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进化启示录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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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已然进入我大清王朝的每个角落，华夏之崛起全赖以传教者之功。
——清慈禧太后派往美国访问美国大学的大臣端方的奏折，1906年
宋嘉树的成长史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千千万万奔赴异国他乡，只为寻求属于自己机会的中国人一样。如果不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他将遵循绝大多数人的结局：拿着微薄的薪酬，默默无闻地淹没在太多的旅外华人中。作为中国“宋家王朝”的创始人，宋嘉树的经历是“灰姑娘与美国梦”的结合体，他的故事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基督教徒们和前往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在美国，几乎在每个周日教堂做礼拜活动时，人们都能看到教堂里的圣盘在大家的手中传来传去，人们募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支持宋嘉树那样的传教士。宋嘉树的经历让人们无比相信，中国迟早会成为一个基督教会国家，因此引领中国的灵魂革命也被认为是这些传教士伟大的宗教使命和道义职责。
1861年宋嘉树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古路园村。母亲王氏生有三男一女，宋嘉树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事实上，宋嘉树原名韩教准，后来由于被过继到宋姓堂舅家，才改姓宋，取名嘉树，还有了自己的英文名查理。在文昌县，韩氏家族是客家人。在地缘关系非常重要甚至无处不在的中国，客家人几乎是全中国唯一没有稳定地域根基的群体。“客家”的字面含义即为“客人的家”，客家族群是中国历史移民的产物，移民的范围很广。有的客家人在中国范围内迁徙，但也不乏有人远渡重洋进行迁徙，他们往往生活在社会边缘，赖以生存的也都是非常贫瘠的土地。由于客家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排外、非常固执，但又非常精明的族群。人们通常会拿客家人与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进行比较。
宋嘉树原名韩教准，“嘉树”是他另外一个名字，回国后，宋嘉树还给自己取名“宋耀如”。父亲韩鸿翼是个农民，1829年出生，全家只有1.2亩（约合800平方米）的耕地。农闲的时候，韩鸿翼就去附近清澜港的船上做搬运工，或是用椰子壳上面的纤维搓绳子。1893年，64岁的韩鸿翼离世。母亲王氏（文昌县县志中只记录了她的姓氏），生卒年份不详。王氏经常通过一些生动的故事来告诉孩子们关于世界的知识。
尽管韩家家境贫寒，但他们在海南岛外还是有一些亲戚的，否则当年的韩教准也不可能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去当学徒，这也成为他国外旅程的开始。据说韩教准后来被过继给一个没有子嗣的堂舅（在当时，过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文昌县县志记载，韩教准一位堂叔的妻子姓宋，韩教准正是被过继给了她娘家的人。这位宋姓堂舅是第一批在新英格兰定居的中国人，他在波士顿经营一家商铺，专门出售来自中国的商品。过继后，他把韩教准（后来这位宋姓堂舅为其更名为“宋嘉树”）带到了美国。由于当时巴拿马运河还未开通，韩教准的美国之行只能选择绕南美最南端航行。当航船行驶到南美最南端时，韩教准亲眼看到了企鹅。
来到美国后，尽管宋嘉树开始只是在商铺里当学徒，但不久之后他的脑海中就充满了其他想法。1897年，他遇到了几位中国教育代表团的学生。这里不得不提到清代著名爱国者、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容闳，容闳是广东人，基督教传教士，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中国教育代表团这一活动正是由他倡导发起的。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再加上清政府对于外国军队势力的依赖——只有依靠国外军队，国内的太平天国才得以镇压，这些都向清政府证明，中国必须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因此从1872年开始，约有120名中国学生陆续来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学习英语和科学知识，他们还要住在当地人家里。在容闳和教育代表团的支持者中，有一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传教士约瑟夫•特威切尔（ReverendJosephTwichell）牧师，还有容闳的好友，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Twain）。然而在1881年，清政府取消了教育代表团这项活动，他们一致认为派往美国的学生已经过于西化，有的加入了基督教，有的开始打棒球，还有人开始与美国女孩约会。
