兵的遗孤是不被接纳的。
　　
　　受早年美国教育经历的影响，宋美龄试图为这些遗孤们创建一所乌托邦式的中国学校，在这里学生们不仅要学习读写算，还要接受道德和生活价值观教育。尽管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救助全中国所有的穷苦孩子，但作为补偿，她在愚昧和贫穷的海洋中创建了一座完美的小岛。她在环境优美的紫金山脚下，临近中山陵墓和明代孝陵的地方挑选了上千英亩土地作为两个学校的校址，一个为男校，一个为女校。现代式样的新楼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这两所学校在建筑风格和教育形式上与一些好点的美国私立学校相似。这里有操场、游泳池、健身房、模型室和学生宿舍，学校的老师都是由宋美龄亲自挑选的。作为中国未来社会精英的培养基地，这两所学校享受特别的优待。
　　
　　孩子们进行体育运动——这在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是闻所未闻的。男学生们自己种植蔬菜和花卉以供应学校日常所需，多出的便卖掉。宋美龄从美国进口了十头奶牛，并开办了一个牛奶厂。女学生们学习缝纫、手工艺并卖掉她们的作品。学生们被灌输他们未来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和改革者的理念。他们叫宋美龄“妈妈”，每当宋美龄到学校视察时，孩子们都会陪伴在她左右。
　　
　　除了上述特点，这两所学校还有半军事性的一面。学生们被限制在校园里活动，甚至不许回家度假，以免与外界接触，从而染上社会上的不良习气。男女学生给老师敬军礼。在这里，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必须强调的。这两所学校是希特勒的青年军团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青年团的温和版，它的教育理念混合了中国、美国、基督和法西斯的思想——简言之，这是宋美龄自身经历的奇怪融合的产物。
　　
　　宋美龄的兴趣并不只局限在社会生活方面。从1929年到1932年，她被任命为南京政府议会的一员，是立法机构中三位女性之一。这个国家古老的法律系统需要更新，她又以一贯的果断作风钻研起法理学，以便今后应用。她尤其被乌尔比安的法是“神事和人事的知识，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这一定义所吸引。

　　
　　孙中山认为妇女应该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并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尽管她的丈夫不情愿，宋美龄自己也有些羞怯，但是她仍然公开为妇女权利讲话，并敦促议会制定民法保护已婚妇女。按照新法，一个丈夫如果纳妾将被判重婚罪。女儿与儿子一样具有继承权，但是姬妾的子女则无继承权。新法还设定了订婚和结婚的最小年龄，并且只能在双方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订婚才可以进行。然而，这部法律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宋美龄利用自己的地位推荐有能力的女性在立法机关、国民党内部和其他地方担任要职。她努力为取消中国那令人憎恨的治外法权而斗争，依据这部法律，所有居住在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的中国居民被迫遵守众多外国国家管理租界的法律制度。
　　
　　由于蒋介石会说的唯一外语是日语，而且很蹩脚，所以宋美龄逐渐成为她丈夫的首席参谋和翻译。她开始教他英语，减少他对她的依赖。一天，他尝试用英语与来中国的英国公使迈尔斯蓝浦生先生交谈。“吻我，蓝蒲生。”蒋介石说。他的意思是“早上好”，但是把两者弄混淆了。这件事让蒋介石非常懊恼，他从此再也不对外国人说英语，然而外国拜访者认为他听得懂大部分内容却假装不明白。
　　
　　宋美龄时常款待来访者，并且在会面时和丈夫并肩出席。时间一长，她便有了解决事情的信心，并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声誉。“向夫人谈谈此事”很快成为南京首府的流行语，因为她越来越多地肩负起了为统帅解决难题和联系外界的重担。在有外国人参加的会议上她是他的翻译，她还负责处理他大多数的外国信件。她给他阅读她最喜欢的美国杂志上的文章，借此来了解外交事务的最新情况。她成了他的灵感（嘴）、他的眼、他的耳朵，还时常是他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她是他最忠诚的拥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