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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进化启示录下篇

  如果中国“成功地”转变为基督教国家,那将意味着古老的东方大国将抛弃几千年来一直固守的封建思想、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这些思想都与基督 教义相违背,致使基督教的宗教传统和教会活动都被打上了“异教徒”的烙印,美国传教士同样也认为正是这些传统成了东方大国发展的羁绊。相反,在他们眼里, 这时的美国正处于上升阶段,美国人自己不会怀疑,也没有理由去怀疑自己为世界谋求福祉的能力,事实上美国人认为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国外的传教士正在以一种 复杂而且独特的方式进行一项“庞大的事业”,这项事业将涉及一个多民族的集团,和数以百万美元的资金预算,而他们主要出口的就是美国的基督教和美国文化。
  
  这些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们坚信,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规章制度都要比其他国家更优秀。他们认为只要中国成为基督教大家庭的 一份子,这些东方人就会接受美国的一切——包括美国的自由、美国的平等、美国的自决(这种观点的推崇者总是忽略美国的黑奴制度、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歧视和被 剥夺种种权利的美国妇女们),以及美国在社会、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之后,国富民强也将指日可待。然而在1901年,也就是传教士浪潮正处于蓬勃发展之 时,美国著名 马克•吐温却写下了一段极富讽刺意义的文字:“不要轻易打扰他们,他们现在很好,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他们”指的正是中国人,“同时, 每一个传教士都有使我们的文化外流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分外小心……因为一旦中国被开化,就永远不可能回到未开化前的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种家长式教育与利他主义的复杂结合。因此美国人也认识到,想要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不仅仅需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更重要的是感情投资,非常纯洁的感情投资;而一旦将中国改变成为基督教国家,就意味着将激发起中国民众的爱国思想、悲痛意识与 种种前所未有的背叛心理,这些都是美国梦与中国现实发生冲撞时不可避免的结局。
  
  1881年,宋耀如以预科生的身份进入三一学院学习。尽管他是在该校就读的第一位亚裔青年,但并非是第一位在该校就读的有色人种——同样在1881 年,三一学院预科班就已经接收了12名查洛基族印第安人。学院主席克拉文在向学院董事会介绍宋耀如时这样说道:“宋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他学习也很努 力,将来他会取得成功的。”在卡尔将军的支持下,宋耀如在达勒姆主日学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掌握了英语,并愿意回到祖国传播基督教文化。宋 耀如最大的希望是说服自己的父母能放弃一直以来对于“异教偶像”的信仰,转投基督教;他的社交能力和贪玩的性格也给同学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年后,南方卫理公会教堂决定将宋耀如送到范德比特大学神学院继续学习。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有关传教的专业知识,这些也都为其日后重返中国传教布道 打下了基础。在整个过程中,卡尔将军一直坚持为宋耀如支付学费,终于在1882年,宋耀如来到了位于田纳西州纳希维尔的范德比特大学。在范德比特大学里, 宋耀如学习英语、数学、现代语、神学、道德哲学和教会历史等学科。尽管宋耀如在学业上并不是非常出众,但他的风趣和一手漂亮的英文却给同学们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暑假里,宋耀如一直住在卡尔家,还自己编制吊床去卖。作为基督教名言“天助自助”的坚定支持者,卡尔对于宋耀如的这番行动是非常赞成的。
  
  事实上,来到美国东海岸的宋耀如是非常幸运的,“东方天朝”在当时的东海岸还是新鲜事物,美国西部的反华情绪还没有完全传到东部。东海岸这里的反华力 量既害怕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东方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又对这些华人劳工充满同情。华工通常要面对肉体上甚至精神上的摧残。中国佬约翰 (JohnChinaman)成了他们对华人劳工的蔑称。1882年,也就是宋耀如进入范德比特大学的那一年,针对华人劳工的敌对势力发展到了顶峰——美 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排华法案》的法令,明令禁止华人移民美国。这项法案不仅阻断了华人移民美国的可能,同时也强迫已经移民美国的华人在美登记注册。
  
