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手边那摞厚厚的稿纸，我所有的知觉都是健全的。

稿纸上密集的黑色方块字在我的注视下骚动不安起来，像蚂蚁般开始遍布蠕动，以至跳跃。它们是一窝长出翅膀的蚁类，从我的左脑里飞到纸上，再从纸上飞向别处。流浪，或者定居，婚娶，或者单身。我用炽热的目光在无数黑蚂蚁中寻找最像我的那一只，我好脾气地寻找着，我准备更好脾气地触摸和爱抚她。我将寻找到她纤细的舌尖，亲吻她，研究她每一根触须。我握住她敏感的神经，与她对视和交流，用我周身的气息温暖和了解她，在我心的家乡，帮助她落户，制一只小小的木筏，伴她漂流海中，在海上为她安顿一个永不干涸的家和爱情。我得教会她追求和珍惜爱情，教会她懂得一只公蚂蚁对她示爱时的表情和身体的变化，教会她想念另一个人，而怦然心动。

安顿爱情？我怎么会把“安顿”这个动词用到爱情上？爱情是可以安顿的么？用什么安顿？我的爱情机缘还没有出现，我未曾真正感受过爱情，而我一直在幻想爱情，把幻想交给手指，付诸纸间。我没能经历过的事，怎么有资格教别人？我是一个蛰居卧室的幽闭病人，爱情对我来讲，就像一个戒备森严的堡垒。堡垒里面种满了世上仅有的奇花异草、玉树琼枝，散发着各类沁心的香味。纷飞的蜂儿在永恒的阳光底下采集粉蜜，蝴蝶飘舞的衣裙在漫天散落，裙里的主人裸睡在柔软缠绵的床间，与阳光缱绻；还有长满蔷薇花和草莓的绿色藩篱。我是蚂蚁。蚂蚁是我。是我的蚂蚁在一个幽闭的女人心间寻找不会干涸的爱情和家。这是城市里一个隐秘的童话，发生在我床上的那叠稿纸上。

我把像我的那只蚂蚁蕴育心间，层层叠叠。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患了幽闭症，成了一个幽闭的女子，我不想看到这个世界。是谁在很久以前对我这样预言过？是巴特？那个现在恐怕已经开始变老的男人？他在哪里？他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显得模糊，若有若无。假如他此刻站在我的面前，我会不会认不出来？在深植于生命中的那部分童年记忆里，在有限的一些面孔里，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模样。只剩轮廓。

幽闭不是病，我没病。幽闭是习惯，我习惯在任何时间拉严窗帘，锁紧门闩。幽闭不属于坏习惯，它可以让我的思想绽放、盛开而永不凋谢。它是我心灵的布衣，带着快感谋生。

我喜欢黑。我喜欢在黑里呼吸和尽情释放心中的所有念头，用这些如绿色藩篱般的念头装饰我的黑，而使梦变得色彩纷呈。黑是我的暗语，这暗语自我出生的时候起，就像一道天赐的符，晃动在我的脖颈上。

我在黑里寻找着梦。我想起了一首歌中所唱：

Whydoesthesunkeeponshining?

Whydoesthesearushtoshore?

Don’ttheyknowit’stheendoftheworld?

’Causeyoudon’tlovemeanymore

其实，我压根儿不懂英文，也不怎么感兴趣，可据说它将会成为世界语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定一个世界语言，更想不通为何是英语而不是汉语。我看着那些曲里拐弯的字母，心里头不太舒服。我依旧那么迷恋和维护自己的母语。可是现代中国人必须懂英语，甚至必须懂几门语言。这让我想起旧时的农村穷人，必须上学识字，才不会受人欺负和轻视。

我的床是宽敞的双人床，可我不习惯和另一个人同睡。我的床上，一半是我，一半是凌乱的书和稿纸。除了我那只长毛的漂亮猫宝贝，我不允许外人侵犯我这仅有的领地。

夜已经深了，我最钟情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聚拢过来，我在夜晚的精神比白天好很多。我倚着床头写着那些如蚂蚁般密集的汉字。

记忆始终统治着我的边缘思维，除非我的大脑像硬盘那样被格式化掉。如是那样，我已不再是我。

上班和下班是大多数人的生存走势，而我却没能将这走势持续下去。确切讲，我没能忍受到底。我不反对权力，我也不排斥官员，可我最无法忍受的是势利的嘴脸。

在那个不死不活的单位里，我是他们眼中最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一员。虽然，闲人远不止我一个，一包烟，一杯茶，一张报纸翻半天的写照似乎是针对所有行政人员的。或者，关起办公室的门来静声静气地下象棋，按捺不住时，大吼一声，楼道里听得一清二楚。刚开始心里一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习惯了，一笑了之。再后来，充耳不闻，抽各自的烟，喝各自的茶。或者，关系好的，悄声说点各自的事，谁也保不准第二天不会传开，但还是想做危险倾诉。要不，就无聊地说说昨天在家里看到对面四楼住的王科长家里的事，说他老婆从卫生间出来，边提裤子边往客厅里跑，连里面什么颜色的内裤都看得一清二楚。是那种老派的红底布满碎花的内裤，肯定是王科长亲手给他夫人缝做的，因为王科长不仅会烹饪，且缝纫机玩得相当好。又有人故作不平说，这就是住楼房的弊端，楼挨着楼，一块块玻璃窗跟监视器似的，只要没拉帘子，谁家有啥事便看得一清二楚。