但这并没有给中美关系带来影响。事实上，中美关系早已经出现了令人沮丧的转折。西方的反华情绪愈演愈烈，美国两大军校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先后拒绝了中国学生的申请，对此，清政府一直耿耿于怀。而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人则向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Grant）求援，他们希望美方能撤销关于遣返中国留学生的决定。格兰特则出访中国，对于吐温等人的要求他也乐意帮忙，但最终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格兰特的干预最终只让遣送期推迟了六个月。但这时，这些中国留学生已经给他们所居住的美国家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中国学生很容易就能融入美国社会，也给全美特别是美国西部的反华情绪带来了极大挑战。更有些中国留学生由于难以割舍与所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感情，最终决定留在美国；而对于那些回到中国的留学生来说，潘多拉已经飞出了魔盒，正如188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中评论的那样：“中国不可能从我们这里带走知识、科技和工业形式，因为政变的病毒总是和我们的知识、科技如影随形！”
在宋嘉树遇到的诸多中国留学生里，温秉忠和牛尚周是来自上海的表兄弟，在美国他们分别用B.C.Wan和S.C.New作为自己名字的缩写。温秉忠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安姆斯特，就读于伍斯特技术学院；牛尚周则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就读于新罕布什尔州的菲利普艾克瑟特学院。在此之前，宋嘉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温秉忠和牛尚周这样的人，在他看来，这些人拿着奖学金，整个世界就在他们脚下。温秉忠和牛尚周两人的出现也激发了宋嘉树聪慧而又有些卑微的心，以至于他开始厌倦在店铺里每天单调乏味的生活，开始渴望去学校里学习新知识。
于是，在1879年1月的一天，宋嘉树偷偷溜出了店铺，他跑到波士顿港口一艘美国国税局缉私船“亚伯特•加拉廷”号上躲起来，这种缉私船就是日后海岸护卫队的前身。被发现后，宋耀如被带到了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尔森（EricGabrielson）面前。加布里尔森来自马萨诸塞州鲸鱼港口城市楠塔基特。此后，宋耀如成了“加拉廷”号上的船舱小子。1879年1月8日，宋耀如的名字“Sun”第一次出现在“加拉廷”号的船员名单上。据当时海岸护卫队的记载，宋耀如16岁，有5英尺（约1.63米）高。来到“加拉廷”号后，宋耀如经常陪船长的侄子哈里（Harry）一起玩，后来宋耀如还送给哈里一本自己的相册，相册的最后一页写着“这是查理•宋（CharlesJ.Soon）送给小伙伴哈里的，希望你在外面玩的时候不要忘了我”。
尽管与马萨诸塞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事实证明，最终宋耀如还是成为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员。第二年春天，船长加布里尔森被调至北卡罗来纳州温明顿的另一艘国税局缉私船“舒勒•柯法克斯”号，宋耀如也在1880年6月随之来到了“柯法克斯”号，当年8月他用“C.A.Soon”的名字注册成为该船船员。据当时海岸护卫队的记载，宋耀如已经17岁，有5英尺1英寸（约1.67米）高，他是一个严守规矩，而且非常敬重上帝的人。宋耀如给加布里尔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也愿意资助他上学，并把宋耀如介绍给了温明顿第五大道卫理公会牧师托马斯•理考德（ThomasRicaud)。1880年10月31日，宋耀如聆听了理考德牧师的庆典宣讲，在宣讲内容的感召下，宋耀如决定接受洗礼。
理考德本人就有被过继的经历，他被自己一位没有子嗣的舅舅领养，于是，尽管出生在巴尔的摩，理考德却在墨西哥城长大。来到温明顿后，他曾做过温明顿港口的翻译。1880年11月7日，当地的《温明顿星报》报道了“今天，一位来自天朝的中国籍信徒将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事情，并指出“这很可能是北卡罗来纳州历史上第一位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天朝子民”（当时在西方，由于受到清统治者的影响，中国通常被认为是“天朝”，中国人则被称为“天朝子民”）。理考德给宋耀如起了查理•琼斯•宋（CharlesJonesSoon）的教名。信奉基督教后，宋耀如曾发表了一次关于渴望学习，并在学成后重回中国在同胞中担任传教士的演讲。1881年4月，宋耀如从“柯法克斯”号光荣退役。由于种种原因宋耀如不能入学，因此理考德充当起了他的私人教师，宋耀如也开始称理考德为“查理叔叔”。同时，宋耀如还在温明顿当地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理考德请求卫理公会开办的三一学院主席布拉克斯顿•克拉文（BraxtonCraven）同意吸纳宋耀如进入学院学习。当时三一学院拥有学生200余人，教师6人，后来该校迁至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并更名为杜克大学。
为了帮助宋耀如上学，理考德牧师找到了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实业家朱利安•S•卡尔（JulianS.Carr）将军，卡尔将军的慷慨也常被人津津乐道。在听了宋耀如的故事后，卡尔说：“让他过来，这个孩子会有学上的！”作为希尔教堂商人的儿子，卡尔是一名内战退伍老兵，他的经历非常传奇，极具美国特色。内战结束后，卡尔开始经营达勒姆地区的烟草，创下了烟草品牌并使之声名鹊起。之后，卡尔将军还先后涉猎银行业、纺织业、铁路、酒店、电力、电话通讯、报纸等多个行业。他还是一个民主党人，除生意外，卡尔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将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福音传播到各地，并重建他心中梦想的南部。作为北卡罗来纳州最富有的人，卡尔也是整个美国南方最成功的实业家之一。
