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个女人来说，婚姻都是她们最重要的一份职业，它不应该成为任何其他事物的附属品。
　　
　　——宋美龄
　　
　　毕业后，美龄乘火车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她将从这里乘船踏上归国的航程，这也意味着美龄将离开艾玛•米尔斯，离开朋友们，离开那个一直以来她所熟悉的世界。当火车从纽约大中央车站出发的那一刻，美龄哭了，不过她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即将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尽管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美龄所知甚少，但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在这个世界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看到火车上搭载着大量被送往法国的中国劳工后，美龄在写给艾玛•米尔斯的信里这样写道：“如果我能产生任何影响力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不再有中国劳工被送往国外，因为中国需要她所有的人民来发展自己的矿业。”对于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儿来说，这种想法十分大胆，甚至有些冒失，但这也预示了美龄将在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1917年7月20日，美龄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她出生的土壤，但是之后她却需要面对来自文化和价值观的巨大挑战，因为她在中国所遭遇的一切与之前十年她在美国所接触、学习到的一切几乎是格格不入。离开韦尔斯利大学时的美龄背负着梦想和理想，虽然她心中也怀着让中国变得更强的心愿，也有对于未来婚姻的憧憬，但她欠缺的却是真正的实践技能和具体的操作规划。一直以来，美龄被灌输的都是一些与权力、贵族有关的思想，因此对于中国的未来，美龄也采取了一种非常认真积极的态度。重返中国，标志着美龄改变的开始，也标志着她将找到人生使命，除此之外，她在中西方之间探求自己的漫长历程也即将开始。
　　
　　和父亲宋耀如一样，回到中国的美龄带回来的不仅是美国的语言、习俗、美国人的道德观念，还带回来了深入美国人骨髓的精神——一个人既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应该让其他人过得越来越好。这种思想在美龄刚刚回国的1917年，还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想法。在当时，如果把这种想法从美国带到中国，不仅需要跨越整个太平洋，更重要的是要跨越语言和观念上的障碍。尽管在美国时，美龄也曾在心中勾勒中国的样子，但这幅图景与那时的中国却有很大差距。当美龄所坚持的想法与中国的现状发生冲突时，她会非常坚决地选择坚持自己的观念。
　　
　　20世纪的东亚地区，上海是当时最繁华、最开放、最自由的城市。在美国人的眼里，上海永远是一幅歌舞升平的景象，正如美国作曲家欧文•柏林(IrvingBerlin)在歌曲《从这里到上海》里写的那样，后来这首歌被收录到艾尔•乔森（AlJolson）在1917年发行的专辑中。关于上海，一位传教士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上帝也让上海遭遇苦难的话，那么他就欠所多玛城和俄摩拉城一个道歉（在《圣经》故事中，所多玛城和俄摩拉城都代表罪恶，译者注）。”在上海，人们可以买到法国最新潮的服装、美国生产的皮鞋和最畅销的图书，能享受意大利歌剧，还可以去美发店用最新烫发技术做最时髦的发型。白天人们可以在南京路上购买最新潮的服饰，晚上人们可以去欣赏来自美国的爵士乐。上海的道路大多十分宽敞、铺设整齐，在交通拥堵时段，还有包着头巾的警察指挥交通。别墅区的道路两旁树木林立，宽敞的草坪外还修建了铁质护栏。风景优美的外滩地区遍布各种西式风格的建筑，码头边上皮肤黝黑的劳工们在搬运货物。但在上海，贫富差异非常明显，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与广大上海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上海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商人、外交官、传教士、革命者、社会主义革命者、诗人，甚至还有难民、日本浪人、匪徒，还有各种讨生活的人。在上海，你还能看到为了逃避前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俄罗斯人，还有诸如嘉道里（Kadoories）、萨松（Sassoons）、哈同（Hardoons）等来自商业世家的后人们，以及曾经在东亚地区建立庞大贸易网络的犹太人的子孙们。上海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传教士们，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教义“救赎”中国人的灵魂；也有华人买办，他们会在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葡萄牙人把买办称为“买手”，这是一种出现在港口城市的独特事物，对于那些不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人来说，买办是交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中国的绅士们并不喜欢这些“买办”，他们认为这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过是“奴隶头儿”，认为买办们只会奉承外国人——即便外国人的屁也是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绅士嫉妒买办特权和地位的表现。中国的买办在促进中西贸易交流的同时，学会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开始逐渐接受西方人的道德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买办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阶层，这是一个出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港口城市的特殊产物。宋氏家族就属于这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