你没事总盯着别人家的窗子干啥？什么叫缺德？这就是！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在马桶上坐一会儿，清仓处理大甩卖，把肚里的货整利落了，第二天脸色赛貂蝉。

貂蝉啥样？你见过？

不管啥样，人家的脸肯定是白的。瞧你那皮肤，灰暗蜡黄，斑斑驳驳，那全是毒素，你明白吗？

接下来，自然免不了一顿唇枪舌剑，相互贬损，不分胜负。

下班时间一到，立即收兵，打道回府。回头也许忘了这档子事，而与对方发生利益冲突时，便又咬牙切齿。

我曾经试图融入其中。在朋友群里字字珠玑、经纶满腹、幽默俏皮的我，在同事面前总也搭不上腔，显得木讷笨拙。他们所认为的幽默，在我听起来显得那么苍白，我搜肠刮肚也没能把笑拽出来。我还是回到我的办公室静静地待着，捧本书，耳朵被隔壁的噪音骚扰，眼瞅着日升日暮。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是眼瞅着日升日落，可人家种出了养命的庄稼，粒粒颗收。而我呢，我不仅没有粒粒颗收，反倒让时间把我的生命无偿地粒粒颗收。我的内心由此倍感焦虑。我竟然生发出要在某期刊物上登则征婚启事的念头。远嫁到某个生机盎然的庄园，种几棵会开花结果的大树，和一个陌生而善良的男人，那个可能会成为我爱人的男人共度此生。忽然，我因这近乎荒诞的念头而掩面窃笑。

那单位纯粹是一个樊笼，一个分着等级的阶梯式樊笼。樊笼里有精英有糟粕也肯定有弥足珍贵的稀世天才，可偏偏就缺了伯乐。精英，有头脑糊涂、自鸣得意的精英，也有真正的精英。真正的精英少之又少，不面临灭亡也属濒危人种。最致命的是，精英自己都辨别不了自己是否精英。

我的部门领导算是某个团体中的一个精英。可他偏就长了三副面孔，一副是奉献给提拔他的上司的，谁都不常看见；一副是给他老婆的秘密面孔，谁也没法看见；剩下的那副面孔就是给他所认为没什么现实价值的下属的，我是那其中的一个，在那副面孔里，我知道了自己其实连个棋子都不是。

我想到辞职。就在我还没把辞职的想法公之于众时，我的身体像个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蜂窝煤那般被遗忘在家了。我被释放了，这释放也割断了我的生活来源，我得自己给自己找饭吃。我终于逃离了那个樊笼。躲在自己的樊笼总比进出别人的樊笼要过得从容些……

我将头枕放在自己的一只手臂上，用梦境梳理梦境。

我的蚂蚁们也平息在厚实的纸页里，巴望着什么，似乎是在巴望着我，想让我再腾出思路与它们交谈。而我没有心思。那个奇特的电话，电话那头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仍然时不时地占据着我。我在奇怪，这是不是由于我孤独的缘故，但又不全是。孤独更多的时候像一堵摇摇欲坠的土墙，你可以推倒它，也能够重建它。

电话响起。我如电击般地抓起话筒。一个男声响起，在我耳边说：“我要米诺。”还是那个“要”字，这个字要命地击穿了我的心，波及我全身的每个部位。

可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感到极不舒服。声音来自原单位的同事小张，尖嘴猴腮，脸色蜡黄，像吸毒的人。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我就看明白了他眼神里的内容，那眼神暧昧无比也温情无比，可惜那份温情让我有点反胃。

“米诺，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西餐。”

“张同志，谢了，我在写一个长篇，以后别打电话给我了。你请别的女孩吧。挂了。”

我说罢就挂了电话，挂得毫不留情，也挂得有些沮丧。现在写长篇小说成了我不折不扣的挡箭牌。什么长篇啊，我望着面前那些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感到莫名的恐惧。我怎么会选择这种非人的劳作？这让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的《红轮》，近千万字的内容花了他七十年来创作。“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这首引自赫尔岑《钟声》的话成了《红轮》的开头……我的书架上就有这套书，看着就让人肃然起敬，同时也后背发凉。

我不喜欢米诺这个名字，我试图改称诺米。总之，我不再认为米

诺是我，或者我是米诺。我应该是米诺之外的那个女人，或者不是女人，只是她身体里某种不死的基因，随她去任何地方，即使米诺死了，我仍然存在。我是我，米诺是米诺。

我其实是一枚四处流传的基因，在这整个事件中流窜，随着米诺，或者随着别人去看望别人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米诺的身体里，我已经全部领略到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看过预演，但我必须让整个事件，包括记忆，像将一袋大米倒入另一袋大米般细致。

不过，我现在仍喜欢使用米诺的声音和生命，来面对周围。

电话铃又响起。