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终未绝

“文革”伊始，贾生财和赵振离成为“走资派”，被批斗被夺权。而基本不在党政权力范畴内的杨伟名也未能幸免，就因为他的那份《一叶知秋》。他被造反派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大门上被贴上办丧事才写的白纸对联：单干单干，才能发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鲁晓夫祖宗。被游街又被批斗，随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他和“地富反坏右”排在一列的位置。在此大灾大难面前，杨伟名的心态如何，无疑是我顶关注的一点。他的儿子杨新民告诉我一件事，过春节时，杨伟名把造反派贴在他家大门两边的阴纸对联撕掉，清洗干净，写下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自然用的是喜庆的红纸。不仅如此，他在大门两边的围墙上也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南边是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送瘟神》，北边是自赋七绝一首：“砥柱触天立中流，时光如涛荡泥土。无私无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我钦佩杨伟名的情愫，概出于如此灾难性逆境中的“砥柱中流”的刚烈和胆魄，也就无需再猜想他面对游街、批斗和与“地富反坏右”五类敌对分子为伍的心情了。时过不久，造反派们把心思集中于夺权，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的权已不能满足造反派们的胃口，目标转移向公社这个党政机关，更在乎户县这个地方性的大机关。顺便说一句，作为咸阳地区一把手的王世俊，已经被斗被整得死去活来，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支持杨伟名万言书建议的包产到户，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等。此间，无权的杨伟名作为“五类分子”的“死老虎”，已不在造反派们心急火燎夺权的焦点之内，反倒被“冷清”地搁置一边去了。杨伟名冷眼观看，静观运动的态势，但他大约丝毫也预料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一个造反派大学生找他来了，进而酿成两人撼天动地泣鬼神的悲剧。

这位大学生名叫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也是“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下的一个造反派成员。该组织授命他组建一个调查团，调查整理并形成对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且有叛徒之说的刘澜涛的定罪材料。刘景华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我就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领导红卫兵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我的信任，我坚决执行。”于是，他很快组建起十二人的调查团，来到西安南郊长安县细柳公社姜仁村，开始着手调查。姜仁村是1964年“四清运动”时刘澜涛选择的“蹲点村”，三年后的1967年9月，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押，且押到姜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调查。刘景华带领他的十二名团员赶到姜仁村来了，这个满怀“忠心”的红卫兵调查团领队刘景华，在翻阅了作为西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兼叛徒的刘澜涛的揭露材料后，首先对刘澜涛最致命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尽管他未说明怀疑的具体事件，但是我推想，肯定是那些揭露材料多属“莫须有”和虚妄之作，缺失最基本的可靠性，也就缺失了可信性。他的怀疑成为一桩颇揪心的困惑，想找人交流却又不能，因为谁都会意识到这是为刘澜涛翻案的大忌讳，况且他的身份是调查团的团长。刘景华隐匿着不无痛楚的怀疑，继续翻阅刘澜涛的罪恶材料，其中有一条涉及包庇户县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的事件。他得知刘澜涛不仅没有处分杨伟名，而且指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亲自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不仅把杨伟名的《怀感》刊登在《西北建设》杂志上，还破例聘请杨伟名为该杂志的农民通讯员。刘澜涛当年这种作为高级领导人尊重人才的美德和眼睛向下的良好作风曾经成为美谈，现在却成为罪恶。关键在于刘景华对此事发生极大兴趣，怀着已有的疑问，当即找到《怀感》阅读。他自述的读后感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刘景华就“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几日前，在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怀疑后，刘景华曾急于和人交谈辩白此事而不能，且郁闷郁结，随之看到杨伟名《怀感》事件也竟然牵涉到刘澜涛的罪证材料时，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交谈乃至倾吐钟情的对象。他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叛逆的决定和行为，不堪设想的后果也是明白在眼前的。我便尤为感动、感慨于这位难得的独立思考者——刘景华的大无畏精神，尤其是在“文革”最疯狂的夺权背景下。这是从陕西贫困山区走出且怀着感恩忠心的大学生刘景华的反叛，面对的是铺天盖地的“刘澜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叫嚣，他要去找杨伟名，这就注定了他年轻的生命别无选择亦无可逃遁的悲剧。