  1885年,宋耀如从范德比特大学神学系顺利毕业。这时的他又有了新的梦想:学习医学,从而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重返中国。这个想法获得了卡尔将军 的认可和支持,但当时南方卫理公会教堂却有其他的想法。范德比特大学校长霍兰德•N•马克谛耶(HollandN.McTyeire)主教以及教会中国传 教活动,负责人一致反对并拒绝了宋耀如学医的请求。马克谛耶主教希望宋耀如尽快返回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在写给负责中国上海地区传教事务的林乐知牧师的信中 (后来宋耀如在林乐知手下工作),马克谛耶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只有真正与中国人相融合,他(宋耀如)才能真正开发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全部。他已经‘尝过了 安乐椅的滋味’,这与享受美国更高级的文明产物并不矛盾。”马克谛耶希望把宋耀如塑造成一个成功样本,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将激励更多的中国人追随宋耀如的 脚步。在写给林乐知的信中,马克谛耶还提到,“很多人的命运都寄托在他(宋耀如)身上”。1885年11月下旬,宋耀如被免除了通常两年的等待期,并被指 派回国传教。1886年1月13日,宋耀如抵达上海。


  
  重返中国前,可以说宋耀如在美国体会到的是非常慷慨的待遇,但是回到中国后的宋耀如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他的脑海里混杂着激动、思乡以及对重返祖国 进行传教的幻想等种种感情,可迎接宋耀如的欢迎仪式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冷清,这份冷清不仅来自同为传教士的美国人,还有自己的同胞。同时,宋耀如还要面对若 干年后重回故土所遭遇的“文化冲击”。虽然在美国时宋耀如也遭遇过种族歧视,但是现在在上海,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更难堪的局面:长时间的美国生活已经让宋 耀如变得非常西化,这一点也成为他被同胞看不起的理由,几乎“洗”掉了华人本色的宋耀如同时成为美国人眼中的“二等中国人”。
  
  林乐知和宋耀如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宋耀如回到中国前,林乐知被告知宋耀如是“你所见过的最聪明、最优秀的中国学生”,然而在他回到中国后,作为卫 理公会上海传教负责人的林乐知并没有对宋耀如产生任何好印象,甚至背地里在写给马克谛耶主教的信中还对宋耀如诸多抱怨。在林乐知看来,宋耀如最大的缺陷之 一就是不会讲上海方言,“宋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中国传教专家,他最多就是一个丧失了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如果他不能在中国扎根,不能获得足够薪水的话,他肯 定不会满足,不会高兴。”之后不久,宋耀如也给自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无不遗憾地表达了自己复杂的感情:“的确,我现在的确又一次走在 了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但在这里我找不到任何故乡的感觉,事实上,和中国相比,美国更像是我的故乡。”
  
  林乐知出身于美国佐治亚州一个富庶棉花种植园主的家庭,从佐治亚州埃温里大学毕业后,他在1860年被派往中国进行传教,直到1907年病逝。绝大多 数传教士都会与普通劳工打成一片,因为劳工这个群体几乎占当时中国全部人口的90%之多,但林乐知却是一个例外。他通常会避免与这些受教育水平较低、或是 不够注意个人卫生的人接触,他的传教对象多是那些知识分子。林乐知非常相信教化在传教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传统传播方式的作用却有些无动于衷。他认为中国的 救赎不能依靠旧式传教,而是需要通过他推崇的“教育途径”来解决,“通过科学和《圣经》的结合,实现刺激中国民众想法的目的。”在林乐知看来,科学在“根 除中国人固有想法、固有世界观和自然观的过程中”极为有效。林乐知甚至还创办了一家企业,在当地学者的帮助下,对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编写、翻译和出 版。他们所涉及的这些中国古典文学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平民阶层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触到的。林乐知还办了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报纸,主要用来向广大民众介 绍西学。一时间,《万国公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清政府为了表彰其在译书和教学上的贡献,授予他顶戴花翎,这在外国人身上是非常罕见的。尽管被授予官衔, 但林乐知依然我行我素,他从不曾邀请清政府官员来自己家里做客,能成为林乐知座上宾的都来自知识阶层,当然,宋耀如并不在其中。
  