1881年冬天，宋耀如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他要在理考德的带领下，从温明顿来到达勒姆与卡尔将军见面。到了1880年，在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基督教新教运动已经形成一股热潮。看到宋耀如眼睛里透露出来的对上帝的膜拜后，卡尔用独特的方式迎接了他：“听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从教堂的角度来看，传教士是如今我们最应该面对的问题。”面对宋耀如和其他卫理公会的教徒们，卡尔说道：“中国是传教士们必须去征服的国度之一，把中国带到基督教的大门里面，那我们的事业将最终成功！”卡尔的激情深深感染了宋耀如，回忆起后来的情景，卡尔说道：“他来我家居住，看上去他就是我家的一份子，这就是宋，在我看来，他就是我的儿子。”得到卡尔的支持，对宋耀如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好运，卡尔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宋耀如支持，还成为他的生活顾问。对于这名年轻的中国小伙子来说，卡尔更是其前进道路上的激励者。1881年宋耀如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学到知识对我可能有些匆忙，不过我将回国告诉您有关我在达勒姆遇到的朋友们，还有我在这里探求到的上帝的光芒。”
19世纪晚期，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主流媒体一直在讨论有关传教士们远渡重洋传播基督教的话题，这也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生活。
由于人口众多，中国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发掘庞大数目基督教众的国家。“中国就是北极星，她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召唤我们前进。”舍尔伍德•艾迪（SherwoodEddy）——这位一直通过周游世界的方式来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布道者，同时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出名的一位传教士发言人——曾这样解读中国在当时基督教信徒中的地位。19世纪中叶，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发展到了顶峰：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与妥协，当时的中国被迫与包括英国、法国、美国、沙俄、德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便是条约内容之一。尽管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本土教众，但是一些较早来华的传教士依然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想法，他们宣称要让中国教众获得更多自由。当时的情形是：虽然基督教与美国国家主义逐渐划上等号，但来华传教却被认为是美国神授天命论的自然扩张。19世纪30年代，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传教士这样问道：“我们要如何把（美国）自由的火种更好地移植到国外的土地上？”
就这样，最初基督教希望救赎中国灵魂的想法逐渐在现实中走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企业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其中也夹杂着各种外交、商业、社会、军事、人文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甚至有时还有来自社会最顶层阶级的愿望；于是救赎灵魂演变成了对整个中国的救赎。传教士们借鉴了十字军东征时最原始的想法，把中国变为基督教国家之一的梦想也因此成为美国对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侵略；但美国传教士们来中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传教，他们认为只有将美国形象完全展示在中国人眼前，才能让中国人真正理解美国神授天命论文化的优越；有些人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论调：美国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带有特殊使命的，他们要把基督教以及其他社会文明和进步带到落后的国家去。这些人还篡改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表示落后国家和民族是“白种人的负担”，美国人更是把自己看成是在宗教和政治两个领域中被上帝选定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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