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动地“万言书”

在我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看到秘密盟约时，我的脑袋里还浮现着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严俊昌是1978年要搞分田到户的，采取的是秘密结盟的方式，盟约文字不过两三行。而杨伟名是公开地建议，把一份名曰《当前形势怀感》的万言书投递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从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辩证和具体建议。座谈会上见到严俊昌时，杨伟名因为那份“万言书”而被迫自杀的惨相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顿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1978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1978年，而杨伟名的悲剧概出于1962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在走进小岗村之前的2005年岁末的寒冬时月，我曾到陕西户县寻访杨伟名这位被许多高人称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足迹。

此事发端于1962年春天。这是时称“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且不赘述乡民吃糠咽菜甚至剥树皮撸树叶拔野草填腹充饥的惨景。杨伟名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担任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尽管也相信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却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在水丰土厚的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灾能够导致广泛的生存绝望，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况且在民间早就流传着“金周至银户县”的民谣，户县在关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区，今年的旱灾虽有发生，但灾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的灾难。他们三人在商议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看到了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交谈几经讨论，他们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几条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

这里对杨伟名做一点儿简要介绍：1922年农历年末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读起，又熟习《四书》《五经》中的《书经》《诗经》等，生性聪慧，背记古文五十余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即使因贫穷辍学，他也一边种庄稼一边借来邻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师范和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自学。1946年7月，闻一多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为乡村邮递员的杨伟名在《陕西商报》发表悼念文章。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选派他到咸阳地干班学习培训，无疑是进入地方基层队伍的途径，却被妻子抱住双腿不得离家，随之脱离了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杨伟名积极参与并组建互助组和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大跃进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会计、文书，后来当选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而且把自家较为宽裕的房子腾出来，给村子里做食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他依然以负责任的姿态绝不盲从，写文章予以纠正。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意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1962年4月写《目前农村工作十谈》时，他已经写下十余篇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种偏颇现象的建议文章。他的《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刚写完三谈，便停止下来，开始写作《当前形势怀感》这篇近万言的文章，于5月10日完成。内有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进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

麻烦和后来的自杀悲剧，概出于这篇《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文章。

包括《当前形势怀感》以及杨伟名此前的十余篇文章，都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一书中，我不必再赘述其全部内容，仅点出《怀感》一文中令我尤为感动到惊讶的两点。一是他竟然敢于提出“恢复单干”，即包田到户，这是任谁都知道碰刀刃的事，他却直白地呈报各级党政领导。联想到十六年后严俊昌秘密结盟的事，是做了杀头坐牢的精神准备的，杨伟名等三人却敢于把《怀感》送到从公社到中央的各级领导手中，难道没有考虑如严俊昌们的严重后果吗？再一点是，他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概念，也与今天科学论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类似。

杨伟名把《怀感》寄出后，很快就引发了用今天的话说是“正能量”的积极反响。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在《人民来信来访反映》内刊上予以选载，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宣传动态》也摘要刊登，无疑是给各级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咸阳地区专员的王世俊很赞同《怀感》，亲自给杨伟名回信说“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告诉他“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而且把《怀感》和附信印发给咸阳地区的几位领导参阅，破例把杨伟名这个农民聘为该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也有非常举动，指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专门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并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由此可以判断，刘澜涛肯定读过《怀感》，尽管没有见到他的表态话语，也未能得知陶信镛和户县有关人士传达的刘澜涛书记的指示内容，但仅就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而猜测，起码是很重视杨伟名《怀感》的建议，也颇关心农民杨伟名这个人才。然而，恰恰是刘澜涛关于杨伟名《怀感》的相关资料，竟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导致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年轻人的灾难，也成为杨伟名的致命一击……

杨伟名和《怀感》的命运，不久就发生了逆转，不是一般的逆转，而是惊天动地的逆转。在《怀感》写成并寄出之后的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且不说会议的主旨，单说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讲话，直接点到杨伟名的《怀感》。毛泽东以文章中有“一叶知秋，易地皆然”的话题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毛泽东主席又问对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并甚为郑重地申明“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我读到毛泽东这段讲话时，首先敏感于其中“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这句致命的定性语言，这无疑是把杨伟名等三个党员的来信看成是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了。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刚一结束，9月初就有处理此事的工作组进驻杨伟名所在的户县七一大队了，而且是一个由省、市、县、社四级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杨伟名等三名写信人开始教育纠正的工作。

