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 - 第3章墙上旌旗 - 过台湾

第2节北伐

　　1646年八月，清兵大举南下，本来被隆武朝赖以御敌抵抗的郑芝龙，此时却动了归顺清朝廷之心。他不是从书斋里熏陶出来的，风里浪里的日子没有把士大夫关于操守、礼义、忠君之类的理念装进他脑子，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对他而言似乎有点远，他是实际的、是直接的、是功利的。既然当年归顺大明王朝时曾尝过甜头，那么“招安”这个词在他看来就有了另一种解释，可以与种种花团锦簇的形容词画上等号，所以就很自然地依照惯性得出乐观的判断。何况，这个曾被许多人批为枭雄的人物，永远是那么趾高气扬地自信，一刻的不自信似乎都对不起自己超人的胆略、才情与天生的霸气。
　　
　　讲义气、重友情、爱面子，这更符合郑芝龙的逻辑，因此很多人相信，郑芝龙之所以生出离心，还与一件事及一个人有些关联。
　　
　　那个人叫陈谦。
　　
　　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前半年，弘光帝朱由崧赐给郑芝龙“南安伯”的敕印，就是由陈谦从南京送到福建的。赐的本来是“南安伯”，但抵达福建后打开印一看，才发现错了，“南安”刻颠倒，竟成了“安南”。南安不过一个小地方，而“安南”却可以覆盖闽广，格局霎时不一样。陈谦没有把印立即收回，而是教郑芝龙将印先收好，待他回朝将敕文改过再更换。但陈谦尚未回到南京，弘光王朝已经溃散了，“安南伯”终究没有改回“南安伯”。就是因为这件事，郑芝龙与陈谦成了朋友。

　　
　　第二年陈谦再来闽，这次不是为郑芝龙而来，他的主子也由唐王朱由崧换成了鲁王朱以海。鲁王跟隆武帝朱聿键一样，也是明太祖的后裔，他在南京被清军占领，弘光朝解体后，被迎为监国，把1646年定为监国鲁元年，却并不把在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当回事，更不奉隆武年号。两人就针尖麦芒干上了，为谁才是明正统水火不容。
　　
　　被鲁王委以特使来闽的陈谦，其实预感不好，他心有恐惧，怕有不测。他派人问郑芝龙，郑芝龙却胸脯一拍，说“我在，无妨也”。结果并非无妨，隆武帝竟将陈谦杀了。没有其他原因，无非陈谦呈上一封信，信是鲁王写的，上面对隆武帝的称呼不是“陛下”，而是“皇叔父”，隆武帝大怒，怒火波及陈谦，陈谦成了阶下囚，接着又迅速被斩。
　　
　　整个陈谦被囚被斩的过程，郑芝龙其实都没有不闻不问，他一直心急如焚地问、想方设法地问、火冒三丈地问，但隆武帝还是没给他面子。陈谦身首异处后，郑芝龙伏尸痛哭，是真真切切一场愧恨交加、肝肠寸断的大悲恸。“有我，无妨也”，这话犹在耳，可是他还在，对他的话信以为真的陈谦却死了。
　　
　　他觉得自己在江湖上脸面扫地，信义全失。恼怒、内疚、怨恨，那些日子，类似的情绪将郑芝龙团团笼罩，恰好此时清军使出诱惑的手段，许以闽、粤、浙三省广阔的土地。他脚一跺，投奔而去了。
　　
　　郑芝龙的举械，导致了南明隆武朝的迅速崩溃。朱聿键被俘、被杀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实。而身为隆武朝御营军都督、挂招讨大将军印的郑成功却不愿与父亲同进共退。父与子在改朝换代之际，竟不能同心，各执己见地站在了两个不同阵营之上。郑成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用词已经相当决绝：“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父不听儿言，儿只有缟素而已。”
　　
　　清朝廷授予郑芝龙闽粤总督的官衔，郑芝龙笑纳了。一切看来很顺利，当年高官厚禄的情节似乎马上又要重复上演一次。但是这一次郑芝龙错了，错得很大。他从泉州来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押往北京，随即软禁起来。而他在泉州安平的老家，则迅速遭受洗劫。那时，他的妻子田川氏正在安平。1630年他只接回大儿子，直到1645年冬妻子田川氏才离开日本跟随他身边，但仅仅几个月，郑芝龙降清了，郑芝龙被软禁北上了，留下孤独无援的她。清兵洪水般涌来，为免受羞辱，她剖腹自尽，时年40岁。
　　
　　家仇国恨沉甸甸地挤压在郑成功心头，1646年这个多事之秋，22岁的郑成功经历太多的骤然变故。他有兵权了，他挂起帅旗了，但王朝灰飞烟灭了，接着家破人亡又赫然展现。刀光血剑宛若一场连天的大雨，一下子将他的生活完全淋透。
　　
　　埋葬了母亲田川氏之后，传说郑成功曾有一个焚烧儒服之举。他来到泉州市郊一座孔庙里，先恭恭敬敬地磕拜先师，然后又将从前捧卷苦读时所穿的青衣长衫点一把火烧毁了。他不再是书生，不再文弱地躲进书房与笔墨经卷为伍。他要拉起队伍，从此走入血腥岁月，走上反清复明之路。
　　
　　厦门岛，那时还不过是一个荒凉的边陲小城，而距厦门仅2300多米之遥，面积14.6平方千米的小金门，成为郑成功最初的立足之地。作为孤臣孽子，他已经没有退路。严酷的局势已经把他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上，他只能以一己之力，在这个苍茫的海天之间、这个小小的岛屿之上，开始了遥远而艰辛的跋涉之旅。如果这是一场赌博的话，他已经把自己的未来一丝不留地全部抵押了进去。厦门鼓浪屿图片
　　
　　当然，另一种说法是郑成功起兵应该在安平，而非小金门。无论如何，一面旗子在那个阴郁幽森的年代里好歹竖起来了——招讨大将军。这曾是那位已经被清朝廷所杀的隆武皇帝朱聿键赏赐给他的一个封号，这时索性就在天地间张扬起来吧。1656年，他甚至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公开昭示怀念并欲恢复明朝之意。
　　
　　渐渐有人往这面旗子下聚集了，沿海各地不愿归顺异族的百姓以及郑芝龙残留的余部，他们各自带着忐忑不安与隐约的期许一拨拨投奔而来。武装队伍壮大得非常快，并且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很快就在中国东南沿海土地上生长拔节，成为令清王朝坐立不安的一根利刺。
　　
　　无海即无家，这曾是郑芝龙一贯的理念，现在轮到郑成功将其继承与发扬了。
　　
　　除了按明朝例，在厦门建立政机机构，委任吏官、户官、礼官、兵官、刑官、工官等官职外，郑成功还在厦门、苏杭等地设立商行，把内地货物集中到厦门上，然后贩运到日本。当时设在台湾的英国商馆估计，台湾每年平均有十四五艘大船赴日本贸易，另有五六艘大船赴马尼拉贸易。经济的强盛，令他的兵马迅速扩大。鼎盛时期，他所拥有的水陆精兵达到了20多万，战舰5000余艘。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接受吏官渊庚钟、工官冯澄世、参军陈永华等人的建议，郑成功率17万大军开始浩荡北伐。他的目的地是南京。作为明朝开国京城以及南明政权的定都之地，南京在郑成功心目无疑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能够攻下南京，并且再趁机收复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即可以凭半壁江山与清对峙。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一种理想，郑成功出发了。
　　
　　这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据说“连樯八十里，见者增栗”。然而队伍行进得并不顺利，农历八月初十，船队在羊山突遇飓风，船翻百余艘，人亡数千名，甚至6位姬妾以及他的第四子郑睿、第七子郑裕、第八子郑温也一同葬身鱼腹。