  宋耀如早期的传教生涯并没有给他自己带来多少信心。宋耀如从美国回到中国时,教会方面并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路费资金;来到中国后,宋耀如在没有任何征 兆下,就从“传教士”被降职为“本地传道人员”——套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本地雇员,无论社会地位和薪水都下降了很多,新职位和他之前预期的一 切相去甚远。宋耀如曾经一直认为自己同白种人一样,是来自美国的传教人员。更糟的是,宋耀如被要求依照清政府的法令行事:穿马褂长衫、剃秃前额、梳长辫 子。宋耀如非常讨厌脱掉西装换上长衫的做法,更令他厌烦的是那条长长的辫子,他认为这正是清政府统治中国的符号。对此,林乐知这样评价道:“他(宋)非常 讨厌再次成为中国人,那将意味着服装、饮食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帮助。他简直就是被宠坏了,只有彻底安定下来,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一 切。事实上,即使他在这种环境中崩溃,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他本身就是一副不安定的性子。”在写给宋耀如的信中,林乐知写道:“你面前是一份伟大的事业,坚 持下去,你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事实证明,宋耀如面前的确是一份“伟大的事业”,尽管这和林乐知之前预想的有很大差别。

  
  传教生涯开始后,林乐知首先把宋耀如派往苏州,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宋耀如学会当地方言后再进行传教。当时,宋耀如每个月的薪水只有15美元。眼前 的一切让宋耀如非常不满,于是他找到了林乐知,直接表示自己需要加薪(在此之前他的薪水不升反降),此外他还抱怨自己缺少资金支持,抱怨没有足够的资金保 障四处传教和生活开销的需要。而林乐知的无视让宋耀如非常反感,“我有资格获得平等的待遇和权利。”他甚至一度想到了远走日本。
  
  最终,宋耀如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年后,他被派往上海远郊的昆山担任巡回传教士,向当地教众以及他们的子女传播知识和基督教义。也许是被越来越明显的孤 独感所影响,独处昆山的宋耀如渴望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他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女朋友。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中国道德一直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未婚女 性是禁止与男性私下接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宋耀如遇到了十年前在波士顿结识的牛尚周。牛尚周将18岁的妻妹倪桂珍介绍给宋耀如。倪桂珍不仅出身名门,还 是基督教徒。倪桂珍出生于1869年6月3日,作为二女儿的她是父母最喜欢的孩子。但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同的是,倪桂珍接受了教育。认识宋耀如之 前,她刚刚从一所女子中学毕业,会讲英语。同样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倪桂珍并没有缠足,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尽管人们都把大脚当做缺陷,但这在宋耀 如眼中却算不上问题。早在美国,宋耀如就在为争取女性独立而斗争,缠足也被他视为对女性脚部的虐待。
  
  倪桂珍的先祖可以追溯到中国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徐光启(1562—1633)。尽管是朝廷大员,但徐光启在1601年就经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介 绍而皈依了天主教。在利玛窦的指引下,徐光启成为将西方文化带到中国来的文化先驱。他还翻译了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内的多部欧洲著作,翻译目类涉及三角 学、水力学、枪武器、天文学和几何学等。倪桂珍的母亲(也就是宋美龄的外祖母)就属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据说这个地名就因世居当地的徐家 而来。后来,倪桂珍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家庭教师倪韫山,后者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婚后,倪桂珍的母亲也开始信奉圣公会。
  
  这一次,牛尚周扮演了红娘的角色,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对于宋耀如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这不仅体现在改变宋耀如有些谦卑的出身和直爽的美国式作风上,还体现 在改变他还有些蹩脚的上海方言和行事作风上。牛尚周在争取到倪桂珍父母和宋耀如本人的同意后,促使倪、宋二人在1887年夏天完婚。婚礼当天,多位上海名 流前来赴宴,婚礼也举办得非常奢华,倪家还给爱女配送了一大笔嫁妆。就这样,宋耀如进入了上海上层社会。
  
