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刊发给了美龄很大的鼓舞，她考虑去写一些关于改变上海“丑陋面貌”的文章。她这样写给米尔斯：“每天各地都有太多苦难在发生，有时当我看到那些 又脏又臭的贫民时，我觉得建立一个全新的伟大的中国是没有希望了，这只是我个人狭隘的观点。”美龄还考虑去慈善机构做事，“的确，我非常不喜欢那些难闻的 气味和杂乱不堪的场景，但我想如果希望这种脏乱的局面有所改善的话，那总要有人看到这一切。”美龄还发誓在回国第二年要努力了解上海整个社会的需要。“也 许有朝一日，上海市政委员会清醒过来，他们会意识到这里90%的人都是上海人，市政部门在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上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看上去美龄在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角色，但她本人却陷入一种失望之中。她说自己需要“让大脑充分休息一下”，她感觉自己身边围绕的都是“所有可能出现的 各种绝望的力量”。美龄还说自己供职的委员会“什么都不做”，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美龄这样提到：“他们只会做表面文章，人们见面讨论得更多的是衣服而不 是如何让城市更好。”美龄期望从事“那些艰苦的、真实的、生动的、可依赖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能让我身体极度疲劳，根本不需要在乎床是否舒适就能安然 入睡的工作”。伴随她这种不安静的情绪出现的是身上的麻疹，这可能是由于接触“有毒油漆”的缘故。这种病困扰了美龄很多年，开始时她身上出现类似于荨麻疹 的小疹子，随后身体会特别痒，通常这种病会持续几周时间。美龄认为自己生病是弟弟房间里的油漆造成的，但母亲倪桂珍却说这是由于美龄拒绝跟自己去参加教堂 重生仪式所致，生病就是对美龄的“报应”。美龄认为自己遭遇了这么大的痛苦，母亲应该给自己买一件猞猁皮衣作为补偿。早些时候母女二人在一家叫做“巴黎庄 园”的服装店里看到过这款衣服。
　　
　　麻疹还没有好，美龄又惹上了车祸官司。一天，家里的司机开车带美龄出去，汽车忽然撞到了一个小孩，很快美龄就被一大群“低级阶层的人”围了起来。孩子 的母亲嚎啕大哭，被撞的小孩流血不止。美龄想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可是汽车又没油了，司机还跑了。后来美龄拦下了一辆福特车，等到把孩子送到医院后，美龄就 离开了，回家时，美龄非常“害怕”。母亲倪桂珍很担心舆论对家里不利，她特别担心如果人们不去关注被撞小孩的命运，那些“下层民众”转而会围攻家里。虽然 小孩只是轻微受伤，但美龄却高烧41度，嘴里还念叨着汽车不要撞自己。医生说美龄是被“吓到了”。警察局派人对美龄进行调查，但从高烧的美龄嘴里他们得不 到任何答案。
　　
　　康复后，美龄北上去了港口城市天津拜访大姐霭龄。到了天津后，每天晚上她都会带霭龄的女儿和儿子去看电影、听戏。后来，美龄还去了北京，家里很多亲友 都住在北京的“宫殿”里，她也去了长城和明十三陵。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一向繁荣的上海注定也将呈现经济增长态势，美龄也从 北方回到了上海。她因为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募集善款而“屡屡追逐”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家们。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美龄兴奋地表示：“我以私人名义去找那些银行 家，直视他们，说服他们进行募捐。我从来不会对两个人说一样的话，首先我会抓住他们的兴趣点，看看我说哪些话能打动他们，之后我就会趁热打铁。”有些人， 美龄会选择用社会责任感打动对方；而有些人，美龄则对其灌输“经济”感召力。美龄会说帮助中国的年轻女性是那些银行家的兴趣所在，她还表示自己只是志愿 者，什么经济报酬也没有，只是“为中国变得更强而努力，知道自己能做些事情，从而得到满足感”。
　　
　　对于募集善款的挑战，美龄感到非常兴奋。“我喜欢这项工作。”她这样告诉米尔斯。参加善款募集工作的一共有60人，号召银行家捐款本身就是“虎口拔 牙”的事情。除了募集善款的工作外，美龄还担任女青年会的秘书。但她更多的是参加各种演讲，她说让外国人演讲远不如让一个中国女孩儿演讲更有效果。每次去 募集善款时，美龄都会穿上自己最华丽的衣服。“没什么比戴礼帽、穿皮草、化妆更能提升一个人的信心了。”美龄写道，“穿上华丽的衣服意味着在争取大额款项 时更有把握，如果一个人给的钱连我的一双鞋都买不了，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事实上我从来都不会说那是善款，我会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会。他们做这些日后 都会得到回报，因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会更好！”美龄的努力换来了很多大额善款，募集工作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后来，美龄还发起了归国留学生圣经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作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女性应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推进中国的改革。有关新女性在教会的职 责也属于圣经会议主题的范畴。美龄认为仅靠改革是不够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美龄提到了自己的牧师，说他在布道时的内容都是“最陈旧的说辞”，而且这个 人“还非常懒”。“不过我妈妈从一开始就在那家教堂祈祷，是那里最早的一批教徒，她还被当做教堂的支柱，所以我只能通过送一些书给这位牧师来改变他，希望 这些书能帮助他，为他的布道带来新的启发。”
　　
　　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美龄很少谈及政治话题。起初是因为战时审查制度，但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透过宋家的视角，美龄越来越能意识到中国混乱的政治格 局。尽管美龄早期的想法有些天真，加之没有成型，但这仍然给她日后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铺垫。当时中国混乱的政治环境让美龄感到非常失望，她希望自己能对历 史非常了解。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美龄提到如果自己能非常了解历史，就可以给一些知名报社写信，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但同时美龄又担心报社编辑会因为其 他原因——难道她就不能为中国女性写些好的东西——不刊登自己的文章，那样的话，将是对美龄自尊的侮辱。
　　
　　当时的中华民国拥有两个政府：位于北京的北洋政府和位于广州的国民政府。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是北洋政府，而国民政府则是由美龄的二姐夫孙中山于1917 年9月1日创立的。国民政府成立前，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直流亡日本，但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被迫下台，他和宋庆龄也搬到了上海。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背后都有 各地军阀的支持，他们也因此更有本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你争我夺。美龄认为一片混乱的中国既不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沙皇俄国等） 提供任何帮助，也不能改变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1919年3月，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写道：“以鄙人愚见，我们的政府应该为全力走向民主做些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与反对专制的国家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了。”对于中国的未来，美龄深信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她也知道目前的中国 缺少优秀的军事专家。由于此前美国曾向中国提供了军事贷款，美龄乐观地认为如果中国向美方提出“暂借几位美国军事人员进行军事培训的话”，美国总统肯定会 表示同意的。美龄还预言在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里，中国将不会有任何发言权，因为中国并没有与其他国家对等的军事能力。虽然美龄并不相信“武力即权 力”，但权力可以激发“那些期待高于自身能力的国家”的恐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