刘景华只身来到户县，两次找过杨伟名。第一次是在七一村的大队办公室里，刘景华和杨伟名竟然一见如故，有资料说“促膝相谈”。两人“促膝相谈”一个上午还不能尽兴，杨伟名领着刘景华到他家吃了午饭又接着谈。第二次仍然是刘景华赶到杨伟名家里长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交谈的间歇，发生了一件大事，红卫兵造反组织正式给刘澜涛形成“叛徒走资派”的结论时，不仅专案组和造反头目意见完全一致，“中央文革”也已有了明确的表态，但刘景华竟然发言说“刘澜涛不是叛徒”。刘澜涛被定性为叛徒的材料上报中央，刘景华当时被严重警告。刘景华不服气，又到户县和杨伟名交谈倾诉。还是在他们两次会面的间隔期，两人还有多次通信交流，可见他们达到怎样相见恨晚水乳交融的状态。然而，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信件也在后来的灾变中被家人焚毁了。仅我能看到的资料，只笼统地说到杨伟名此时已不顾个人安危，公然指出“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说学习《毛选》的口号“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教条主义，说“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这是杨伟名和刘景华交谈和信件的只言片语，总算留下了一些见出杨伟名的思想锋芒的珍贵文字。我想杨、刘两人能如此投机，当属“英雄所见略同”，而对刘澜涛定性“叛徒”的反对意见，便是刘景华的思想导致的行动。他的这种行动仍不能倾泻义愤，竟而拍案而起，他把由刘澜涛莫须有的叛徒冤案引发的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反对，写成十余张大字报，张贴到古城西安的钟楼上，这是西安的心脏部位。大字报引发惊天动地的反响，很快被公安人员揭走。刘景华被逮捕，判处死刑，但不知因何故没有立即执行。刘景华被囚整整八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平反。

由刘景华案的牵涉，杨伟名陷入灭顶之灾。原本他已不在造反派夺权焦点之内，甚至造反派懒得再批再斗这只“死老虎”。但刘景华被逮捕后，他和杨伟名来往和通信的事也露了底儿，以他所在学校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为主的造反派追到户县，联合户县的造反派，对杨伟名展开前所未有的“武斗”。造反派给杨伟名认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刘景华的黑后台”，又是“杨刘反革命集团”。之前杨伟名被本地红卫兵批斗时，据说只有低头弯腰的惩罚措施，尚未动用武力。但这回被大学生造反派批斗时，由“文斗”兼加“武斗”了。批斗地点选定在城关公社院内，造反派质问并声讨他和刘景华的“反革命言论”，却不准许他回答，更不允许他申辩，干脆不容他开口。红卫兵造反派要他向毛主席下跪，他不跪。造反派扇他耳光，用拳头捶打他，用脚踢他，从背后踢到他膝盖弯里，他跌倒了也跪下了。杨伟名的妻子放心不下，又去不了批斗现场，只好让女儿杨新慧去。杨新慧不敢到批斗现场，偷偷躲在后窗，看到这样一幕：杨伟名膝盖跪着的竟是铡草的铡墩，而且垫着烧焦的煤渣。女儿看到乱拳乱脚乱打乱踢的景象，吓得逃走了。这样的批斗连续两场，时在1968年5月5日和5月6日。和批斗中被打罚跪等身体所受的折磨摧残相比，更致命的是杨伟名在造反派的叫嚣声中得知，刘景华已被逮捕，且判了死刑。

杨伟名和妻子当晚双双自杀，这是1968年5月6日夜发生的悲剧。

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两个女儿至今清楚地记着当晚发生惨剧的过程和细节。杨新民告诉我，5月6日傍晚，被整整批斗了一天的父亲回到家中，吩咐他把两个出嫁的姐姐叫回来，却不说有何事。妻子已做好晚饭，杨伟名不吃。杨伟名夫妇和两个出嫁的女儿、儿子杨新民在一个简短的全家团圆见面之后，他便安排三个儿女到右边卧室休息睡觉，他们夫妇常住左边隔间卧室。杨伟名的女儿告诉我，弟弟新民尚未成年，父母让睡就睡着了。姊妹俩觉得蹊跷，根本无法入眠，随后听到厨房有拉风箱烧锅的响动，她俩便来到厨房，见母亲在灶下烧锅，问母亲天这么晚了烧锅干啥。母亲说烧开水。她俩更奇怪了，说电壶里有开水呀。母亲便不耐烦，让她俩少管闲事快去睡觉。姊妹俩也未再追问便回屋去了，却依旧难得入眠。不久又听到木楼上有响动，姊妹俩又问谁在楼上干啥。母亲说她取个东西，又催她俩睡觉。到半夜时分，刚刚入睡的姊妹俩被一阵很痛苦也很大的呻吟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跑到父母卧室前，但是推门推不开，门栓反插着，煤油灯也被风吹灭了。大女儿杨彩英情急之下从后门出去爬上后窗，砸破窗玻璃进入屋内，闻见呛人的农药味，慌乱中点亮煤油灯，就看见父亲杨伟名和母亲刘淑贞并排躺在炕上，已无声息，两人的胳膊还挽在一起……我听到此，做记录的手抖得写不成字。