  这时,尽管宋耀如对自己重返祖国的怒气已经有所平息,但导致他不满的因素依然存在,原因之一就是待遇问题。很明显,即便在宋耀如结婚组建家庭后林乐知 也没有提高宋耀如的薪水。林乐知原本可以提高宋耀如的薪水,这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但他没有这样做。美国传教士与本地传道人员之间的薪水差异让宋耀如非常 痛苦。幸好在1890年,宋耀如被提升为正式的牧师,这意味着他将结束巡回传教士的生活,这个改变似乎也和宋耀如长女霭龄的出生不无关系。重返上海市区 后,宋耀如被委派为兼职牧师。1892年,宋耀如彻底脱离传教活动,一心一意地争取个人事业。尽管宋耀如的事业涉及多个领域,但每一项他都会投入同等的热 情与激情,每一项事业他也都获得了成功。


  
  为了贴补家用,宋耀如还外出教授别人英语。在教英语的过程中,宋耀如被证明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他的英语课在上海颇受追捧。在传教方面,宋耀如在基 督教慕尔堂表现积极,并帮助组建了基督教青年协会。此外,他还成为美国圣经协会的代理人,并通过本土宗教刊物商贩售卖中文译本的《圣经》。他之前在北卡罗 来纳州学到的种种技能这时发挥了作用:1896年,宋耀如创建印刷公司,并定名为“华美印书馆”。在这里,宋耀如不仅印刷圣经和宗教刊物,还将触手伸向了 介绍西学的教科书,这在当时的中国需求量很大。在意识到实业化将给中国企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后,宋耀如成为第一批引进外国生产设备和机械的代理商之 一。他也学会了如何安装、使用这些设备。就这样,他开始与上海一些非常著名的实业家熟识起来,并在之后成为一家面粉厂的高级管理人员。
  
  尽管宋耀如涉足多个产业,但真正令他让世人“觉得惊奇”的却是他对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早在认识孙中山以前,宋耀如就几乎已经放弃了青年时代通过 上帝救赎中国的梦想,但孙中山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让宋耀如重新拾起了改变中国的梦想,只是这一次不是通过上帝,而是通过革命。1892年,宋耀如与年 轻失意的孙中山相识了,当时的孙中山渴望对中国进行彻底变革,渴望自己的祖国实现现代化。和宋耀如一样,孙中山也曾在西方(夏威夷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因 此也算是喝过了“洋墨水”;两个人都信仰基督教,也都是客家族人;在当时,海南还是广东的一部分,因此两个人都是广东人,方言也非常类似。此外,两个人都 怀揣着改变中国的理想,特别是孙中山,他认为中国南方三合会尽管还只是一个秘密组织,却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唯一缺少的就是来自知识阶层的领袖。他希望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

  
  宋耀如与孙中山相识后,孙中山坚持说服宋耀如加入自己创建的兴中会。在当时,兴中会也是一个秘密团体,1894年由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创建的目的就是 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府。1895年,孙中山组织的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广东起义宣告失败,之后他便开始了流亡生涯。在这个过程 中,他一直在寻求有力的革命资金资助。就这样,从传教士转变为实业家的宋耀如,成了孙中山最亲密的知己和支持者。1905年,孙中山正式推出了自己的政治 理念,即“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源于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提到的“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 政府”,这分别对应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族主义,即摆脱国外势力的控制)”、“民权(人民的权利,即民主)”、“民生(人民的生活,有时可以理解为社 会主义)”三个部分。孙中山逐渐将这些思想构建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并将这些作为革命的指导原则。他还坚信这将是把中国从国外列强手中解放出来、使中国 摆脱落后局面的关键所在。在孙中山眼中,革命后的中国将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逐步成为一个现代、民主的国家。不过在变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训政” 的过渡时期,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更开明的独裁形式。在训政期间,民众将接受民主教育。只有在度过训政期后,国家才能为接下来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作好 准备,才能成为更民主的国家。
  
  此后多年,宋耀如夜以继日地开始了在革命道路上的奋斗,他不仅从财务方面秘密资助孙中山,还充当了孙中山的秘书、活动主办人,还是他的朋友、革命资金 资助者。宋耀如的印刷厂不仅印刷圣经和其他教会用的宣传册,还为孙中山印刷革命小册子。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伙伴总是在宋耀如的家里举行秘密会议。宋耀如还是 一个严守秘密的人,即便是倪桂珍,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孙中山在从事一项高度危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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