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在中国的高校中属于比较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南开大学在建立时是一所私营学校，却培养出不逊于公立学校的大量人才；还在于南开大学曾经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却能奇迹般地复建，并获得大发展。而这一切都归因于蒋介石的一句话：“有中国就有南开。”

南开大学的发展是南开校长张伯苓“教育救国”的信念与蒋介石“教育与政治要紧密结合”的思想不谋而合的产物。张伯苓认为大学教育要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艰巨任务。张伯苓多次远赴重洋到美国和日本的高校实地考察，并且针对中国当时的教育现状提出了“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理以强国”的教育思想。张伯苓特别崇尚素质教育，他认为教育不能将人培养成“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为社会培养出各类考霸，而是要培养出有良好品质的务实人才。

蒋介石对张伯苓十分器重，曾经多次有意让张伯苓在国民政府中担任教育部要职。而张伯苓则想通过蒋介石对自己的赏识，努力为南开大学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1928年，蒋介石派部下对平津地区的高等教育进行调查和摸底。蒋介石的部下回来之后，在他面前对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大加赞扬。蒋介石一听，心里十分高兴，当即命部下转告张学良，给南开大学补助办学经费。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张伯苓去美国访问前，把蒋介石要扶植南开大学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张伯苓听后，内心甭提多高兴了。蒋介石拨给张伯苓20万元的办学经费，体现出他对南开大学的关心以及对张伯苓爱国教育理念的支持。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南开大学的周边，此时南开大学岌岌可危。张伯苓想要将南开大学迁到战事较为缓和的地方去，经过多次考察，他最终决定将南开大学转移到重庆。张伯苓想在重庆先建起南开大学分校，而后逐步将天津的南开大学转移到重庆，借此避开北方战事。张伯苓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蒋介石，并向蒋介石申请15万元的办学资助款。蒋介石对张伯苓的想法表示支持，但由于资金紧张，他只能答应先给张伯苓5万元，余下的逐年支付，张伯苓听了，大为感动。几天之后，张伯苓参加了航空学校第五期毕业典礼。航空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在这次典礼上，张伯苓又在蒋介石耳边诉说自己要在重庆办学的苦衷，并且主张要办学就要先从修路做起，于是蒋介石又答应给张伯苓5万元办学资金，并当场兑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轰炸机从北平一路轰炸到天津。日本动用战机对南开大学周围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师进行狂轰滥炸，不仅三十八师伤亡惨重，南开大学也受到了日军战机的轰炸，南开大学的秀山堂和木斋图书馆都遭到了毁灭性的轰炸。日军的军车开进南开大学校内，对南开大学进行了扫荡。日本军车上放满了汽油，一把火就把南开大学的芝琴楼、思源堂、教授宿舍以及周围的民房都烧没了。南开大学在日军的破坏下，成为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不仅对南开大学进行了破坏，连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也不放过，随后对这两所学校进行了轮番轰炸。

在南开大学被炸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张伯苓致电，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郭沫若、茅盾以及胡适等。他们纷纷表示，日寇在轰炸中摧毁的仅仅是有形的校舍，但绝不可能摧毁南开学生以及全国学生的抗日爱国之情。南开校舍被炸，营造了一股以学生为主的全民抗战氛围。蒋介石也以此事件作为凝聚社会人心的时机，他特地约请张伯苓等教育学家座谈。张伯苓对蒋介石老泪纵横地说：“南开大学被日军烧毁了，这烧毁的不仅是有形的校舍，我几十年的心血也全毁了。”蒋介石当即安慰张伯苓说：“等国家打赢了仗，不要说再建一个南开大学，就是建十个南开大学我也愿意。”

    1937年11月，蒋介石命令教育部给南开大学划拨一定的补助经费，这一系列的补助经费使得南开大学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南开大学在复校后还得到了与国立大学同等的待遇。正是蒋介石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才使得南开大学在危难中存活下来，南开大学后来的兴起也离不开蒋介石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