1962年8月上旬，在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的陕西省省长赵伯平给陕西省委打电话，询问杨伟名等三人《一叶知秋》的事，当属他亲自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讲话后的反应。

1962年8月16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随即全文刊登《怀感》，送省委常委阅读。前次该刊所作的《摘编》，是供各位领导克服“三年困难”决策的参考，此次全文刊登显然是供批判之用。

1962年9月7日，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与咸阳专署一位副专员，以及户县县委书记四人一起和杨伟名等三人谈话，且有四次，指出《一叶知秋》的错误。

1962年9月13日，中共户县县委将《一叶知秋》印发给县级机关和城关公社机关支部，明确在通知中指明其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观点、立场是非常错误的。

在这样由省到县的连番谈话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三人中最年轻的大队长据说没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大场面，最早表态认识错误了。支部书记贾生财起初尚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各级领导的连番谈话指明其错误的过程中，也表示知错认错了。杨伟名在最初一次谈话时，竟然神情自若且甚为自信地表示自己认识无错。工作组把杨伟名视为重点对象，不仅和他谈话，而且和村里的所有党员谈话，在普通社员中召开座谈会，指出单干的错误导向，党员和大多数社员一致表态集体化不能分解为“单干”，杨伟名陷入孤立。经过甚为艰难的思考，他写下了一纸检讨书，名曰《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在三个写信人先后认识错误之后，接着便是程序化的关于这个事件处理意见的汇报。户县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省委、省委对西北局以及中央就三个写信人的处理意见，共同的观点是三个党员主张“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之后，各级领导在各种会议上都有涉及这个事件的讲话，指出其错误是“退到资本主义道路”，最严厉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一次全会上说：“杨伟名们分田到户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就我能见到的各级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这一句是最严厉且最严重的，即“荒谬”和“反动”，而且足足是“十分”。

在处理杨伟名等三人的最后结论形成时，从县委、地委到省委的监委会意见完全一致：“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没有实际行动……党内不给纪律处分。”此事终算了结，支部书记贾生财调离七一大队，到竹器社任厂长；原大队长赵振离接任支部书记；杨伟名大约依旧做原来的文书、会计等工作。写到这里，我竟有一种感动，一封惊动毛泽东主席的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也已被毛主席定性为“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这个事件搞得从户县到咸阳专署到陕西省委再到西北局几乎“手忙脚乱”，况且有省委第一书记“十分荒谬十分反动”的定性，处理意见却是“不给党内纪律处分”。我感觉到一种温情，一种包容的温情，也应该是处于“三年困难”特殊时期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对此前狂热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的反思的效应。

杨伟名从此再未写过一篇文章，尽管仍继续着读书看报的爱好，却不写字了，似可理解。他也再无出奇之举，平静地生活着，颇动兴致地为一张全家照赋诗一首：“一胎两女喜孪生，不幸离母襁褓中。居鳏孤楚难抚养，乳娘分忧感衷情。流水光阴匆匆过，双双各长十齿龄。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敛露笑容。”这首诗大体体现着杨伟名此一时段的心情，前妻所生的孩子已长到十岁，他忽然动情赋诗，着意在不幸中遇到的后妻对孩子的“乳娘分忧感衷情”，“愁絮”表面是说丧妻后无人养育孩子的忧愁，内里显然也更有《一叶知秋》引来的麻烦到此时基本淡静，能够将“愁絮收敛”且可以“露笑容”了的宽慰。我揣测他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调整到可以“露笑容”的良好状态的因由，自然在于他本人的襟怀和自信，也在于他贤惠的妻子在此间尤为知心尤为小心的照料和关爱，然而，更关键的一点当在于各级党组织结论里的“不给党内纪律处分”的决定。

我在户县杨伟名的村子搜集他的素材时，人们讲了他的诸多趣事逸闻，仅述一例。某年他和队干部没收了一户社员的边角地，那位社员堵到他家门前破口大骂。杨伟名不仅既劝又压妻子的火气，而且别出心裁地端了一壶茶水送出门去放到骂人者面前，不言自明的意思是：你尽管骂吧，骂得口干舌燥了，喝口茶再接着骂……后来被一些高人誉为“农民思想家”的杨伟名，生活中是这样宽怀柔肠，也当是他能很快走出《一叶知秋》招致的麻烦的个性因素。

相对平静地过了四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成为他无法逃躲的致命灾难，却是因为一桩他意料之外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