　　
　　第二年五月，他再率大部队北上，一路挥马扬帆水陆并进，先后攻下了瓜洲、镇江、芜湖等一大片地区，再抵崇明，入长江，七月初七逼近南京。很顺利，一切指日可待。他太兴奋了，眺望钟山，思绪万千，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这应该是郑成功起兵以来最辉煌的时刻，如果他能够接纳部下意见，一鼓作气，那么将守军兵力薄弱的南京城一举拿下，已经是瓮中捉鳖了。胜利离他确实仅一步之遥了，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起骄心了，竟然轻敌，猫戏老鼠般对南京城仅仅围而不攻，不料竟因此铸成大错——人家哀哀示弱，不过是使用了缓兵之计，聪明绝顶的郑成功竟两眼迷离，没有看出来。
　　
　　然后，清军的大批援兵排山倒海地来了。
　　
　　七月二十日，被困南京城内的清军伺机突围，居然成功。而各地赶来的大队人马也闻风而动，相继发难，已经松懈下来的郑军顿时大败，损失镇将以上14人，而整个陆军则损失了大半。七月二十八日，万不得已，郑成功只好班师，一点点往南撤去。九月初七悻悻回到老根据地厦门。
　　

　　这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失利，令好不容易积攒起力量的郑家军元气大伤。仰天长叹，郑成功悲从心生。命运真不是自己可以任意左右的东西，已经拼上血性竭力了，似乎树渐绿花渐开，美景可期，突然一阵莫名的雨打来风刮来，功败垂成，再回头已是一地败絮。每每午夜梦回，锥心刺骨之痛必定令这个相当自负的男人悲从心生。但军事上的受挫并不是唯一令他忧心如焚的。3年前，清王朝曾针对沿海频繁迭起的反清活动，给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下达了一个禁海敕谕，要求禁海迁界、坚壁清野，严禁任何船只入海贸易，其目标直指郑成功，目的就是为了动摇郑氏军队的根基，令其弹尽粮绝自动消亡，可以“不战而坐看其死”。
　　
　　海禁不是顺治皇帝的首创，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有了“寸板不许入海”的规定，浩瀚无垠的大海对那位农民出生的皇帝来说太没有安全感了，关起门来他才觉得有底气掌控这个偌大的江山。洪武七年（1374年），他甚至下令撤销了自唐朝以来就已存在的专事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宋元时期曾兴旺得银元光泽闪闪的海外贸易戛然而止了。（海禁政策小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