姊妹俩随后才明白，母亲烧水是为了净身，父母的卧室地面上还留着泼洒的水痕，父母都从内到外换穿了一身干净衣服。母亲上楼是取剧毒农药，木楼是作为生产队的保管室沿用着，既存有种子，也有杂物，还有杀虫除菌的剧毒农药。姊妹俩懊悔不迭，曾有疑心，却仍然粗心大意，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从杨伟名被批斗完回家，到他和妻子双双烧水净身换干净衣服，再到他们夫妇喝下剧毒农药，整日整夜都下着雨。第二天，在某个公社造反派干部吆喝着“杨伟名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声响里潦草下葬的时候，雨下得更大更猛了，真可谓天公垂泪。

在我理解，杨伟名的自杀选择，无疑是一种绝望，一种彻底的绝望。一纸补天济世的《怀感》，把自己弄到这种死不下活不旺的处境姑且不论，而且把一个从穷山沟里跨进高等学府的刘景华害苦了——不是一般的惩戒处罚，而是坐以待毙！杨伟名曾有对《怀感》理论坚持不改的精神自信，也有面对批斗乃至跪铡墩等忍受肉体折磨的刚强，却承受不了彻底的绝望，且不说以生命之躯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我在户县采访结束时，想去杨伟名的墓前致礼，掬一捧黄土撒上他的坟冢。杨新民无奈地告诉我，原本潦草埋葬的坟堆，后来被一家小工厂征地建厂时抹去了，连他也找不到准确位置了。我便退一步想到，把杨伟名的思想和品格以及由此发生的时代性悲剧形成文字，权且当作那一抷无处抛撒的黄土。

这是2005年岁末月初，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从户县回到西安，我便急于寻访刘景华。我多方打问，得知刘景华平反后一直在广州某高校任教，电话联系倒也未有周折。我说明前往拜访意图，他很爽快地应诺，只是时间稍微推后，他正忙于学生期末考试，还要阅卷。他说春节要回老家，到时可以见面，也免去我劳神费事跑远路的折腾。我便和他约定待他春节期间回来见面。我等待他的电话，想到他从远方归来，又是春节，亲朋好友难得一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农历大年初二晚上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竟然说他检查出肺癌。我一下惊呆了。他又缓缓地告诉我，已经做过手术，恢复尚好，只是回不了老家了。我哪儿还有“纠缠”他的心思，连连劝他专心养护身体，采访之事暂且不管。他说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恢复很好，约我一月后去广州见面。

刘景华家住广州老城区一条窄巴的巷道里，临街两边全是卖各种生活品的小铺。几经打问，终于找到一幢平顶住宅楼房，抬头看见楼台上站着一位男子往街巷张望，看见我时便问是不是西安客人。我当即招手应声。我走到他站立的平台，握手问好之际，看见他满头稀疏花白的头发，胖瘦适中的脸上呈现着沉稳平和的气色。我依旧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他领我走进他的屋子，住室很宽敞，家具摆饰不见豪华，质朴实用。我和他坐下交谈，他谈到往事，不仅神闲气静，而且更显得淡漠。我意识到不单是时移世易痛定之后的超然，更当属他对把整个民族和国家陷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蔑视。他说话断断续续，我已经不再提问，不忍心看他说话的艰难，也怕过细地谈到曾经遭受的折磨使他伤心动情，肯定会影响正在恢复的病体。我能见到他已经很荣幸。告别时握着他的手，再看着那稀疏花白的头发，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在西安钟楼张贴声讨“文化大革命”檄文的风华正茂的刘景华，竟有泪水涌出……

2014年7月19日二府庄

又及：近十年前，先后寻访了杨伟名和刘景华，原想写块稍大的东西，却终未成事。遗憾且不论，这两位陕西乡党的伟绩一直搁在心底，竟成一种纠结。近日发生自我宽宥心思，作退一步想，把就我所知的他们的事迹记述下来，既向他们致敬，也注入我的文字存留。

《人民文学》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