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演讲后，一场大规模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就此展开，横跨八年抗战，直至1949年。

蒋介石掀起这场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旨在匡正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创造国民之新精神。

蒋介石掀起“新生活运动”是有一定缘由的。1933年，宋美龄在庐山避暑度假的时候，恰逢美国的一批传教士也在这里消夏。宋美龄和这些传教士谈得很投机，话题不经意地转到中国当前的大形势上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身边的得力助手，早就清楚蒋介石一心想获得外援，于是她便与这帮传教士探讨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西方支援。这帮传教士的大概意思就是让蒋介石像美国总统罗斯福那样，在国内实行“新政”，开展一系列的福利计划，让西方国家看到蒋介石亲民的作风，这有利于获得欧美的援华贷款。宋美龄听后，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回去就与蒋介石说了。恰巧蒋介石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娃娃在吸烟，浓烟缭绕得都看不清这娃的小脸。蒋介石看了以后，深深地叹气，于是下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堪的社会风气。“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说白了也是从孙中山那里接过的一面大旗。之前，孙中山就一直倡导要“以老祖宗的道德来恢复中华民族之地位”。孙中山认为老祖宗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应该发扬光大，他认为这“八德”不仅可以用来治国理政，还可以传给后代，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作为贤内助的宋美龄极力支持蒋介石的这一运动。她亲自担任了妇女委员会的委员长。宋美龄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倡导当下女性应当做新时代女性。受到封建社会的影响，中国绝大多数妇女都生活在夫为妻纲的生活当中。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应当承担起对传统女性的教导工作，告诉她们怎样教育孩子、怎样处理家务，关键是要教她们读书识字。

蒋介石一直把“新生活运动”当作自己政治生涯里的面子工程。他企图使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来个脱胎换骨，让洋人“看得起我们”。蒋介石在他的《人格与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八字方针：亲爱精诚，礼义廉耻。蒋介石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新生活运动”提出“纪律、节约和牺牲”三大核心思想，号召国人时刻不能忘记国家处于抗战阶段，要“严严整整的纪律”“实实在在的节约”“慷慷慨慨的牺牲”“轰轰烈烈的奋斗”。蒋介石认为整顿国家的妙招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人民生活的新风尚。他提倡人民生活要艺术化；提倡百姓进行野外旅行；提倡生活上要节约，如果未满六十周岁，不得举办寿宴；提倡军事化的生活，号召大家要洗冷水澡，平时多运动。

蒋介石在倡导“新生活运动”中，曾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升降旗礼”“守时运动”“节约运动”等。最有趣的是在夏天的时候，全国各地会大张旗鼓地开展“消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活动。

蒋介石发起的这场“新生活运动”，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达到了顶峰，该运动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1355个县。“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组织表面上风光一时，可实际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当时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哪里还有心思谈“新生活”。对于“新生活运动”，老百姓除了敷衍了事，就是怨声载道。胡适在《大公报》曾撰文批评蒋介石的这一做法，他认为“新生活”里面只提到生活常识，没有什么救国良药，也不会有民族复兴的奇迹。民众生活习惯的改进，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推行。因为民众的生活水平太低，自然就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政府的首要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其次是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

蒋介石企图从改变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来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无异于痴人说梦。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变革，自然就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况且蒋介石发起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或者所谓的民族复兴，他是想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和言行，从而达到全民军训，以应付抗战危局。他用强调生活细节的做法，来转移民众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因此，“新生活运动”得不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就连国民党内部的将官，还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对此也是极力反对和抵制的。冯玉祥曾说：“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又打起麻将来。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身边的大官吃一桌饭要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颓废到极点。真正的‘新生活’会是这个样子吗？”

“新生活运动”如此流于形式，不失败才怪呢！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当时还闹出许多笑话。比如禁止妇女烫发，因屡禁不止，湖南省常德县的官员便想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否则取消从业资格。此令一出，不但普通妇女不愿烫发，就连那些妓女舞女也不好意思烫发，竟把头发养直了。而重庆的“新生活”促进会则要求各理发店必须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企图让那些喜欢烫发的女性望而却步。后来，宋美龄见“新生活运动”闹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向媒体解释禁止烫发不过是“崇尚朴素”。宋庆龄曾在1937年的纽约一份杂志上刊文斥责“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本质上反动的传统儒家哲学，对于老百姓毫无益处，她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因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只注重民众的生活细节，后来被人戏称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